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世界经济》杂志第17期，发表了一项研究——《从汉代到共产主义时期中国人均GDP》。在里边，我们看到，换算成1990年国际元货币，公元1年（西汉）的人均GDP大约为450元，1990年则为545元，差距非常小。

作者总结：“几乎可以认为，2000年来，生活水平虽然有起有落，但最终而言是循环往复的。”

我感到十分不可思议，怎么滴，我们这2000年是白过了？

于是，翻开历史，更惊讶地发现，汉朝老祖宗们的财富观念竟然与2000年后的今天非常接近。他们热衷开源挣钱，注重财富保值升值，甚至还出现了融资机构，让人大开眼界，也受益颇丰。

而能有这样的财富意识，竟得益于汉初开放、先进的经济思想，尤其是“自由市场经济”。

无为而治，一只看不见的手

东周在封建制的状态下，自战国以来，便出现了不同地域的专业化贸易，各国之间交易各地生产的物品，呈现出了繁荣的商品经济。而秦朝的统一，进一步推动了商品在全国市场的流通。

到了汉朝，文景之治重视黄老之术，休养生息。这不就巧了，政府的“手”不干预，正是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绝佳土壤。

如果说这是无心插柳，那么司马迁说对经济的发展，要“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强调要尊重市场的自然规律，必要的时候进行引导、规整这样的想法，可以窥得，我们的老祖宗，多少有些“自由市场经济”的智慧在身上的。

于是乎，在无为而治的政策下，汉朝的工商业发展迅猛，人口激增，经济发达。《史记·货殖列传》中便记载着，汉朝时已经有好几个大型的贸易区域。

例如，关中地区多树木、牛毛、玉石的货品交易；山东一带多鱼、盐、生丝、漆器；江南地区则多交易金、锡、玳瑁、珠玑、姜、桂；山西、河北一代多马牛羊、筋角等等。

这些地区的货品在全国的生产销售，又带来了非常多的就业岗位。

在这样一片经济繁荣的大好形势下，老百姓“鸡犬相闻、安居乐业，老死不相往来”的无为意识形态也开始瓦解了。人们都更想遵从内心的欲望，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史记·货殖列传》中，太史公这样形容，说人啊，嘴里想吃鲜美的蔬菜、肥美的小猪，耳朵想听更好的音乐，眼里想看更美好的景色，内心渴望获得荣誉感，这些欲望都刺激生产流通。你再一户一户地去劝说他们回到小国寡民、阡陌交通的时代，老百姓也是不愿意的。

那么，政府是否会遏制老百姓的求富行为呢？老祖宗们追求财富是不是也像后世更认可读书、做官的主流思想那样，做得，说不得？偷摸着来？

恰恰相反，汉朝老百姓对财富的追求是放在台面上来的。堂堂正正地讨论，积极向上地争取。

为什么呢？司马迁借用《管子》，解释了追求财富的必要性。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拥有了富足的生活，百姓才能得体地讲究礼仪。穷困潦倒之人，必定是没有心思顾及这些的。

所以在汉朝，不仅求富不会被认为庸俗，反而是贫困的人会被羞辱。人们看不起没有本事让自己致富的人，认为这样的人不知礼，不懂礼。

全国自上而下都弥漫着自由、财富的味道，所以，汉朝的“搞钱活动”蔚然成风。

那么重点来了，老祖宗们都是做什么营生的呢？

老祖宗们的致富经

在汉朝，就业方式非常多，可以做专业的农耕人士致富，也可以靠挑担子行贾发家；卖猪油、编竹器、做卤水、卖酒水饮料、修理交通工具马、马车等等。

只要你有一技之长，便有将这一技之长变现的机会。

当然，不同行业的收入水平有些许差距。《货殖列传》中便提到：“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意思就是说，从事农业的收入，不如从事手工业生产；从事手工业生产致富，不如做商业流通钱来得快；在家里老老实实绣花，不如在市场卖货挣得钱多。

