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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进、西拓、南沿、北控。

尤口的变迁史高度浓缩了南昌城市规划东进的发展进程。

尤口现今只是个曾经广义的地名,它三面环水,北临大江——赣江南支,东西靠两湖——瑶湖、艾溪湖。短短二十多年,尤口分拆离合,这个原属南昌县的行政乡已消失在历史的记忆中。

资料显示,南昌市前后从南昌县那里获得征用了350平方公里的土地,用来扩充南昌的城区。而城东主要就是原尤口和麻丘两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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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口在1956年属南昌县尤口区,

1958年设尤口公社,1984年改乡。

自此之后,尤口加速变迁。它从一个南昌县的大乡,先被郊区蚕食了一部分。1995年6月尤口乡的广阳、艾溪、南塘三个行政村和尤口村的邓坊、稳家两个村民小组,划归郊区管辖,和郊区的其它地方组建京东乡。

2001年10月,南昌市又决定将艾溪村、南塘村、广阳村、邓坊村、艾湖村、鱼尾村、北沥村以及市水场委托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并于同年12月,在此基础上成立艾溪湖管理处。

同年由原南昌县滁槎镇、尤口乡和瑶湖水产场撤并而成昌东镇;

2003年4月,市里最终画了一个圈,

把隶属南昌县的昌东镇、麻丘镇划归高新区。彼时西拓的红谷滩、九龙湖业已成型,

东进的昌东镇由此成为南昌市城市规划“一核五片”的重要东部组团。

这一演变,南昌城区又增加了几大湖,

英雄城于是“湖了”,由此变为“水城”。

过去人们熟知的尤口实际就是原来的昌东镇和艾溪湖管理处的范围。如今的昌东镇辖25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

不光乡的变迁沿革比较频繁,

下面各个大队也就是各行政村的变化也比较大,估计不是当地人,很难扯清。

充分体现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解放后的的人民公社期间,

为便于集体生产,“扩社并村”,

小村于是变大村;

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

为使分配不至于过分复杂,

往往又大村先变小村。

在这期间,往往还出现村里几大姓不合,互不买账,干脆又再次分拆。例如曾经是高新区“大地主”的京东镇的梁万村与何兴村原来同属一个大队后来分成两个村。

这或许就是所谓“单干之风”惹的祸。

扯不清的还有外人更难分清的亲戚关系,

由于几百年的通婚历史,尤口虽然有几十个村,但仔细掰扯起来,很容易彼此攀亲带故,而且过去婚嫁往往是亲戚之间互相介绍,就更出现亲上加亲的错综复杂的农村姻亲关系。

一坐到酒桌上,

往往某某称呼就变成了尤口范家的女婿,艾溪胡家的母舅,长胜龚家的姐夫,钱岗刘家的叔,阳门欧阳的姨爹。辈分一大,还会被尊称为诸如南塘徐家的太公。如若是同姓宗亲,一般还会问是哪个“房下”的。

这让外人更是头脑都摸不清。

尤口乡的尤字原来是有三点水旁的尤,后来简化为尤字,估计是南昌土话的发音致使尤口在当地都说成“秀口”,就像老徐的老家标准的叫法应为“南塘徐家”,但往往发音演变成了“南昌徐家”。

尤口人自嘲:八、九十年代,

尤口当地的诈骗活动曾波及全国,惊动了高层,领导打开地图,竟然发现找不到尤口这个地方,当年的地图上只标注了滁槎。再一问“秀口”到底在哪里,当地基层为了推脱,便表示我们只有尤口,没有“秀口”,查无此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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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殿可以说是尤口一带的图腾。

解放初期的尤口公社合作社就曾在这里办公。

在当年村民大都住矮破茅草屋的时代,这里曾是尤口的地标。太子殿与尤口老街都是过去尤口商贸人气最旺的地方。

也许若干年后,乡村都拆的不留痕迹,

但只要太子殿还在,尤口一带的人似乎就有精神的归属,就像现在新建的农民公寓里往往重建了各姓的宗族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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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太子殿已是地铁一号线的站名,

外地人初看到这个名字,不免产生一些联想。

但太子殿的来源其实至今都没有确凿的考证,也扯不上什么皇族关系。

倒是有一种说法,

把太子殿的名称由来联系到滁槎对面鲤鱼洲厂部的“天子庙”,以及旁边的“将军州”。

这几个类似名称的起源都追溯到元末民初在鄱阳湖发生的朱元璋大站陈友谅的历史,这似乎逻辑上有点说得通。

太子殿香火依然很旺,

只不过它如今隐匿在光明村的街巷深处。

太子殿前面供奉的是“太子”,后面就是普通的佛教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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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走在紫阳大道两侧,

