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读苦研多年，专于一个领域，临近择业之时却发现找不到合适的科研工作，郁闷、纠结，多次挣扎之后决定离开学术界。此处的主语，可能是曾经雄心勃勃的博士生，也可能是刚从博士后流动站出站的科研人员，还可能是在高校院系工作数年却郁郁不得志、无法留下来的非正式教职人员。
离开学术界，这是“这届”博士毕业生与“天职”的一场决裂。
或许他们还记得当年读到的马克斯·韦伯关于“科学”、“天职”（或“感召”）的演讲，那种心情能以“心潮澎湃”形容，为了这份学术职业苦修多年，喜欢它、在乎它，也追求它。但现在到了艰难的时刻，要么接受一份勉强的、边缘的科研岗位，要么谋求新的行业，去开启此前从未准备过的职业生涯，比如去一家企业、一家公益机构，无论如何，都将为未来焦虑。
《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2001）剧照。
让我们听个故事。
2019年4月，《大西洋月刊》杂志讲述了年轻学者西娅·亨特（Thea Hunter）的故事。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按理说，她原本可以像过去无数从这毕业的学生一样，借着这所院校的高点自然而然地走上学术之路，但是，这不是她的职业版本，她在毕业后担任了几个临时职位。在多个机构兼职，报酬才与全职教学相当。虽然她拼命工作，但每所学校都认为她是兼职的、临时的教职工。她拿不到医保，没法在肺部不适时去看医生。所以她只好用治疗哮喘的方式治疗肺疼，最终被癌症夺去生命。
不久，一位叫克里斯托弗·卡特林（Christopher L. Caterine）的古典学博士在杂志上读到这个故事。他虽然找到了一份助理教授的工作，但还是下定决心离开学术界，另谋职业。
当然我们会在互联网上看到，总有人会毫不吝啬地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无论何种学历、何种经历，都有权利忽视或反对其他人的“评头论足”。可这又谈何容易。无数个日夜扎在学术训练之中，忽然在某个夜晚得知如果不另找出路可能就得待业被救济。这第一关便是对自己的否定：假如不做学术还能做什么工作？去找其他工作，是否会被嘲笑“大材小用”（实则是把你定义为“失败者”）？最关键的是，所谓另谋生路，仿佛只是狼狈逃离学术界的说辞。
实际上，在医学和经济学等少数几个学科中，到企业或其他机构另谋生路已经比较常见了，甚者，最优秀的毕业生不是去科研院校。我们得承认，至少在当下，这个趋势对其他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毕业生而言是遥远的。当“离开学术界”在青年学者中开始蔓延，焦虑、怀疑、否定、悲伤、难过，仍然是最重要的感受。刚才提到的卡特林也同样经受了这一过程。好在他没有放弃，在挣扎之后离开了学术界。
下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离开学术界：实用指南》一书。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美]克里斯托弗·卡特林
《离开学术界：实用指南》，[美]克里斯托弗·卡特林 著，何啸风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3年9月。
遇到了麻烦
正当马洛里（摘编者注：作者伴侣）和我努力鉴别我们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中想要什么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过去忽略了这个等式中的许多变量。这种条件反射是可以理解的。如同大多数学者，我们早就习惯了重大的生活选择在我们的掌控之外。
虽然你可能早就明白这一点，但是，高等教育行业对在其中工作的学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实际上，学术界的就业市场非常奇怪。你是否还记得，你在节假日的晚餐上解释招聘周期时家人们疑惑的眼神？不是因为你胡说八道，或者你没有解释清楚。这是因为学术界对你的限制截然不同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的经历，它们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蒙娜丽莎的微笑》（Mona Lisa Smile，2003）剧照。
