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粮食工作的历史轨迹，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加强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共；粮食；政策；历史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把解决好人民吃饭问题，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根本性的问题，成功地解决了这一世纪难题，不仅做到了温饱有余，而且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为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做出了榜样，也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粮食工作的历史轨迹，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加强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始终从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关系社会稳定和关系国家自主的政治战略高度，把粮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农业兴，基础劳；农村稳，天下安。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粮食问题显得更为严峻。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是我国历届领导人工作的一个中心目标。毛泽东早年就提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1]此后几十年他一直在“吃饭是第一件大事”的思想指导下，致力于解决好人民的吃饭问题。他告诫全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2]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粮食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深化，将粮食问题从关系“人民生存保障”提高到“一切发展”首要条件的战略地位，不断加强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无论是研究问题，还是制定规划、作出决策，总是首先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总是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党的工作和国家的发展战略的首位。1982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3]1983年1月邓小平指出：“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4]1979年1月1日，中央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发给各地方农村社队试行，农村改革迅速推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逐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农村情况的方针和政策。亿万农民在这些方针和政策的指导下，冲破了“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创造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多种农业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和粮食生产起了根本性变化，从1978年到1984年，粮食产量从6095亿斤达到8146亿斤，六年间粮食产量平均每年递增5.1%。[5]经过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初步解决了当时10多亿人口吃饭的问题。

历史的车轮进入上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粮食依然是全国工作的主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从政治上、战略上认识粮食问题的特殊重要性，认为粮食“始终是战略性商品，直接关系到人民和国家的安危”。中国人吃饭“不能靠任何别的国家来解决，一是靠人家靠不住，谁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二是即使能解决，也会受制于人”。[6]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实现农业的稳定发展，是经济稳定、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问题。”[7]1992年12月，江泽民在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这是我们党从长期实践中确立的处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8]1993年1月江泽民又一次指出：“宁肯暂时少上几个工业项目，也要保证农业发展的紧迫需要。”[9]1993年11月，针对由于体制导致的农民卖粮的问题，中央出台《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加快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过去统购统销体制退出历史舞台，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体制正在形成。[10]

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动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将农业和农村工作从长时期的“基础地位”，提高到近几年的经济工作“首要位置”，再提高到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进一步突出了农业农村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胡锦涛强调：“如果吃饭没有保障，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11]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关注和重视程度空前提高，先后提出了粮食是国民经济中“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明确了“统筹城乡”的基本方略，确定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基本方法，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本方针，并于2004年至2012年每年出台了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分别对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农业稳定发展与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采取了一系列更直接、更有力、更有效的支惠农政策和措施，促进了粮食生产迅速恢复，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国家实施大量改革举措、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施西部大开发，也遭受过严重通货膨胀、特大洪涝灾害的侵袭、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冲击，但并未引起什么社会波动，说到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粮食保障。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食为政首”的基本执政理念，将解决粮食问题提高到具有“一切发展”首要条件的战略根本地位，始终把解决吃饭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经验之一。

二、始终坚持立足国内保障粮食自给的基本方针不动摇，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党领导粮食工作的重要内容

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基本自给是党的领导粮食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是党领导粮食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是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每年粮食消费量占世界粮食消费总量的五分之一，全靠进口粮食来解决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不仅国际市场难以承受，也会给低收入国家的购粮带来不利影响。因此，解决我国粮食问题，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立足国内保障粮食自给。邓小平十分重视粮食问题，但他一直强调立足国内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他1986年6月在听取中央负责人汇报经济情况时就提出：“我想，是不是有两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因此，邓小平告诫：“要避免过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如果那样，将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12]1983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进一步指出：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吃饭始终是第一位的大事。粮食是我国人民的主食，又是食品工业、饲料工业的重要原料，从全局着眼，解决粮食问题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13]1988年11月党中央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在新的形势下，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国对粮食需求的增加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我国又是一个大国，解决粮食问题，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并且一直强调要按照“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始终高度关注和维护着中国粮食安全。江泽民在1989年9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中指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十一亿人的吃饭问题，只有依靠我们自己采取正确方针，进行持久努力，不能依靠任何别人代替我们解决。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个最基本的国情。”[14]1993年10月江泽民在《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如果农业和粮食生产出了问题，任何国家也帮不了我们。靠吃进口粮过日子，必然受制于人。”[15]所以，江泽民严肃向全党警示：我国这么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1996年6月，江泽民在河南考察农业和农村工作时再一次指出：“中央所以反复强调农业的特殊重要性，是从我国人多地少这个基本国情，从保持全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全局性要求出发的，也是从保持和加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独立自主地位的战略性要求考虑的。”[16]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正确地分析和把握国情粮情的基础上，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从而建立粮食安全体系，防范了粮食风险、维护了粮食安全。

新世纪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关注和维护中国粮食安全，建立健全粮食安全体系，实现了主要依靠中国自身力量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保障。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从2004年至2012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对粮食安全问题做了具体安排。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强调要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建设大型商品粮基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是保持国民经济较快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必须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继续坚持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逐步构建供给稳定、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新世纪新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的正确方针，始终重视粮食生产，加大农业投入，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

在粮食问题上，我们党历来主张，中国的粮食安全必须建立在以自力更生为主，充分开发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保障粮食安全。在进行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时，党始终坚持把解决粮食问题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但是，鉴于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稀缺，而国外有些国家人口稀少，土地辽阔，水资源丰富，农业生态环境优越，农业技术先进，从而使我国的粮食安全不再完全立足于国内，而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国际市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采取“走出去”的办法，充分开发利用国际资源作为必要补充，与世界农业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广泛，即“借地种粮种油”,“借鸡下蛋”，开发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丰富了我国粮食安全之源，拓展了确保粮食安全的空间，利用国际粮食市场分担了我国粮食安全风险。

