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14日，农历己巳年的正月初五，沪上知名青年中医师陈存仁没有按惯例去自己的诊所上班，而是和几位同窗好友相约，前往老城厢的五芳斋聚会。聚会的发起人，就是日后成为上海滩一代杏林高手的张赞臣;参与此次聚会的，还有陈、张二人的恩师丁仲英、谢利恒等沪上名医。几位中医同好的难得相聚，唯一的话题，便是需要尽快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以应对正风传全国的“废止中医案”，尽可能平息这股甚嚣尘上的“反中医”逆潮。
他们不曾料到，这次看似普通的私人聚会，不久竟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巨大风波，史称“中西医之辩”，又称中医“存废之争”。
大汉奸汪精卫
汪精卫挑头，大辩论白热化
事件的起因源于一年前，刚从武汉国民政府中脱离而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眼下正以革新派领袖自居，在多种公开场合宣扬自己“开明与民主”的政治个性。在他“旧弊务黜”的一系列“革命”论调中，就曾多次涉及到“国术”之“贻害国人”的议论。
在众多门类的“国术”中，当时人们习惯将中医统称为“国医”，意义与人们习惯的国文、国语、国旗、国徽、国剧、国体一类的名称相近似。而与此相对应，人们又将西医称作“新医”。当时的文人、政客们大多爱捧一尊“维新变革”的金匾，于是将中医之术一股脑儿地推到“废与存”的尴尬境地，陷人生存危机。
1929年2月，南京政府举行自国民政府建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央卫生委员会议。被邀与会的卫生委员会的委员，各中央级医院的院长，各省市医院、医学院的院长和校长，以及各省卫生署、各市卫生局的长官，共有120余人，几乎是清一色的西医出身。此次会议一个很重要的议程，就是要通过一项议案――废黜中医。
而这次卫生大会是在几家外国大药厂的资助下召开的。不难想象，中国“国医”之存废，在如此诡异的氛围下拿出来讨论，其命运自然岌岌可危。会前，汪精卫曾发表长篇演讲，极具蛊惑地煽动：“中国卫生行政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医中药，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日本能强大，全靠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能够一新民间的面貌，就是废除汉医汉药，所以卫生会议要负起全责拟订议案，交由政府执行，才算完成革命大业。”
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联合了一批西医，起草了一份题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简称《废止旧医案》)的议案，起草人是曾留学日本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国担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的余云岫(字岩)。会议最后一天，因为有了汪精卫的这番言论做后盾，这项议案很快得以通过，并通告全国。
余云岫
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案》具体内容有枝有节、繁细有致、一竿子到底。各种详尽“禁止”之词充盈满篇。人们不难发现，此议案的宗旨就是要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强制的政府行为，使中医这门技艺彻底消亡。
上海全市罢业，中医师们酝酿对策
汪精卫的那通发言，以及《废止旧医案》的出台，经过宁沪两地新闻界的大肆渲染，社会各界顿时如炸开了锅一般，哗然一片。
消息传至上海，旋即在沪上中医中药界和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
首先提出严厉反击的是南京总商会，接着上海总商会以及各报的社论也大肆攻击，其时恰巧全国商业联合会正在开会，会上有人提议，应发出一个郑重通电，向政府此举表示强烈反对。这是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受到民众责难的第一炮。
