原文鉴赏：
先是，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管天下盐铁。弘羊作平准之法，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欲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万物不得腾踊。至是，天子巡狩郡县，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山东漕粟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馀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
感悟：
汉武帝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桑弘羊的经济保障实在是居功至伟。从战国到汉朝，虽然最高统治者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思路，但商品经济在被打压的状态下依然显示出勃勃生机，说明人类社会真的需要互换有无的商品经济来维持基本运转，这是社会大势所趋，压制不如利用。所以，桑弘羊的经济政策与管仲一脉相承，具体如下：
1、盐铁、酒类专营。其实管仲要比这个还狠，管仲的本来意思是，山河矿产等自然资源，都应该是国家所有的！但具体实施起来，能称得上暴利的，还要属盐铁，酒类虽然是生活必需品，但其实很难控制，所以重点就放在了国家经营盐铁而牟取暴利。当然，国家在盐铁方面专营，也不见得就是与民争利，因为如果是豪强经营，则好处都给了豪强，也有了和中央抗衡的实力，这可是祸患，所以，与其私人盈利，不如国家拿了好处。
2、算缗告缗制度。就是让富户自己主动申税，主动交税。收的税多少按照财产多少进行计算。相当于是从人头税进步到了财产税，是保持贫富差距不至过大的一种好政策。当然，算缗告缗制度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商人的经商积极性。
3、均输。就是政府进行物资倒卖，相当于国有的物资贸易公司。政府主动下场，充当商人的角色，把商人该做的活都揽到自己手里，当然，利润也揽到了自己手里。这一点其实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如果到处是国有企业，因为没有鼓励创新的机制，商业创新的动力就会缺乏，没了商业创新，商业社会也就停留在了倒买倒卖的阶段，停滞不前。而且，官办企业的低效、不专业、腐败，也成为难以解决的顽疾。
4、平准。就是政府进行物资战略储备，在关键的时候拿出来进行平抑物价，限制投机。
5、收回铸币权。禁止私人铸币，当然不是你禁止就能禁止得了的，私自铸币如果利润很大，谁都会铤而走险。直到三官钱的出现，才杜绝了私人铸币。这其实并不算行政手段来收回铸币权，而最终还是靠经济手段实现了铸币权的收回。
6、假民公田。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租用国家的土地，给交公粮就行了。
7、移民屯垦。类似新疆建设兵团，让边境自收自支，自我防御，减少国家对于边境安全的支出。
8、纳粟拜爵。这只能说是应急之法，真的不能算是一个好主意，尤其是让所有人都能参与纳粟拜爵。既然我买来的官，那我当官以后自然就要把本钱捞回来……后面紧跟的，就是吏治腐败了。
总体来说，桑弘羊先生，突破了之前以农业为纲的经济治理思路，创立了商业兴国的先河。桑弘羊的经济手段，为后世很多经济学家借鉴。如宋代的王安石，就沿袭了桑弘羊的经济办法，并试图和桑弘羊一样，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则反驳说：“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这句反驳，初看这下，确实很有道理。毕竟，政府本质上就是一个健全的黑社会，它本身不从事生产，不产生社会财富，只是靠强权来获取社会财富的掠夺者。政府拿的社会财富多了，自然人民得到的就少了，这可不就是与民争利、竭泽而渔，毁坏执政根基的事情么？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司马光的反驳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漏洞，这里混淆了一个事实：社会的对立面不是只有官和民的，民本身也是一个分层的阶级体系，比如富户和佃农的分化。当民本身内部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时，一样会产生民不聊生、底层造反、江山易主的危险。因此，政府如果针对富人进行征税，不仅能增加财政收入，而且能缓解民众内部各个阶层之间因贫富差距产生的阶级矛盾，更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当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分化，让一部分人脱离实际生产，只负责财富分配的阶段后，就表明社会总财富已经完全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基本温饱需求，所以矛盾的关键就集中到了财富分配问题上。如果国家任由民众内部的阶级分化，贪婪自私的人性配合上冷冰冰的经济规律，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富户豪强将大部分社会财富吃干抹净，底层人民陷入困苦甚至难以为继，最终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国家对于富人的限制，是十分有必要的经济干预行为。
哈耶克说，市场经济本身能自我修复，所以坚决反对政府进行经济干预。但是，所谓的市场经济的自我修复，换句话说，就是残酷的优胜劣汰啊！！哪些被淘汰的底层工人，就活该要退出社会生产，自我毁灭么？我们平常说自然界的优胜劣汰法则，我们不应该干预，应该让自然界实现自我修复。但是如果你置身在人类社会之中，也要同样地冷眼旁观人类社会中的优胜劣汰法则，那对于底层民众，实在是太过于残忍了吧。
虽然说，论经济不能论仁慈，因为经济从来都是冷冰冰毫无温度可言的科学。按照经济学的看法，如果被淘汰的底层过多，造成了社会不稳定，然后战乱，然后再战后重建，经济再次腾飞，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自我修复实现。但哪个国家会眼睁睁看着战乱发生？哪个国家的普通人民期望战争来临？如果能用政府手段，延缓这种经济崩溃的发生，甚至能够在延缓的过程中等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软着陆，不是更好的选择么？正如宋代的以工代赈，或者现代的凯恩斯主义，都是在经济灾年对底层进行赈灾，试图熬过灾年，等待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来临。
同样是经济着陆，这种软着陆，比之战争这种硬着陆，不是来的更温和、更人性化么？这也是政府存在的一种意义所在吧。
所以，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其实并不是在动摇国本。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也并不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而是将税收从农业扩展到商业的一次壮举。
只不过，汉武帝太能折腾了，花钱太厉害了，为了应付汉武帝的穷凶极恶，桑弘羊在这些正常的经济策略之外，还实施了一些如纳粟拜爵等昏招，同时，官营经济的低效、腐败也成了儒生攻击桑弘羊的一个重要论点，这些都值得我们后来人警醒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