高等教育在五个方面阻碍了我们做出重要的人生选择：
地点。论文答辩后五年之内你能找到什么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能在哪里生活。
取舍。你能否拒绝一份工作，可能取决于你能否在一年内接到多份邀约。
时机。你只能在8月到11月期间申请长期工作，在11月到次年4月期间申请定期职位。
伴侣。如果你有伴侣，不管你在哪里找到工作，伴侣都得跟着你——除非你们可以分居。
教席。你的合同类型决定了你能否继续从事你擅长的工作；换句话说，你被聘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还是助理教授，比你的教学质量、学术成果或群体影响力更加重要。（编者注：在国内高校，是“讲师”“助理教授”还是“特聘研究员”“特聘副研究员”往往更重要）
如果你想为高等教育对你的要求开脱，那么接受这五种想法或许是说得通的。但这些限制不是正常的。一旦你决定离开学术界，就该抛弃这些态度了。对我和马洛里来说，那所基督教学院的工作促成了这个抛弃的过程。它带来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她发现终身教席不是她想要的学术道路，而我被迫承认彻底不当教授才是最好的。
《英文系主任》（The Chair，2021）剧照。
不管是什么导致你准备离开学术界，这种局面都给了你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重新评估你想要的生活和价值。你不仅能够回答这些问题，而且必须回答它们。当你把目光投向象牙塔之外时，保留那些对你的思维的旧限制，将阻碍你找到成功和幸福。
而摆脱最初对非学术工作的恐惧，会引导你进入一个鉴别期。
重获选择
一旦离开了学术界，你的个人和职业生活的五个方面就回到了你的掌控之下：地点、人际关系、职业轨迹、薪水、工作的意义感。评估这五个领域对你的重要性，是进入新行业的关键第一步。随后，这些决定让你可以更快、更坚定地对行业选择进行优先排序。
我们先看看离开学术界后重获的一项主要权利：决定住在哪里。从基本层面看，这一选择可能意味着在城区、郊区、农村之间选择。你甚至可能把改行作为在外国生活的一次机会——或者在长期工作后回国的一次机会。
虽然理论上选择是无限的，但大多数人的选择实际上是有限的。生活成本或许决定了你能否负担某个地区的定居费用，而想在外国生活的人可能要学会讲当地的语言。地理环境也会限制你能从事的具体工作。毕竟，你可能更倾向于在家附近的某个机构找到工作。普普通通的数字也会让你的求职变得更容易或更难：在你的居住地设立办事处的政府部门、公司和慈善机构越多，你找工作就越容易。不过，这个普遍规律不是绝对的：你有可能找到某个远程岗位，可以在任何能够安全访问互联网的地方工作。
《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1997）剧照。
人际关系是你要自行考量的另一个因素。你想离兄弟姐妹或父母更近，还是更远？这得由你说了算。你也可以如愿居住在有一帮朋友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你长大、上大学或读研究生的地方，不过它同样可能是一帮朋友都找到工作的地方。他们具体在哪里，并不重要。如果你觉得靠近所爱之人是重要的，那就把求职和这个优先事项关联起来。
这种选择自由，对于有伴侣的人来说尤其振奋人心。我知道与伴侣分隔两地——并且担忧彼此的工作会让这种局面持续下去的感觉。假如你目前遭遇了这种局面，那么离开学术界将消除很大一部分焦虑。
你们有些人可能有更迫切的担忧。如果学术界的不安全感和要求妨碍了你组建家庭，那么你现在可以自行考量你是否想要组建家庭。如果你的答案为“是”，这就带来了一系列次要的考量：哪个地区有最好的医院或学校？在哪里最容易找到长相厮守的伴侣？哪些地理环境让你很容易适应？
职业轨迹转向
你还可以把这种鉴别运用在职业轨迹上。不过，我指的不是你靠什么谋生，而是你希望这份职业在你的前行路上如何发展。两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一区别。