三、始终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把建立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科技兴农兴粮、改革和创新体制机制作为党领导粮食工作的核心内容

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建立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粮食工作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原先的集体经济进行了改革，对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农民冒着极大风险，率先分别实行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成为中国农民推动农村改革的典型代表。针对包产到户时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邓小平在1980年4月、5月接连讲话，明确提出农村经济落后，政策要放宽，“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17]1980年6月至8月，根据邓小平等人的意见，党中央决定将自发状态的包产到户加以总结提高，以推动全国农村改革和发展。1980年9月中央75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18]这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承认农民“包产到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认识，1981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形成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1月，以1982年一号文件的形式批转了此次会议纪要，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围绕农村改革发出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明确给包干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又强调必须把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长期坚持下去，不能轻率变动。1993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指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村经济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19]2002年8月中央还制定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为稳定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了法律保障。自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一直困扰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得以解决。

科技兴农、科技兴粮，这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邓小平在分析农业问题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名言，强调农业最终要靠科学解决问题。1988年9月邓小平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20]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科技兴农思想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科技兴农战略，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教育，调整和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要依靠科技进步，把农业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等思想，有力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1991年10月，江泽民在农业科学家座谈会上，首次讲到了科技兴农战略问题。江泽民指出：“中国的农业问题、粮食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这要求我们的农业科技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必须要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21]胡锦涛明确指出：“从长远来讲，从根本上讲，解决农业问题还是要靠科学技术；要开辟我国农业发展的广阔前景，关键还在于农业的科技进步。”[2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科技的投入。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体系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体系、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以及高等、中等农业教育体系。陆续实施了“863”计划、“948”计划、“攀登”计划、“星火”计划、“丰收”计划、重大成果推广计划等，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许多重大理论与技术问题，在生物技术、高新技术、基础研究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改革和创新体制机制是党领导粮食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粮食安全保障制度体系：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改革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流通体制；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建立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取消农业四税（农业税、除烟叶外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和屠宰税），实行粮种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政策，初步建立了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补贴机制和对农民收入补贴机制；对稻谷、小麦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了对种粮农民的保护机制，基本稳定了粮价；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对农业投入倾斜力度，初步建立了稳定的农业和粮食生产投入增长机制；调整中央财政对粮食风险基金的补助比例，实施对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这一系列制度体系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的贯彻实施对调动粮农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生产、维护粮食安全提供了不竭动力。

四、始终把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党领导粮食工作的立足点和归宿

改革开放党领导粮食工作的历史告诉我们：农业不兴，则邦不振；农民不富，则国不强；农民的积极性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根本，什么时候农民有积极性，农业就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就停滞甚至萎缩。因此，我们党始终把调动农民积极性作为立足点，把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落脚点和归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把调动农民积极性作为制定粮食工作政策的出发点，不断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84年6月邓小平在总结解决农村问题的经验时谈到：“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极性。”[23]1984年10月他又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指出：“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24]1985年4月邓小平强调：“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25]1987年6月邓小平在谈到为什么改革从农村开始时强调：“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26]1987年3月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指出：“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27]1987年6月邓小平总结了我国农村发展的经验后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28]“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29]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农业和粮食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能否增加农民的收入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判断标准，陆续出台了将农民的生产经营与农民的利益直接挂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粮食的统购价格、降低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工业品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差价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促进农民增收、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把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农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992年12月在武汉召开的六省会议上，江泽民针对把手伸向农村、挤农业、挖农民的现象，告诫全党：要果断地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如果见事迟、动手晚，就会陷入被动，甚至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并要求各级政府减少摊派和农业费用。1993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将减轻农民负担作为一项紧急的政治任务来抓。同年6月，中央在减轻农民负担电话会议上严肃指出：农民负担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1996年6月江泽民在河南考察农业时强调：必须把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提到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提到我们党的宗旨和农村政权稳定的高度来认识。[30]同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农民增收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1998年9月，江泽民指出：“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实现小康，还直接关系到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需求、带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从长远看还可能影响农产品的供给。”[31]正是基于这种思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粮食逐年增加，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发展。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出台一系列强农惠农的政策，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减轻农民负担，破解农民增收难题。2003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并作为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公布，第一次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主题写进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九个方面22条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强调“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长收入”。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都把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主要任务。此后直到2012年，中央每年都出台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的一号文件，采取了一系列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重大举措，建立和完善国家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保护体系，并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支持保护力度，逐年增加对农民的各种补贴，特别是减轻农民负担直至免除农业税等，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近年来农民种粮积极性有了较大的调动和提高，更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一系列正确政策和举措的结晶。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广大农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走上致富的道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必须看到，我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农业基础脆弱、抗灾能力不强、粮食生产的基础很不稳固、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比较薄弱，这就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必须把粮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坚持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基本自给作为党的领导粮食工作的基本方针不动摇，不断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居安思危，警钟长鸣，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确保我国长治久安。

[1]《湘江风雷》1958年创刊号。

[2][13]唐正芒主编：《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纪事》，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29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6页。

[4][12][20][23][24][25][26][27][28][2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59、275、65、77-78、117、237、213、238、242页。

[5][10]唐正芒等：《新中国粮食工作六十年》，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378页。

[6][8]《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258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0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11]《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二）》（上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8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4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3-424页。

[16][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4、1953页。

[17]张秋锦主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三农”问题的部分论述》，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页。

[19]范迪军著：《家庭承包制视角下农户合作金融制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21]王林、史义军著：《共和国经济大决策》（第五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22]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主编：《中国农业科学院年鉴2005》，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1页。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湘潭 4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