车水马龙,地铁穿行,高楼林立,一派城东CBD的景象。

不得不佩服绿地集团的眼光,政府指向哪里,绿地就开发到哪里。除了高校园区,绿地是这一带最早进驻的开发商。

“绿地的房子我们余干人买去了一半”。

与尤口自古就有较多生意交往的余干人颇为自豪地说。瑶湖大桥的开通对余干人也是重大交通改善,否则过去他们到南昌,陆路上坐车都要三四个小时。

而抗战时正是由于交通不便,许多南昌城里人为躲避日军,也往往选择从水路“逃反”到余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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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口当地人估计短期就没有买房的必要。

托政策的福,许多村民拆迁后都至少分了N套房。当年听说要拆迁,一些结扎多年的都纷纷去华山医院动手术。这也是“多生儿子”至今在乡村还是根深蒂固的一个重要原因。

乡民现在也集体“被”上了城镇户口。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早年的“农转非”是绝大多数村民遥不可及的幸福梦想。

可如今,那些当年被他们羡慕万分,能够出去进厂当工人的很多原住民,又绞尽脑汁把户口转回来,想蹭点“分房到户”。

还是南昌老话说得好,

“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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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老徐仍然记得小时候,

去尤口老家做客时吃的那碗加了三个荷包蛋的鸡汤挂面的鲜香味。

当然那次是提前一个晚上去亲戚家里吃喜宴,否者是吃不到那一层黄油的土鸡汤面。

回忆里时常出现这样的画面,江风呼啸的富大有堤上,小脚的奶奶牵着我,一老一少步行一个多小时,从江纺的家中沿富大有堤经过鱼尾闸的王家去老家做客。

八十年代初,农村生活已经局部好转,

提前富裕的老家亲戚至少能在结婚的时候,摆上丰盛的流水酒席。老徐自小是个吃货,对于这种美差,虽路途较远,还是不辞辛劳的。那时就惊叹农村近百桌的流水婚宴;

记忆深刻的还有办殇事时,请“八仙”抬棺,还有那一进来就顿足捶胸、呼天抢地的妇女,转眼就能切换到毫无伤感的在酒桌上大快朵颐的情景。这其实就是我对尤口老家最深的记忆。

据说过去老家春节时,

家家都会排队去祠堂祭祖,把鸡肉鱼放在祖先的牌位前焚香祭拜后,再端回家过年。现在好像是正月初二吊谱,十三祭祖齐客。

当然尤口各村习俗相似,但时间往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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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回头才能看清楚,

普通人只能是时代的棋子,据此各安天命。

老徐奶奶的老家是氨厂旁边的长胜龚家,

解放前家里实际上已经开始在南昌和周边做生意,也就是那时,她和也从老家出来作生意的爷爷认识,当年就在如今的广场东路搭了个棚子住了下来。

解放之初,听说农村土改可以分田,

奶奶的几个哥哥就回到了老家,重新做了农民,结果苦了几十年;没回去的就顺势陆续在南昌一些工厂招工时进厂当了工人,虽肯定也谈不上富裕,但比农村还是强多了,

由此改变了几个家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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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虽是家乡,但客观评价,