让我们从熟悉的路径说起。大多数学者在他们的职业中遵循我所说的杰出模式（minencemodel），在某一领域奠定杰出的声誉，然后努力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晋升更高级别虽然很常见，但它不会明显改变你的日常工作。不管是助理教授还是正教授，你都要主持课程、实验、研讨班；开展研究；在各种论坛上展示你的成果。
《教授》（The Professor，2018）剧照。
这种职业弧线是最初吸引克里斯·帕帕佐普洛斯（摘编者注：受访对象，下同）进入学术界的原因。他在成长过程中目睹了许多家庭成员从事医学工作，这是一个专家通过不断深化专业知识而进步的领域。因此，从事物理学的好处是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很容易向希腊的亲友们解释。只有到了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克里斯才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他不再为粒子加速器搭建复杂的计算机模型，而是担任卡玛信用的数据科学家。
不过，其他职业道路也是可能的。迈克尔·齐姆希望利用他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获得一个院长职位，成为一名教务长，甚至成为一位大学校长。他打算在各个级别上进行教学和开展研究，不过他认为自己的日常任务会随着职业的演变而演变。不同于上文所说的杰出模式，我把这种模式叫作领导模式（leadership model）。在这种模式中，你在某个机构中立足，深入地了解它，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负责该机构的运作。
《围城》（1990）剧照。
不同于在哪里生活、和谁一起生活，鉴别理想的职业轨迹要做的是，把从事什么工作和如何奠定职业声誉区分开来。在这个更高的层次上思考可以帮助你想象研究和教学之外的工作——而且或许能让你明白，学术界提供的职业弧线从来不是你想要的。
不过，这套框架有一定局限性。首先，职业轨迹的模式就像股票的类型。很少有人完全遵循其中一种模式，而且其他模式可能更好地反映了你的期待。如果你对其他模式感兴趣，网上可以找到大量资源。其次，这些职业选择不是绝对意义上“正确的”。你最终必须找出一条符合你个性的道路，找到可以把你带到目的地的职业。
谈薪水不可耻
薪水是你在改行过程中需要鉴别的又一个领域。找到教授教职之外的工作的人，会认为这个话题比几乎其他所有话题都重要——而且他们明白这是学术界羞于启齿之事。职业咨询师证实了这种家喻户晓的传闻，并且表示这种态度尤其盛行于人文学科的学生之中。
《蒙娜丽莎的微笑》（Mona Lisa Smile，2003）剧照。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关于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问题。研究生期间，老师教我们要热爱我们研究的东西，而且告诉我们赚钱不是我们的天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点在我们的心中扎根，我们开始将一定程度的贫穷（至少不富有）与我们的工作本身联系起来。
这种信念会导致你遭受许多本不该容忍的屈辱。我们都认识这样的人，他们为了搬到国外从事一年工作而花费不菲，或者在为出版社评审稿件时只得到“书面回报”而非金钱报酬。这些负担甚至可以成为一个自豪的标志，因为学者们试图比同僚们更多地表现他们对使命的奉献。
已经离开高等教育界的人的普遍共识是，一旦你抛弃这些信念，对你的职业和报酬采取更务实的态度，生活会变得更好。无论你最终认为财富不是你的首要关切，还是认为财富本身值得追求，你都无法回避一个简单的现实：金钱是我们社会用来帮助人们获得想要或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工具。无论你如何浪漫化你的赚钱方式，都无法改变这一基本事实。
与此同时，坚守一种贬低金钱价值的理想主义往往会适得其反，因为它允许学术机构剥削最在乎这些机构的人。虽然史蒂夫·乔布斯热衷于用技术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没有人建议他应该无偿工作。我提倡你用同样的方式来思考金钱。想从你的工作中获得合理的报酬，这没什么可耻的——我们没理由嘲笑向雇主索要合理报酬的观点。
