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于1991年设立，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社科规划办）负责管理。

与1986年设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样，国家社科基金也是中国在科学研究领域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

国家社科基金设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哲学”等23个学科规划评审小组以及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三个单列学科，已形成重大项目、年度项目、特别委托项目等六个类别的立项资助体系。

从设立之初开始，全国社科规划办（19年后为全国社科工作办）每年都会在第四季度发布下一年的《课题指南》。

课题指南由全国社科规划（工作）办首先向有关部门广泛征集研究课题，并委托各学科规划评审组提出建议，最后汇总整理，报全国社科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选题，是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为主攻方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

选题还注重基础研究、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综合研究，积极推进理论创新，支持具有重大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抢救和整理工作。

国家社科基金的年度课题指南能够最大程度地刻画我国社科领域最重要、最前沿的研究。故研究学习课题指南，可以准确地洞悉和把握某一学科的研究方向和趋势。

以「新闻与传媒」领域为例，自2000年以来，该领域的文献支撑基金就主要以国家社科基金为主。

为此，肖一数说选取了2000年-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课题指南作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旨在探寻自21世纪以来，新闻传播学研究议题的热点重点和演化趋势，为新闻传播学科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研究重点总体增多，主要聚焦应用研究

22年来，“新闻学与传播学”课题指南共计发布了1116条指南。逐年观之，新闻传播学的课题条目总体呈现出了上升的趋势。

在2000年仅有9项课题，逐渐缓慢增长至2013年的54项。到2014年，条目陡增至91项，并在2015年达到有史以来的峰值：118项。

虽然从2016年起，项目数又有所回落，但总体保持在70以上，又趋于稳定的状态。

课题条目数量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新闻传播学在中国本土化的发展逐渐深入，新增了许多重要议题，研究视角也愈加细致全面。

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在当今这个“万物皆媒体”的时代，新闻传播学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

为了进一步探寻每一年份新增热点，肖一数说对课题指南年度突现词进行了统计。

年度突现词可以大致反映出新闻传播学领域研究热点的变迁，从这22年的突现词可以看到，除了时政热点部分的新增词，媒介技术变迁带来的研究热点变化较为显著。

因此，以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研究聚集程度可以笼统地将课题指南分为“2009年之前”和“2009年之后”两大阶段。

从2009开始，首次出现“媒体融合”一词，在2010年则又改成了“媒介融合”的表述，到了2011年，又开始着手对“三网融合”的研究。

2011年之后，媒介技术发展又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数字出版”、“全媒体”、“数据新闻”、“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最新的“5G技术”等都相继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

由于课题指南的分类仅具体到了每一学科类别，并未再就某一学科内进行进一步的主题划分。

为了便于细化研究，肖一数说根据选题的不同性质编码为三大类：「史学研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

史学研究主要关注新闻传播领域发展沿革的事件和过程，如“古代新闻传播史研究”、“传播思想史研究”；

理论研究侧重学科基础性理论的研究，旨在推动学科发展，对整个领域具有宏观性的建树，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新闻传播效果研究”；

而应用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或情况的研究，主要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可能的用途，如“对外宣传策略研究”、“中外传媒集团”的比较研究等。

通过主题甄别，肖一数说提取出了每一年度不同类别研究的数目。

从中可以发现，应用研究占据了课题指南的主要部分，其演变趋势与新闻传播学保持一致，都是总体上升。在2015年的118项课题中，应用研究就占了112项；而在课题最少的2000年，应用研究也独占6项。

史学和理论研究相对占比较少，虽也有上升趋势，但幅度较小，甚至在某些年份出现了空白。如在2000年和2008年没有对应的史学研究课题；而2003年与2007年又缺失了理论研究。

不同类别研究的比重差异其实与新闻传播学的特色有关。作为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新闻传播学本身的积淀并不深厚，且又吸纳了众多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导致“无学论”、“边缘论”等争议就一直围绕在其身边。

但随着时代的嬗变，新闻传播学裹挟着争议和歧视，在瞬息万变的媒介社会不断深入应用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了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甚至举足轻重的一门学科。