尤口历史上似乎也没什么较大的存在感。

近代没出过类似罗家集的“佛塔胡家”,三江口“蔡家”、幽兰“万家”,墨山“梅家”、冈上月池“熊家”以及新建大塘程家等南昌近代比较有影响的世家望族。

这些世家往往通过科举功名,

深深影响了南昌地方政治。

从历史底蕴的角度,

尤口也不及后来被兼并的滁槎镇。

大众看历史,看到的尽是帝王将相,

所以会觉得“进士”都稀松平常,

可是回到现实,过去能在乡间中个举人都已算“祖坟冒青烟”,细数尤口各村,哪个姓能真正称为“耕读世家”。

尤口八十年代,村里能出个大学生都已经是乡民惊动的大事件。

李市长说他们进贤“西湖李家”过去六百年没出过一个读书当官从政的,说穿了穷是硬道理。

现在看到那些抗日神剧就要换台,

至今还是喜欢看电视的尤口老人如是说。

抗战时日本鬼子除在塘南、罗家集驻扎了部队。还在尤口长胜村过去的长旺庙短暂驻扎过。

因为据说后来这里的人打死了一个日本兵,鬼子大怒,一把火烧了整个村,也把曾经香火兴盛的长旺庙也烧的一干二净。

对于那段民族屈辱苦难的岁月,

有家中老人回忆,当年就在尤口这带亲眼目睹,国民党近一个连的兵力硬是打不过三、五个小鬼子;当年一两个鬼子进到尤口几百户的大村,就敢烧杀抢掠。

国弱怎可民强,一定要正视牢记那段历史,

而不要为了迎合部分年轻观众的口味,搞那些雷人的抗日神剧。

三面环水的尤口,自古进城一条路。

从瑶湖到南昌自解放前就有条青石板路,横的一块,竖的一块铺就,据说这是长胜村的一个卢姓大地主修的。

广阳胡村由于地处尤口过去到南昌的必经之路,

也即现在艾溪湖南路的老路,加上民风彪悍,人口众多,势力很大,过去尤口人一般都比较忌惮胡家人。

紫阳大道原来是条泥巴路,

过去也叫四交通路,虽然被艾溪湖断开,但还是延续原来北京路的叫法。

文革期间,程世清主政江西,

将全省整成了一个兵营,军队的建制在赣鄱大地上全面铺开,无论是学校、机关,还是工厂、农村,几乎统统编成了团、营、连、排、班。在农村,一个公社就是团部,大队就是营部。

1970年,程世清推行“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在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建在山坡上”的所谓“新村图”。

那个时期尤口各个村也都强行建设了此类营房排列的新村。

乡民回忆,“程政委”那时经常就带个司机到尤口各村微服私访,到处检查新农村工作推进情况。

程世清下台后,

有些村民顺势借口住在这里“不发人”,这种理由在传统农村思想中足以上纲上线,于是有村民又陆续回到祖屋重新建设,几番折腾。

虽劳民伤财,但程世清或许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最早探索者,只是他个人知识结构以及时代的局限性,此举成为过去农村建设的深刻教训。

但也是程世清,

当年因为把新建大塘的程家大屋(汪山土库)作为阶级教育的展览馆,阴差阳错的把这个江南少见的清代建筑群完整的保留下来。

当然民间还有另外的说法,

认为程世清当时私下已认了与程家大屋的宗亲关系,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保护了汪山土库。

程家人帮程家人,尤口人却要感谢“游家人”。

2002年,要不是已故的前师大校长“游海”坚持选定师大新校区搬到瑶湖,政府规划的昌东大学园区也不可能迅速成型。

师大“头羊”一来,江西科技学院、南昌工程学院、江西外贸外语学院、江西现代学院等七所高校纷纷落户昌东镇。这给昌东镇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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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口缺什么来什么。

从此不仅有了“书香仕林”的风水气场,

更成为村民就业、创业、店铺和住房出租的最重要的客源。

当年各个高校的大规模建设也让部分乡民顺势转型做起了工程。

听闻因为老家村委会的运作筹谋,

现在南塘村里的小孩都能上师大附小,

这的确为村民做了件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过去制约乡村发展的因素,归根结底还是教育水平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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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口,尤口人多地少,

不搞副业,怎么得了”。

这是原尤口公社书记经常讲的。

讲这话时估计已是改革开放后,

否者这句话如果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

就应该说成“尤口,尤口,人多地少,村村副业,自古就有,不抓阶级,怎么得了”。

一部尤口的民间经济发展历程,

也折射了尤口的经济发展史。

过去的尤口主要就是种植水稻,缺乏所谓的经济作物,虽临江靠湖,但瑶湖当年是南昌县水产厂的资产,艾溪湖又是南昌市水产场在经营,尤口只有东谢村有些传统的渔业捕捞。

的确,不搞副业,怎么得了。

为了“活命”,尤口人自古就会跑江湖。

解放前,尤口很多村就有其特色副业,

就有挑担到处做生意的传统。

例如阳门村过去的致富经就是:

日上做粉,夜里做糖(用糯米做成,敲着吃的麦芽糖),阳门的胡村还做蜡烛,整个阳门一带副业发达,号称“小美国”;

杨家村走乡串户,换方换鸡毛;

楼厂胡家人擅长泥工、木工,所以如今尤口胡姓人做工程的比较多,估计有这个传承;

太子殿的光明万家专从余干贩鸡贩鸭,送到南昌卖,口号是:“我们不养鸡鸭,我们只是南昌蛋禽市场的搬运工。”

老家南塘村解放前就是出了名的“家家有铁机”(织布机),专做织布贩布的买卖。

据说解放前的孺子路就有半条街是徐家一个大财主家的物业。

勤快的村民为了多赚几个,有时甚至挑到九江庐山的山上去卖。

余干的瑞洪和永修的涂家铺是尤口乡民比较集中前去的地方。但整体上尤口多是做跑单帮的小生意,勉强糊口,一般到解放前也就混个中农、富农。江西民间远不如江浙自民国以来浓厚的工商业的氛围。尤其是工业这块。