你的学术背景必然会影响你对这个话题的看法。虽然大卫·恩格尔是一名学者，但他渴望过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摆脱财务的烦恼，把精神生活放在首位。学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给了他正式的语言和思想上的伪装，来捍卫这一立场：他们指责为金钱而烦恼是自甘堕落，并呼吁追随者重视真理和理性。
尽管有这种使命感，大卫在研究生期间依然与教授们共进晚餐，培养对葡萄酒的爱好，并学会欣赏一件优质羊毛夹克的做工。一开始，短视让他对这些矛盾视而不见，几年后才明白自己短视的原因：他的出身很像他研究的古代哲学家们。虽然他们坚信真理高于一切，但是他们个人处境的优越意味着他们没必要工作——所以他们很容易宣称金钱并不重要。
《录取通知》（Accepted，2006）剧照。
但是，由物质构筑的安全网对于预防心理崩溃是徒劳的。大卫在多年里一直把身份认同等同于思想上的使命感，但是对新行业的追求迫使他寻求新的自我意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他对于自我的旧看法没有映射到现实中——他甚至因为爱慕虚荣而内疚。这种认识使得离开学术界对他而言愈发困难，尤其是当他在一家大银行的数据录入隔间里开始新的职业生涯时。
十多年过去了，大卫现在是富国咨询的常务董事，金钱（有点讽刺地）成了他职业生活的核心。虽然改行带来了挑战，但是他过去研究的哲学中高尚的层面依然存在：大卫依然珍视智慧，定期参加职业论坛，给学者们提供建议来避开他年轻时踩过的陷阱。
克里斯蒂·洛奇的经历则截然不同。因为被单亲妈妈养大，所以她从小就知道有足够的钱来付账单是很重要的。因此，她在攻读中世纪研究博士学位时，对所谓的精神生活没有什么情感依恋：她知道在金钱上不能妥协太多，现实中的财务困境是应该避免的。
延伸阅读：《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美]兰德尔·柯林斯 著，刘冉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在大卫那里“为更高理想牺牲自己”的个人叙事，在克里斯蒂这里没有分量。一旦接到新的工作邀约，她就会用她的生活成本和其他开支来衡量这份工作。这种计算不难，却非常有力：因为她知道每个月现金流的收支平衡点，以及她想存多少钱，所以她能擦亮眼睛与对方谈判——而且能站在更强有力的立场上为自己说话。
如今，克里斯蒂在财务安全和个人真诚之间取得了一个适合她的平衡点。她白天是俄勒冈大学伦奎斯特商学院的就业咨询师，晚上则经营自己的公司，帮助学者在其他行业找工作。
上述故事展示了你离开岗位后看待金钱的几种态度。当然了，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你可以决定你的薪水是至关重要的还是无足轻重的，或是介于两个极端之间。在做出评估时，请诚实考虑你希望金钱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并由此进行优先排序。
重新理解“意义”
最后一个鉴别的领域，是工作的意义感。
许多学者认为他的职业生涯是一种天职。有了这种使命感，你就感觉你做的事在真实的、生存的意义上是重要的。无论你是在推进人类知识的极限，还是在塑造下一代公民，责任似乎都很重大——而且这项工作很值得做。
但更重要的是问问自己，通过为谋生而劳动来支付账单有多重要。有些人满足于从事“一份工作而已”，他们在爱好、家庭或慈善工作中找到更深层的满足感。另一些人则不满于职业与价值观没有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考虑你希望站在哪种立场时，请注意不要混淆一个机构的税收结构与推动它工作的使命。通常，你会为这三类雇主工作：（营利性）企业、（非营利性）基金会和慈善机构、政府（公共部门）。虽然这三种称号听起来好像提供了关于该机构所做工作的有用信息（至少说明了该机构的优先事项），但是它们在实践中帮助不大。
《当幸福来敲门》（The Pursuit of Happyness，2006）剧照。