而另一个阵营，卫生部和力主废止中医的部分西医，因一纸《废止旧医案》在手，便乘胜前进，开始谋划贯彻实施其议案的一系列举措，诸如与教育部联系，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起草法令，禁止中医参与使用西药与西方医疗器械;强令那些暂时仍在营业的中医诊所改为医室等。真可谓紧锣密鼓。
抵制《废止旧医案》需要动员全国的中医从业人员，舆论阵地不可少，而当时的两家中医报刊的主编《康健报》的陈存仁与《医界春秋》的张赞臣，作为抗议行为的发起人，自然被推到了临时“召集人”的位置上。
张赞臣
张赞臣，字继勋，出身中医世家，上海国医讲习所、中国医药研究所创始人，其父张伯熙为常州名医;而陈存仁平时除个人悬壶济世外，还应聘为世界书局等单位的常年医药顾问，为上海滩中医界极其活跃的人物。
因为《废止旧医案》中特别提及“检查新闻杂志”，作为当时发行量颇大的报刊发行人，张赞臣迫不及待地给陈存仁打电话，征询其看法。二人商定有必要见面谈一次，具体商讨对策，并建议请二人的恩师丁仲英、谢利恒一同参与商议，这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沪上中医界人士齐聚老城厢五芳斋，引发了轰动全国的“中医黜存”风波。
通过商议，大家觉得应该把全国的中医组织起来，联合进行抵制。而要做到这一步，必须有一位老中医出面挂帅。陈存仁觉得，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老师谢利恒在中医界的名望，足可担此重任。谢利恒也不推辞，但他有所顾虑的是，碍于信息沟通上的限制，全国中医界人士过去很少相互联络，想要把大家都组织起来，恐怕难办。
陈存仁说：“有办法。我们二人的报纸、杂志发行全国，订阅者大都是中医，把全国订户资料整理出来，每县挑出二人，把我们的抗争通电发给他们，请他们再联络当地中医，不就行了吗?”
陈存仁
上海中医罢市，笔墨硝烟日浓
第二天下午，张、陈二人携带他们连夜整理出来的全国三百多个县、市中医师名单，前往一个名叫“番菜馆”的餐厅参加聚会，那天到会的有20多人。经商定：以这份名单为基础，开展宣传发动工作。
这时，门外突然闯进一人，此人名叫张梅庵，是一位从事中草药药师工作的年轻商人。进得会场，张氏情绪激昂，提议：上海中医中药界应先集体停业半天，开一个抗议大会，既可造声势，又可进行募捐，为全国中医抗争大会筹集经费。大家均表赞同。
然后大家分头准备，首先是把上海中医协会即将成立以及召开全国抗议大会的消息，以最快速度传播到全国。通知发出后，回头又组织召开上海市的抗议大会。
1929年2月21日，1000多名中医停诊，赶来参加大会。中药店虽未全部停业，但跑来参加大会的老板、职工等，亦有好几百人。用作会场的仁济堂施诊大厅水泄不通。张梅庵学着“五四”街头游行的方式，带领大家呼口号，一时间人声鼎沸，颇有些万众一心的样子。
最后由谢利恒讲话，他把拟发往全国各地的通电大声朗读一遍，宣布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中医抗争大会。抗争大会经费大家自由捐助，当场便收集到4000多元捐款。
大会结束后，谢利恒、丁仲英、陈存仁等核心人物继续商议，决定由陈存仁写出当日大会新闻稿，分送各报社发表，谢和恒、丁仲英等分别向总商会、各行业工会、各地旅沪同乡会等社会团体通报有关情况。结果，不仅各报均刊登了消息，而且有5家报纸配发了社论，众多社会团体发了声援通电。
原以为大局已定的废止中医论者们，为应对舆论压力，余岩等四人出面，写文章，接受采访，发表谈话，阐述必须废止中医的理由，以争取舆论的支持。抵抗的中医一方也针锋相对，决定由陈存仁、张赞臣等四人出面，以“一对一”的方式，也就是，西医到哪家报纸，他们也去同一家报馆，在“同一场所”进行辩论，一时热闹非常。
眼看中医在说理方面胜出一筹，褚民谊只好亲自上阵，通过中央社发表文章，直接参与论争。他以党国要人身份，将谈话稿交给各家报社，限定次日见报。《申报》编辑赵君豪支持中医，及时打电话给陈存仁，叫他速来报社看稿，考虑如何应对。陈到报社把谈话稿全文抄下，便去找教自己古医文的老师姚公鹤请教。姚说：最好是立即赶写一文，争取明日与褚民谊的谈话同时刊出。陈存仁当即写出稿子，经姚略作修改，立即找人刻印多份，连夜送到各报社。