为了进一步获悉不同类别课题的研究重点和演变趋势，肖一数说将分别对史学、理论和应用三个类别的研究进行讨论。

史学研究主要聚焦近现代国内的新闻传播史

通过对历年选题指南中有关史学研究的81项课题进行分词，并过滤掉部分无意义词汇后，可以发现，“中国”一词出现次数最多，达32次，而“新闻”、“传播”及“出版”紧随其后，分别出现了16、16和10次。

从中可以看出，史学研究课题主要关注中国的新闻传播史，并对出版史有重点研究。

为了验证并深化探索史学研究重点，肖一数说根据81项课题的不同性质划分出“不同体制”、“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类型”三大类，并归纳提取了部分类中主题词。

首先，从时期上来看，史学研究对古代和近现代新闻传播史都有所关注。古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先秦”、“宋元”和“晚清”时期上；而近现代则重点关注了“19世纪传教士来华办报”、“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后”以及“改革开放后”等几大时期。

其次，从体制上看，史学研究较关注中国共产党新闻史，如“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史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新闻舆论工作史研究”等；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史则在“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中进行呈现。

再次，从类型上来看，研究视角丰富。将出版史、报刊史、广告史、宣传史、播音史、媒介史、舆论史、互联网史、纪录片史、传播学史、新闻教育史以及广播电视史等12小类新闻传播史分别进行了研究。其中，重点关注了出版史和宣传史。

对史学研究课题的历时性分析可以了解21世纪以来，学界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兴趣和关注重点的变化。

通过主题甄别，肖一数说将81项课题分别划归进“近现代国内”、“近现代国外”、“古代国内”以及“古代国外”四大类。

由图可得，史学研究主要将研究视角聚焦在近现代尤其是“近现代国内”的新闻传播史，如在2020年的18项课题中，有12项都在研究近现代国内史。

不过，古代史尤其是“古代国外”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颇少，大部分仅有1项或2项相关课题，甚至在许多年份完全不涉及。

史学研究课题在时期和国别上的差异其实与国家社科基金的特色密切相关。

因为国家社科基金选题的主攻方向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相应地，针对近现代国内的史学研究自然就是研究重点。

理论研究重点关注中国特色的体系建构

从2000年至2021年，理论研究共计发布51项课题。

通过对这51项理论研究类课题进行主题甄别，肖一数说划分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研究”、“新闻学基础研究”、“传播学基础研究”以及“新闻传播学其它理论研究”四大类，并归纳总提取了部分类中主题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研究中，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展开，随着国家政策的时代变化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如“新媒体语境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研究”、“新闻宣传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研究”、“'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宣传思想研究”等课题。

在新闻学基础研究中，对西方“新闻自由”思潮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而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从2009年起理论研究开始探索媒体融合的理论与实践，此外，对于新闻学的基础概念研究也有所涉及，如“辨析'宣传'与'新闻'的异同”。

传播学基础研究主要聚焦于传播理论的本地/在地化研究，如“中国梦话语体系的修辞和全球传播效果研究”、“'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理论分析与诠释”、“中国传播学话语体系构建研究”等。这一类课题还对新闻传播效果、传播学批判学派等基础理论进行了延伸研究。

此外，舆论学、编辑出版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等新闻传播学其它理论研究也在理论研究类课题考察之列。

总的说来，理论研究类课题对新闻传播学基础和前沿理论都有所关照，并特别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体系的建构研究。

在理论研究的历时性分析中，肖一数说将其拆解为三大阶段，每一关键节点前后研究主题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第一阶段是2000年-2008年，这段时期的理论研究主题较单一。主要承接上一世纪的研究主题，仍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传播效果、传播学批判学派等基础理论上。同期，还对新闻传播事业与我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新闻工作的理论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进行了探寻。

第二阶段是2008年-2015年，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开始丰富了起来，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研究。一方面不再只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是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建设，并在2014年进一步发展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研究；另一方面，开始强调对传播理论的本地/在地化研究，而不再仅局限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并顺应新媒体发展的趋势对媒介融合展开研究。

