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和2022年，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位列全国首位，“十三五”期间，上海同样是排头兵。从全国排序来看，这是可圈可点的成绩。不过，要衡量农民收入增长，还有一个被国际看中的概念，叫“城乡居民收入比”。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共同富裕”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与本质要求，与此相关联的，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成为与“共同富裕”直接挂钩的两个指标。由此，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是上海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聚焦农民增收，则是上海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然面对的考题。

谁是“农民”？

据上海市统计局提供的2022年数据显示，上海农业户籍人口约有120.9万人；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农村常住人口约266.15万人。统计意义上的“农民收入”，就是指农村常住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据上海市统计局相关数据，在上海，不分户籍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约有25万人，另据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在特定时段监测，不分户籍从事规模化种植经营的相对固定从业人员约4.9万人。

由此，这些上海户籍农村常住居民和农业从业人员的增收与保障，就是这道“考题”主要聚焦的两类问题，而它的背后关联着不同的脉络与答案。

2023年2月，市农广校组织上海市首批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班的全体学员走进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感受美丽乡村中的“藏富于民”。

连城带乡 融合发展

普惠农村居民

“即便看到，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国内居首，特别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在缩小，但也仍然要意识到问题。譬如，城乡区域的不平衡，收入结构的差异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性，收入差距的绝对值等，都是比较明显的。”上海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2022年，上海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1，而对标欧洲，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小于1.5，“我们更清楚差距。”

当前，上海探索现代化大都市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将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牢牢耦合，“双轮驱动”的多种路径探索，其目标都指向了“农民增收”。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就提出，中国要形成一个良性的城乡关系，就要通过城乡融合，要寻找能够使城市、县、镇、村庄之间有效衔接的区域。在长三角、珠三角这些经济已经高度发展、城市跟乡村之间已经形成有效联系的区域，就呈现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形态。

何以“双轮驱动”？上海的“五个新城”“南北转型”建设，正按照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向前推进，这为统筹谋划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抓手；也看到九大涉农行政区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阵地，正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动下积极发挥着纽带和连接作用。唯此，为农民增收拓宽渠道提供了空间。

90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建成便是成果之一。看似是以点为阵，各个击破，但这90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建成，无一不需要区、镇乃至市级的统筹协调，从土地使用、产业规划到人才、资金的引入，90个“突破口”所积累的先期经验，落脚在努力“拉平”乡村与城市发展相配套上。

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平移项目的开展等，一系列高起点、高目标的“破土性”操作，为乡村建设带来了制度性创新。由此而来，乡村区域资源活了，农村建设用地的“瓶颈”正试图被打开，多元化通道的呈现正在为镇、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造血寻求机会。也只有这样，农村居民除工资性收入之外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才有进一步“放大”的可能。

镇级“连城带乡”的区域功能作用正在“蓬勃生长”。近两年，“镇”已经成为统筹盘活农村区域的基本单元。由镇级统筹谋划和参与的农村集体资产合作与入股，诞生了不少创新模式，带动了乡村产业集聚式发展；以镇为单位的乡村公共服务整体升级，让乡村风貌呈现出了新的冲击力。

这就不难理解，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红利”之下，连城带乡，促使区与镇的“空间黏合”正在普惠乡村。今后，还将有更多培育和成熟的“连接点”惠及农村居民，串点成线，由线及面。

多元路径 系统推进

促进农民共富

全面看待农村发展的不充分，不只在于城乡之间。在农村和农民的“内部”，还存在着群体多样化的细分与差异。

从农村形态看，既要看到，有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美丽乡村示范村的“群像”，乡村面貌正在不断翻新；也要看到，还有许多经济相对薄弱村亟待发展，需要机遇。

从农民群体看，既要看到有一批正与大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相接轨的“头雁”、“菁鹰”们，也要看到还有很多低收入、低保障的农民，有的接近退休、较难就业，有的学历较低、技能受限，有的因病因残致贫、生活还很困难，以及老年农民如何拥有安心的养老保障……要回应上海乡村民生保障，需要牢牢划一条“底线”。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上海共累计培育了新型职业农民2.5万余名，培育农村经理人300余名。在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上，一批又一批高素质农民快速成长，成为引领者。不论是参与绿色示范创建，产业化联合体机制创新，还是加入农业结构优化，业态融合培育……这些高素质农民的行动正在表明，“人”是上海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优势资源。

但在促进实现农业经营规模化和农民高度职业化的背后，还需要农民非农就业之于都市农业发展的平衡性支持，需要不断提高农民保障水平，需要在促进乡村产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为农民增收创收点的培育带来更多可能。

近些年，上海陆续出台了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政策，深化农村综合帮扶，着力抬高农民收入“底部”。

农民跨区就业补贴、低收入农户专项就业补贴、离土农民就业促进专项计划等一系列政策，以及实施农民技能提升培训三年行动计划和万名农民培训就业计划等，努力保障了农民非农就业的相对充分。

从本市近两年开展的第二轮农村综合帮扶来看，共完成的17个“造血”项目总投资达55.3亿元，十余个项目陆续产生收益，2022年度收益约1.93亿元。城乡党组织结对帮扶工作也全面开展，围绕党建、经济、社会建设、科教医疗等，不断推动镇级和村级层面项目合作，帮扶成效多点开花。

推进农民生活富裕，是一个结构复杂、层次多样的命题，也是关系到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的“真问题”。“在上海率先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要将推进农民持续增收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促进农民增收和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政策体系的形成，要持续关注乡村发展空间、土地资源、产业提升等关键领域、关键要素的带动作用，让农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和收益。”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文：贾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