首先，许多营利性公司为世界做了大量贡献。它们提供基本的服务，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支持与它们的企业使命、员工价值观或它们所在社区的需求相一致的慈善机构。相反，很多非营利性基金会的存在是为了促进某种利益，而不是向有需要的人提供直接援助。当我在2019年动笔写初稿时，全球各地的政府项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政治化，它们的许多活动是由党派狂热而不是由需求和共识驱动的。
“社会创投”（social ventures）的出现让这一局面愈发复杂。这类组织既旨在解决困扰社会的系统性问题，同时又属于营利性机构。质疑者可能认为这种模式是在利用苦难，但它确实可以促进公共利益。采用营利性的税收结构使社会企业能够吸引投资者而不是捐赠者。获得更大的资金池可以让公司比慈善机构更容易资助创新，增加公司的问题解决方案。简而言之，社会创投可以更快地产生更大的影响。赚钱依然是他们的目标之一，但利润不是他们的主要动机。
我知道我有点避重就轻了，但我想表达的是一个明确的观点：一个组织所做的工作类型更多地取决于其使命、文化和价值观，而不是其法律结构。在判断你有多关心你的工作对世界的影响时，这些属性才是你需要考虑的。
我目前的讨论都假设你会为他人工作，但是你们有些人将选择创办一家企业或非营利组织。虽然这条路有它的挑战，但它的回报是你可以更好地掌控你做什么、做多少、与谁合作。当你把工作与价值观关联起来时，你不得不成为意义的唯一决定者，以及如何追求意义的唯一决定者。
老实说，我在开始求职时并不了解这些区别。我认为非营利组织是好的，而公司是坏的，我很难想象我担任的职位与教育毫不相干。有些工作我认为在形而上学层面是好的，我也很在乎这类工作——并且一想到要给企业卖命，我就惊慌不已。
今非昔比。如今，我的工作是为一个巨大的营利性组织招揽新业务。但是，不像你所预料的那样，我不必在价值观上做出妥协，来弥合过去的想法和现在的角色之间的反差。恰恰相反，我必须重新定义，利用我的职业为社会带来影响意味着什么。
改变我的视角的一个方法，是重新思考“重要性”这一概念。我一直假设我的学术工作比学术界外的人们试图应对的挑战更加复杂，而且错误地把困难等同于重要性。对其他行业的了解很快纠正了这一误解。事实上，如今公司、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所承担的工作，与我在图书馆构想的那些最困难的项目一样棘手，一样需要深思熟虑。许多工作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一份工作事关重大时，你必然会感受到它有多么不同。作为一名学者，我研究一位在全球读者寥寥的冷门罗马诗人。没有人会因为我的见解而变得更好或更糟：我所做事的只影响到“学术讨论”。另一方面，我现在支持的项目却塑造了诸多公司未来的经营方式，可能影响数万人甚至数百万人。干好这份工作的压力是令人振奋的——给我一种作为教师和学者时从未体验到的肾上腺素激增。
“大材小用”的陷阱
再说找工作。
你在面试工作时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方觉得，你对于无门槛工作来说是“大材小用”，对于高级职位来说是“小材大用”。这把双刃剑威胁着大多数离开高等教育界的学者。想要避免这种困境，就需要知识和敏锐：一旦你了解它为何如此普遍，它何时会出现，你就可以轻松地应对它。
“……我感到自己是那么狭隘。”漫画来源于《念书，还是工作？》([法]蒂菲娜·里维埃尔 著，潘霓 译，拜德雅·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研究生院培养学者成为其他行业所谓的“主题专家”（SMEs，subject matter experts）——深入了解某个具体领域的人。主题专家通常为公司或项目组出谋划策，以应对那些需要特殊关注、超出新手所能获得的知识范围的议题。例如，为一家全球性银行设计财务系统的软件公司，需要将银行的内部流程数字化，以满足该银行覆盖的所有地区的监管要求。由于软件开发人员不是银行法专家，所以他们求助主题专家帮助他们编写符合法律约束的代码。
如果你是博士毕业，大多数人都会把你视为某一主题的专家。你面临的挑战是，学院之外几乎没人能将维吉尔之后的罗马诗歌知识，或18世纪法国小说中的性别建构进行变现。哪怕是科学家也无法避免这种困境：虽然你的技能在名义上能胜任各行业的工作，但由于研究生院的学习是高度专门化的，许多人仍然面临招聘的偏见。