第二天，除了两家怕得罪褚民谊的报纸未及时刊出外，其他报纸均是两稿同时刊出，造成一种针尖对麦芒的态势，效果奇佳。
国民党元老、汪伪政府要人汉奸褚民谊
抗争大会―派热闹，进京请愿五人组团
3月17日下午，全国中医抗争大会如期于上海总商会礼堂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15个省243个县市的中医代表共281人。上海中医与中药店原本想全部与会，因为会场容纳不了，只好安排他们在会场内，各自悬挂统一的标语口号，以示支持、响应。
大会先报告筹备经过，接着由各地代表致辞。好几个省的代表提出：到南京请愿去，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取消废止中医的倒行逆施!请愿代表贵精不在多，最后决定当场推选5位活动能力强、各方面联系广的人士到南京请愿。
发起并主持此次大会的谢利恒，被一致推为首席代表;第二名是南京名中医隋翰英;第三名便是那位带领大家呼口号的张梅庵，他年轻气盛，很得众人认可。第四名原本是上海中医协会筹备组召集人丁仲英，可丁提出他愿意留在上海，负责上海方面的事务，请愿代表可改由蒋文芳担任，由其负责秘书事务。此次集会抗争是陈存仁最先想到、积极发起的，为第五位代表。
大家均表赞同。当场认捐，共得2000多元，足够请愿的开销。
1929年为抗议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晋京请愿代表团合影
请愿团5位成员当天晚上又集中起来，商讨工作安排，他们决定邀请南京、上海二地常给国府要人看病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张简斋二人当顾问。二人均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并主动提出，愿随团工作，无须任何名义。
3月21日，请愿团离沪赴南京。上海中医药界代表、中医学校师生共千余人到北火车站送行。乐队奏曲，记者拍照，车站广场上十分闹猛。
车到苏州，同车的苏州中医代表，盛邀请愿团与前来迎送的苏州中医中药界人士见面。苏州安排了宴请、集会、游行，以各种方式鼓励请愿团勇往直前。
前方的镇江车站，原来也有中医中药界的群众迎送，只因来的人太多，引起混乱，踏倒了不少人，甚至还造成一名小孩被踩死的惨剧。为此，请愿团所乘火车到达镇江车站时，不许请愿团人员离开座位，搞得他们5个人起初还有点莫名其妙。
22日黎明时刻，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受到南京中医中药界的热烈欢迎。出口处铺上的地毯，特意选用象征中医的杏黄色。请愿团被请到车站前面的广场，出席数千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南京中医中药界代表与请愿团成员先后讲话，同表坚决抗争绝不畏缩的决心。
陈存仁（站立者）与启蒙恩师姚公鹤
国府多数人反对废止中医
请愿团一行人来到下榻旅店稍事洗漱，便直奔国民政府，求见蒋中正主席。门房值班的侍从官说：民众要谒见主席，应由卫生部约时间。请愿团众人气愤地争着回答：我们就是受到卫生部欺侮才来请愿的，他们怎么会来为我们约时间?双方争执起来。
这时陆仲安瞥见隔壁房间有电话，便打电话给他认识的蒋介石的生活秘书。吕秘书很快来到门房，与请愿团诸人寒暄后，告知他们：“蒋主席今日活动确已排满。何时有空，再行通知。”他又补充：“其实蒋主席此前已知道此事，还问是谁主张废止中医的!”听到这个信息，请愿团众人心里踏实了不少。
请愿团旋即来到行政院，找到时任行政院长的张延间。张不待来者出声，主动表态说：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长，不但不废止，而且还要加以提倡。说完，还让谢利恒为其把脉、开处方。次日，张廷间捋袖请中医为之诊病的新闻见诸各报，有的报纸连处方也给登了出来。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接见请愿团时，除了表明不能废止中医外，还提出应改变现行的中医管理办法。考试院长戴季陶也说：你们这件事，我敢说绝对实行不了，尽管放心!立法院长胡汉民表示不能废止中医，认为卫生部是不能独断独行。国民党秘书长叶楚伧也说：废止中医，是西医的一厢情愿。叶楚伧似乎清楚这股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只是未点汪精卫的名。