第三阶段则是2015年迄今，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又进一步发展深入，开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体系的研究，注重构建中国传播学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此外，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还对传播学基础理论建设的最新发展，以及传播学理论范式构建的符号学路径进行了探索，旨在对整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从时间轴来看，理论研究从一开始虽然进展缓慢，残存国外研究范式的影子，但渐入佳境，逐渐培育出了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生长土壤，并进一步建构出自身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范式。

应用研究议题丰富，探索学科解困之道

与史学和理论研究课题相比，应用研究课题的主题内容十分丰富，并呈现出总体上升的趋势。

同样通过主题甄别，肖一数说将22年来共计984项课题划分为了“时事政治”、“学科教育”、“传媒经济”等十一大类，并提取出部分类中主题词。

时事政治研究充分展现出了应用研究类课题的前瞻性。这一部分研究主要围绕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中央全会等的会议精神进行总结性研究，如“党的十四大以来新闻工作的实践和主要经验”、“'十三五'时期新闻传播新格局研究”等，同时，还紧跟了影响全局的国家大事，如“加入WTO对我国新闻传播业或出版业的影响与对策研究”，以及“2008年北京奧运会的宣传报道研究”等。

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起，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发端，关于新闻传播学科教育的研究就从未停下脚步。当下，这部分的应用研究重点关注我国新闻教育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的问题。

传媒经济研究算是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对于媒体资本运作的理论、传媒集团经营以及中国动漫产业、IP内容产业的发展进行了探讨。同时，也积极关注新闻竞争、传媒商业化倾向带来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传媒体制研究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体制下的新闻传播行业建设发展问题展开，具体来说，对广播电视体制、报刊经营体制以及出版发行业体制等进行深入研究，还密切关注制播分离、转企改制等改革举措的收效。

传媒功能研究主要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下开展的研究，具体方向主要是：“新形势下大众传媒如何发挥党和人民的耳目与喉舌作用研究”、舆论监督思想及机制研究、国家新闻宣传策略研究等。

随着伦理问题越来越成为新闻传播领域不可忽视的一大议题，伦理道德研究也日益举足轻重。这部分的研究关注重点主要放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传播伦理与规范研究，并强调行业内部的自律和职业道德建设。

法律问题其实和伦理道德研究密不可分，但这个层面的研究更加强调外部约束，注重对新媒体传播的法律规制以及互联网信息法律体系的研究，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出台新闻法，法律问题的研究依旧任重道远。

新闻业务的研究稳中有进，除了关注传统的采写编评，还越来越重视对记者和新闻发言人等媒体角色的媒介素养研究，并对中国本土的民意、舆情调查，以及事实核查给予了关切。

媒介技术的发展促使了这一部分的研究与时俱进。从3G应用到5G技术，从三网融合到媒介融合，从中央厨房到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迭代让新闻生产传播流程重构，但同时也亟需风险防范与规制的研究。

政策策略研究与时事政治一脉相承，但主要聚焦于每一具体政策的细化研究。如广播电视与西部大开发战略、农家书屋的建设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传播秩序重建研究”等。

此外，应用研究课题还对性别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医患关系、老年问题以及突发公共事件等议题等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切。如2020年暴发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在2021年度的选题指南中，就出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视角下我国公民的健康素养教育与传播研究”等7项与之相关的课题。

总的来说，应用研究一直在探索新闻传播学领域忧思的解困之道，并和史学理论研究相关照，积极丰富着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体系的实践。

结语及问题说明

据以上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议题不断丰富和完善，研究特色日趋明显和独到，适应了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需要，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但不足之处则在于：史论研究相对较少，在创新且有建设性的理论开拓上劲头不足，此外，对于中外新闻传播学发展的比较研究也十分缺乏。

最后，本研究中尚存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改进。例如：课题指南主题甄别后类目构建的标准以及类中主题词的提取存在一定的主观倾向，需要以后不断修缮改进。

同时，国家社科基金的新闻传播学课题指南也并不能囊括新闻传播领域所有的研究重点，可以结合其它基金以及公开发表的各类文献加以丰富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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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