试图说服非学术人士关注你研究的是什么，可能是徒劳的。用上文的例子来说，一家软件公司不会雇用一个研究全球银行法的主题专家，让她在键盘上敲代码。即使她能胜任这份工作，她也不太可能是最佳人选——至少从招聘经理的角度看不是。
想要反驳这一点，明显是不合理的。
摆脱这种简单化的思路的一个办法是，让人们相信你不是一个主题专家。强调你如何研究，而非研究的是什么。
把焦点放在方法论上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好办法。每个学术领域都以独特的方式考察问题——而且作为拥有高级学位的人，你很擅长用本学科的工具来理解、综合和报告原始信息。对于非专家来说，强调你应用于历史数据的统计理论，或者用来检验科学假说的策略，比你所分析的那些细节更好理解（而且往往更有趣）。
你还可以谈谈与你在高等教育行业的工作有关的活动。你可能管理过项目、组织过会议、领导过委员会——这些都多多少少涉及赶截止日期和有效分配工作的经验。学者们通常认为这些技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们是教授的“筹码”。如果不在其他场合提到这些技能，你就大错特错了。这些才能是有价值的，但潜在雇主只有在你开口之后才能得知。
《美丽心灵》（A Beautiful Mind，2001）剧照。
与此类似，你肯定有许多“软技能”，毕竟你这么多年都在跟青年、学者、行政人员打交道，他们都相信他们的利益是你的首要关切。虽然在向非学术人士介绍自己时，你首先可能不会展示这些属性，但重要的是要证明在你自己的专业背景中，你擅长与职位低于你、相当于你、高于你的人共事。
有些人天生擅长概括他们的学术经验，并以热情和信念传达他们的优势。例如，迈克尔·齐姆能够走进一间办公室，找到CEO，向他要一份工作。这种方法无疑是不寻常的，而且需要一种特殊力量的性格。迈克尔的成功，是因为他让新老板相信，他能为公司不断壮大的团队带来独特的视角，帮助他们以不同于竞争对手的方式解决问题。他那百科全书式的历史知识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让老板做了这个决定：虽然CEO不知道迈克尔到底能为公司做什么，但是他坚决发出了邀约。
虽然我的所有申请都没有获得面试机会，但是每次申请都促进了我对潜在行业的探索，帮助我鉴别自己的哪些经验与我所在的地区中从事有趣工作的组织有关。我强烈建议你采取和我一样的态度。如果一项奖学金看上去非常契合你的背景、兴趣和个性，那就去申请吧。不过，不要因为申请格式是熟悉的，就花费太多精力强迫自己融入不合适的圈子。
《实习生》（The Intern，2015）剧照。
机会成本是很高的，而成功的可能性却很低。
把你的学术经历翻译给新受众的更可靠办法，是写一份高效的简历（résumé）。因为这份文件不同于你熟悉的履历（curriculum vitae），所以，在说明如何把履历翻译成简历之前，我们最好先总结一下二者的区别。
履历要一一列出你的专业资格和成果。它的结构是十分严格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发表作品。虽然你在申请具体工作时可能会修改简历——比如改变你的研究和教学部分的顺序——但其组成部分大致是不变的。所以求职信（cover letter）在学术界的求职申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可以向收件人说明来意，并且把简历中与本次机会特别相关的细节凸显出来。
显然，简历更具有选择性。它是一份更有说服力的文件，凸显相关的技能和成果来解释你为什么适合这份工作。今天，它通常被单独提交，或者——在发送电子邮件的时候——附带一个简短的、一两段话的说明。这种区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你不可能带着对方把你的简历从头至尾浏览一遍，所以文件本身必须引导读者获得最有可能说服他们更深入了解你的那些信息。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离开学术界：实用指南》一书。
原文作者/[美]克里斯托弗·卡特林
摘编/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