请愿团还拜谒了林森、张静江、李石曾等元老，在财政部、工商部得到了不少内幕消息。如冯玉祥部队的医疗事务，皆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废止中医案出台，引起军中中医极大不满，纷纷进言冯玉祥，要求阻止薛笃弼胡来。冯玉祥曾来电，对薛氏痛加责备，薛笃弼一气之下，欲辞职不干。四川来电表明，废止中医案涉及四川政局走向，不能不特别小心。还有褚民谊在中央党部遭到很多中央委员责问，作声不得。阎锡山致电中央党部，对废止中医案表示反对……
23日下午，蒋介石终于接见了请愿团，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小时候，我有病都请中医看的，现在也常服中药。”接见时间虽然只有短短5分钟，但大家还是确信，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
此次请愿行动，处境最为尴尬的是卫生部。此前，曾派一官员来见谢利恒，说：昨日薛部长在部里等你们，现在各方面对卫生部指责很多，希望你们呈递请愿书，以便薛部长对此事有所表示，也好减轻一些压力。谢利恒回答：我们先要去各方面请愿，最后再去薛部长处，以作礼节性拜访。
这名官员很不高兴地悻悻而去。当晚，他又来了。这次是拿着薛笃弼署名的5份请柬，请他们于次日下午6时去部里餐叙。薛笃弼在与请愿团的谈话中一再表明，自己决不会实施废止中医提案，与之相反，卫生部为加强与中医的联系，还决定聘请谢利 恒、陈存仁二位中医为顾问。
至此，请愿任务可以说已胜利完成。
上海法租界颁发的中医营业执照
请愿得胜，催生“中医条例”出台
请愿团25日晨启程返沪。离开南京时，南京中医中药界热烈欢送，抵达上海时，上海中医中药界亦是隆重欢迎。请愿团把连夜准备好的《请愿经过报告书》在两地车站散发，次日，各报均以显著位置作了报道。
几天以后，上海方面收到两份公函，一份是国民政府批谕，明令将卫生部禁止中医的“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
另一份是由部长薛笃弼签署的聘请谢利恒、陈存仁出任卫生部顾问的聘书。薛笃弼此举，意味着中医界人士也将参与国家的卫生行政工作。
时过不久，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央国医馆，专门负责中医中药的管理与研究。国医馆成立之初，即大力推动中医立法。几易其稿，提出国医条例草案，由馆长焦易堂提请立法院讨论通过。焦易堂其时还兼任最高法院院长、立法院法制委员会主任，由他提交的法案，岂有通不过之事!
这回该轮到西医们着急了。于是，上海西医界也搞起了请愿活动，派出牛惠生、颜福庆二人四处活动。找到刚刚接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汪精卫终于亲自出面，给同样是刚接任立法院长的孙科写了一信极力发对。
好在孙科和立法委员们没有被汪精卫一伙的谬论所迷惑，终于1930年3月通过了《国医条例(草案)》。随后，卫生部根据这一条例，正式成立委员会。
此后，上海中医药协会成立，为纪念“三·一七”全国中医抗争大会特设“国医节”，将每年的3月17日作为全国中医界的节庆日来纪念。
附言
除了本次中医废止风波，近百年来，因废止中医而引起的风波，至少发生过3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国内各种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多教海归人士成为反对中医的主流;
日伪时期，因推广“汉医”而欲废止“中医”的日本政府曾下令，强迫中医“存药废医”，即只保留中医药的有效部分进行提炼，保存中药市场，禁止中医师开设门诊，而由日本的“汉医”取代。
195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悬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亡而消亡，并开设中医进修学校，要求中医师们学习，增设解剖学等内容。此举在中医界引起哗然，有人向毛泽东反映，1953年毛泽东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