所以在汉朝，也有“用末致富”的说法。相对于“本”的农业，从事手工、贸易行业的工作，的确更容易积攒财富。

但是，是不是没在“风口”行业里，就没有办法挣大钱呢？也不完全是，《货殖列传》最后提到，有人靠博彩业成为巨贾，有人种地成为首富，有人靠盗墓起家，有人在街上卖货也日进斗金。太史公总结到：“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

致富是没有可以复制和模仿的方式，而货品也不会选择一个固定的主人。有才智的人，专注、一心一意地做一件事情，就可以让自己富起来。太史公说“此皆诚一之所致也。”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专业化生产，发挥才智创新，深耕自己的行业，诚信待客，才是获取财富的唯一途径。是谓“诚一之道”。

忍不住抚掌赞叹一句，太正了！

这种致富方式，这种致富观念，与我们今天何其相似啊。然而在两千年前，老祖宗就深谙此道了。与其说这些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倒不如说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能力才是拿不走的铁饭碗。

那么，有了积蓄之后，老祖宗们会怎么理财呢？太史公告诉我们了——“以本保之”。将财富投回了本业——农业。通过购置田产，将土地租赁出去给人耕种，既可以收租增值，又能让资产获得保值。

不得不说，这个稳妥的投资方式，与我们这20年来大热的房产投资，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让人感叹，中国人对土地的热爱与信任，果真是刻在基因里的，千年不变。

但是，喜欢做实业、投资固定资产的中华民族就止步于此了吗？远远不是，汉朝的“资本家”同样是玩金融的一把好手！

老祖宗玩转金融业

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这一期间出现了非常多的富主。他们通过远程贸易、开矿冶炼，搭建起了千人的工厂，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了远古的“大资本家”。

资本家们钱太多了，便把自己手中的余钱放贷出去，收取一定的利息。其中，本金称为“母钱”，收的利息称为“子钱”，原始金融业的融资、借贷便这么搭建起来了，叫做“子钱家”行业，完美地诠释了“钱生钱”的原理。

为了防范过高的利息产生的不良影响，在子钱业从业人员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汉代中央政府也规定了母钱的最高利润不得超过20%。

但是市场始终有紧急需求的情况，所以有时候，子钱家开出的利率也会高达100%，甚至是200%。

而在这一群人中，最“秀”的莫过于无盐氏了，他直接在子钱家里玩出了“国债”的高度！

那是在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当时，七国的实力很雄厚，长安的金融机构更是集体看空中央前景，导致要出征的列侯在找子钱家贷款的时候纷纷碰壁。

别人恐惧我贪婪。这个时候，无盐氏站出来了。他坚定看多中央，称愿意放贷给列侯，但是如果七国之乱被平定，他要收取政府十倍的利息，也就是200%的利息。

长安中靠军功起家的列侯们，出征平叛是需要自己补充军费的。但纨绔了好几代，实在拿不出钱来了，最后不得不同意“霸王条款”，向无盐氏借了一千金。

后边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三四个月后，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无盐氏一下收回三千金。大概接近我们当下6亿人民币。一夕之间，无盐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融大鳄”，富甲一方，声名远扬。

其实，这样生动精彩的经济生活，从战国中期到西汉初期一直存在着。那群如今看着都是史书上的老祖宗们，在那个时代，也如我们今天这样积极、活络地搞钱挣钱。

只是很可惜，以家庭为单位的商业经济生产缺乏保障，又加之帝国从封建制到中央集权的过渡，这一段自由的商业经济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久，大约在汉武帝后期就结束了。后来，整个社会在中央权力的收归之下，逐渐转变为“国企”，市场不再对外流通，老百姓逐渐回归土地耕种，商业社会又重回农耕社会。

这昙花一现的瞬间，在整个中华历史里像个正常又不正常的结节。也许有遗憾，但并不妨碍两千年后的我们，看到老祖宗们的致富经时，穿越时空倍感亲切、熟悉。

日光底下无新事，2000年的生活水平兜了一个大圈，仿佛又回到起点。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真的在过着他们的理想生活，不只是一个时代的结节，也不再是偶然的侥幸，而是时代与生产力终于契合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