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件食盘（装食物的盘子），盘内写有“君幸食”三字，盘底有“九升”和“轪（dài）侯家”五字。这种画了猫的食盘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三号墓共出土三十件。

这件漆盘中画有四只猫。一只居中，三只在底部靠近内壁转折处。猫为红漆单线勾勒，内涂灰绿色漆。猫的耳、须、口、眼、爪、牙和柔毛均用极细红色线条描绘。画面还突出了猫睁大的双眼与长尾巴，很生动。

不论是考古出土品还是古代文献中，猫出现的次数都屈指可数。时代最早的相关资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中猫的遗骸和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中几厘米高的红陶小猫。然而，河南汤阴龙山文化中吃剩下的猫骨究竟是来自家猫还是野猫已无法分辨，湖北石家河文化中红陶塑是猫是虎也难以定性。

文献中时代较早提到猫的是诗经（《大雅韩奕》中说“有熊有罴，有貓有虎”,《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在《礼记郊特牲》中也说到人养猫是因为它能捕鼠：“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貓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至于东方塑用猫来讽刺大将军霍去病（《答骠骑难》），已经是汉代的事了。东方朔对霍去病说：就算你是千里马，如果让你去捉老鼠，也是连个瘸腿猫都不如。（“骐骥骅骝，天下良马也。将以捕鼠于深宫之中，曾不如一跛猫。”）

在古代的大蜡礼中，奉猫为神，原因是猫食田鼠，去苗之害，对农业生产有贡献。只不过，大蜡礼中被奉为神的“猫”不是今天的家猫，当时称之为“狸”。

狸捕鼠，在战国时期便有记载。如《韩非子·扬权篇》说：“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吕氏春秋·仲春纪·功名》载：“以狸致鼠，以冰致蝇，虽工不能。”这些记载说明以狸捕鼠在当时很常见。

到了汉代，关于“狸”的记载更多，提及的同样也多是捕鼠的功能。《淮南子》中多次引述。如“譬犹雀之见鹯，而鼠之遇狸也。”（《主术训》）

那么这个狸与后来的家猫是同一种动物吗？一部分学者认为狸与猫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唐宋时期，猫和狸的称谓是并存的，唐宋时还称猫为“狸奴”，如宋代黄山谷《乞猫诗》：“秋来鼠辈欺猫去，倒箧翻床搅夜眠；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衔蝉。”“狸奴”是人们对猫的一种爱称，表示可通人意，供人驱使的意思。

宋 李迪 《狸奴蜻蜓图》

但也有另一些学者认为狸与猫有别。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这样记载：“狸为野猫……狸有数种：大小如狐，毛杂黄黑有斑，如猫而圆头大尾者为猫狸，善窃鸡鸭，其气臭，肉不可食。有斑如躯虎，而尖头方口者为虎狸，善食虫鼠果实，其肉不臭，可食；似虎狸而尾有黑白钱文相间者，为九节狸，皮可供裘领，宋史安陆州贡野猫、花猫，即此二种也。有文如豹，而作麝香气者为香狸，即灵猫也。”而对于猫的解释则是这样：“捕鼠小兽也，处处畜之”。

明末张自烈编《正字通》中更明确指出：“家猫为猫，野猫为狸。”

近人尚秉和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一书中指出，狸与猫性情不同，前者凶狠，后者温驯。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两者性情不同，这也是汉代逐渐废狸而养猫的原因。

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出土的10件汉代漆盘，其形制、大小皆相同，除130只盘画有三猫一龟外，其余皆画有4只猫，共计39只。这些猫的形体浑圆，尾巴修长，突出表现了圆形的眼睛和长的胡子，非常传神。虽然汉代漆器上常刻画虎豹熊等野生动物，然而这些猫的形象温良可爱，应当是经过驯化的家猫。这些温顺的猫，或许除了捕鼠之外，还有其他的作用。

到了北魏，民间也开始驯养猫，不过其用途还是多用于抓老鼠。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造神曲并酒》，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其屋，预前数日著猫，塞鼠窟，泥壁，令净扫地。”

不管猫与狸所指是不是同一种动物，这一时期，驯养它们的主要目的还是用于捕鼠，并非现在意义上的家猫。从唐宋开始，较为普遍地出现了驯养的家猫，最关键的是，这些猫不再主要用于捕鼠，而是成为了与当今颇为类似的“宠物”。

相较于文献和考古出土品里牛、羊、猪、狗、马、鸡、鸭、鹅的比比皆是，猫很明显在汉以前不太受重视。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盘是我们能见到的中国与猫有关最早的实物之一。

猫和鼠都是灵动、机警而敏捷的生物。鼠的前爪各有四指，后脚各有五趾；猫则前爪各有五指，后脚各有四趾，所以人们说猫与鼠都是奇偶同体、连接阴阳的奇异生物。然而猫与鼠身上的“阴阳”和“奇偶”却又正好“相反”、“相克”。鼠当上了十二生肖之首，猫却“藉藉无名”，实在是很奇怪也很可惜的事。（“藉藉”意思是非常有名的样子，“藉藉无名”却是说“非常有名的没名气”，是一个极其荒诞的词。从这点上讲，用“藉藉无名”来描述猫也是非常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