但即使解放前能够发家致富又能如何,

也逃不过“驮阶级”的宿命,历史往往造化弄人。

七十年代中后期,政策有所松动,

勤奋能吃苦的尤口人也就“一松绑就能玩出花样”。一些头脑活络的尤口乡民就开始了换粮票、布票的所谓“投机倒把”的生意。

他们在农村收来鸡蛋,走街串户,偷偷摸摸到南昌城区换粮票。

天地佐证,当时绝对是正宗的土鸡蛋。

由于尤口人有跑江湖的历史渊源,

那时乡民就知道九江的湖口、彭泽产棉花,村民手上有多余的布票,于是开始先“造角”在南昌搞到一些类似南昌袜厂的袜子,油脂化工厂的肥皂到棉花产地村民家里换布票。乡民生意已经开始扩散至在南昌周边乃至九江地区。

那时南昌八一广场百货大楼一带就是尤口乡民贩卖粮票、布票的“据点”。

当年各生产队由于地少人多,

反正出去搞副业的人要向队里交钱抵公分,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部分村民开始资本的原始积累。

那时还没有身份证,去外地往往要公社开介绍信,但多数乡民不可能有关系开到,也为了省钱,经常风餐露宿,还要冒着被抓的风险,

其实都是被逼无奈,农村实在太苦了。

头脑灵活,勤奋加苦干,

尤口民间经济最初的起家历程和江浙、福建一带非常相似。

在此之后,改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但尤口当地民间经济发展却摸向了“灰色”的石头,部分乡民走了一段并不光彩的致富路。

历史最初的起点,据说就在太子殿附近。

尤口的乡民抓住了几个在街上卖假银元的福建人,一番拷打下,不打不相识,并且化敌为友,不仅学会了他们的手法,还搭上了进货的渠道。

尤口后期很多人做的那些生意,

货源大都来自福建石狮等地,

比如假银元从福建进来后。村民就用皮鞋油、黄泥巴反复搽涂“做旧”;

假丝绵估计是当地人的发明,

往往从化纤厂进到一批边角料,撕成细条后再用锤子不断敲打,几毛钱一斤的工业废料转眼冒充变成了近十元的丝绵。

而假表最多也就只能走的一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如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何况远大于此。

于是铜钱滚至,淳朴净失,乡民穷怕了、比怕了,在巨大利润的刺激下,纷纷效仿,自此尤口人开始从南昌开始,走向全国。

老徐小时后听到的诸如“猴子、媒子”的叫法,最初就从老家听到的。

俗话说“为尊者讳”,谁不夸自己家乡好,但这是尤口民间经济发展的一段抹不掉的真实历史。

而相较他们当年的“师傅”,福建乡村的经济产业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提升。起步之初,都有些许制假贩假的原罪,但他们一步一步,由灰洗白,产业升级,如今走向品牌生产经营的康庄大道。

尤口当地虽说做这些生意只是历史的某个阶段,但至今还是受其影响,最近十年做电玩,去澳门做“曡码仔”的尤口人相对南昌其它区域就比较明显。

作为尤口人,应该值得反思。

如果再细究原因,尤口的经济发展,

有天时但缺地利;虽有人和,但无“带头大哥”,尤其民营集体经济。

首先:三面环水的地理环境,使得尤口过去交通极其不便,也无较大的拓展空间;

其二:尤口长期隶属南昌县,

属于农村,税赋较重,区位毕竟不能和原来城乡结合部郊区的那些乡村对标。八十年代初,郊区的村办企业已经可向银行贷款,而隶属南昌县的私营企业却没有此类似的政策扶持,所以即使尤口人想开办实业工厂,也大都不愿在当地开,这些都制约了民营集体经济的成长发展。

最后一点也很关键,

尤口民间虽有经商的传统和基因,

也就是所谓的“人和”,但是往往各自为战,未形成规模化的特色产业。

反观原郊区的顺外、湖坊、热心、进顺等村

在曾荣苟、魏牛庚等乡村带头人的组织引领下,勇于尝试,不断创新,高歌猛进地抓住了当年民营集体经济蓬勃发展的最好时期,跃升到更高的平台。

尤口人“踏进江湖赶了个早”,

但当年的民营集体经济“打了瞌睡,困了懒觉”。

身处大江大湖,也缺乏“带头大哥”,

致使尤口始终没有出现改革开放“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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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站在紫阳大道云中城的高层,

俯瞰整个城东,颇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时代变迁的感触。

短短几十年,随着迅速扩张的城市化进程,

尤口周边那些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不变的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落再也找不到小桥流水人家的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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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速滚动的历史车轮碾压下,

尤口天翻地覆,换了人间。

尤口的名称已成往事,

如今乡民已散居各处,

但根始终在太子殿周边。

聚散终有天注定,一枝一叶总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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