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哈根的创业家大多产生于受排挤的少数派,是这些人的创业才带来了一国的发展。哈根引证的案例符合历史事实,但这一观点只适合于小国,对大国不适用,因为一个大国的发展需要很多创业家,只靠少数人不行。另外,任何国家都不能为了迫使一些人创业,人为地制造歧视。特别是在一个大国内部的一个区域,被排挤的移民或宗教徒为数更少,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内基本不存在。

第二,麦克利兰的民众普遍的“成功需求”导致走上创业论。这一观点比较适合处于较高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国民受教育程度较高,其事业的成功欲也比较强。而对于处于比较传统的农业社会来说,人们受教育程度低,事业的成功欲也低。他们只要依靠当地的农业资源过上温饱至多小康生活就满足了,一般不愿冒着风险去创业。所以,麦氏的观点在本讨论的范围内同样不适用。

3、江浙地区的创业家群体是怎样形成的?

就促进创业家群体形成的因素而言,决不是唯一的,但必有一个是根本的,其余因素是次要的。无论是温州还是苏南昆山等地,大批创业家的涌现,盖出于人均耕地极少所造成的生存危机。具体来讲,浙江温州历来人多地少,具有从事工商业的传统。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人均耕地不足半亩。苏南人口密度最大,改革开放后,受到周边城市扩展的挤压,人均耕地越来越少。这些地区单纯依赖农业资源不但过不上好日子,甚至连生存都困难。至于新的出路为什么一定是普遍的投资创业?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1)鸦片战争后,“西风东进”,上海首当其冲,江浙得风气之先,颇受上海商业氛围的影响;(2)晚清洋务运动和后来的民族工业主要分布在“长三角”一带,不可能不产生涓滴效应,其工商业文化种子一定会适时蓬勃生发;(3)历史上的“长三角”地域商业文化源流的影响。

四、缺乏创业家形成的土壤是安徽发展滞后的真正原因

1、 安徽民众过于依赖农业资源

安徽的人口密度低于江浙,人均耕田面积大于江浙。在正常年景下,安徽除皖南山区少数县外(后面有专论),其他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依靠农业资源可以维持生活。安徽尤其是皖北在区位上濒临中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大,少有江浙一带历史传承下来的的商业基因。所以说,安徽缺乏创业家形成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所涌现出来的安徽籍的创业家从绝对量上讲也有一定的数量,但与江浙相比,在各自省份总人口中的占比还是很低的;而安徽的出省打工者队伍则是浩浩荡荡,是全国六个劳务输出大省之一。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历史上的鱼米之乡,天府之国(即农业资源相对优越,民众相对富裕的地区),改革开放后没有一个是创业活动风起云涌,创业家群星灿烂,经济发展全国领先的 。

2、安徽历史上徽商效应的外部化

说安徽缺乏创业家形成的土壤,那么,对安徽历史上名誉遐迩的徽商现象怎么解释?这是本文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徽商形成于宋代,全盛于明未清初,主要来自皖南的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和绩溪等若干个县。这几个县山峦叠嶂,在历史上人均耕地极少。徽人被迫走上经商之路。由于在历史上货物主要靠水运,貫穿皖南境内东西走向的新安江为徽商的运输提供了天然条件。徽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主要在新安江下游的临安、杭州一带经营。他们在老家有妻小、房产和田产;在经商地又娶妾生子,组成新的家庭。徽商长年累月到处做生意,只有每年春节才回徽州老家一趟。

徽商讲究诚信,经营有道,其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所覆盖的地域越来越广。到了明清时代,所积累的财富惊人,少数领袖人物富可敌国。徽商现象固然值得安徽人骄傲,但也有令国人,尤其是令安徽人遗憾的地方。后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近代徽商所积累的的巨额货币财富较少用于投资兴办民族工业。到了清代的中晚期,西方国家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清政府已定下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基本国策 。晚清深受清政府倚重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朝庭重臣都是力主洋务、创办实业的 。徽商完全可以順应时代潮流,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技术和管理,转向发展民族大工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徽商虽然也支持过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但所投甚少。徽商的货币财富主要用于捐官、购置田产和兴建牌坊上了。

令安徽人遗憾的是:相对安徽来讲,徽商的巨大商业效应外部化了。前文提到,徽商的真正商业基地或大本营建在浙江的临安和杭州一带,后来又溯大运河而上扩展到苏南地区,其商业活动长期在江浙。徽商所积累起来的宝贵的商业理念、创业精神、商业道德、商业技能,还包括产业和财富主要播撒在江浙“长三角”地区。徽商文化对江浙“长三角”地区后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日。由于历史上陆地运输的困难,徽商在安徽几乎没有向北迈进一步,因此,对安徽本身的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

3、安徽的地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不利于创业家群体的形成

安徽社会精英人士偏好政治,津津乐道于官场、人事和关系网,而对投资创业历来兴趣不大。安徽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基本上是唯官是尊,不太看好商人和专业技术人才。安徽的优秀人才一般取向于进党、政、军机关谋求一官半职。安徽的这种社会氛围使我想起了17~18世纪的法、英两国的情形。当时的法国等级观念严重,一流人才搞政治、进军界;二流人才从事宗教和社会改革;三流人才才去办实业。这就造成了法国工商业的落后和农业的凋零。与法国相反,英国的国土和人口规模小于法国,自然资源条也不及法国。然而,英国的社会精英带头办实业,连最尊贵的皇室年轻贵族都到农村创办起了近代企业化的家庭农场或牧场。当时,在英国,成功的商人可以与贵族通婚,大富商可以获得皇家的爵位封号,变得既富又贵。在英国历史上,这种祟商的社会价值观和商人的至高地位激发了大批的优秀人才投身实业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英国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

安徽省内,因创业家人数少,实业不发达,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劳务输出必然是大量的。安徽是全国六大劳务输出大省之一。安徽大批的农村劳动力出省打工,固然能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对绝大多数打工者来说,不可能发财致富,靠打工进入社会中等收入阶层。因为他们将所创造的财富的2/3以上奉献给了打工所在地了,因此,真正促进的是输入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打工者的家乡则山河依旧。这就是马太效应的无情,这就是安徽的悲哀!安徽如此,江西、湖南、四川、河南和贵州等劳务输出大省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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