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是人类最早的定居地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人类文明因亚洲而更加绚烂多姿”，“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习近平主席关于亚洲文明的重要论述为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提供了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在多样文明交流和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系统研究亚洲地区多元文明特质及交流互鉴机制，构建亚洲文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亟须学界从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文献典籍、文物史迹、文化理念、文明思想等维度，对亚洲文明研究的内涵特征与外部机制，展开理论性、前瞻性和对策性的研究。

思考亚洲文明研究的理论建构

长期以来，对亚洲文明的研究往往受到近代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对此，在6月18日由郑州大学主办，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郑州大学亚洲研究院承办的首届亚洲文明高端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武寅呼吁，中国学界应打破欧美学者的“旁观者”视角，以“当事者”的体验和使命，聚焦国家现实关切，提出新观点，解决新问题，不断强化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研究。

现代化进程是世界文明正在经历的变革，亚洲文明的现代化道路无疑为重新认识世界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于沛看来，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效仿、重复欧美国家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欧化”或“西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起步和跃升，虽处于资本主义大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但成功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赵文洪从“财富愿望”视角分析了中欧工业文明的历史背景、具体情况，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探讨了财富愿望与工业文明的关系，即在工业文明建设的早期，社会财富愿望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可能比较大；而在中后期，虽然仍是必要的主观动力，可能其他的一些主观因素会更加重要。

郑州大学副校长张倩红认为，当前，在世界重心不断向亚洲转移的背景下，亚洲作为全球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拥有极强的自主性及独立性，亚洲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新亚洲”的战略构想，从和平发展、经济自主、文明互鉴等视角表达对未来亚洲的新愿景。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肖宪认为，亚洲文明包括东亚的中华文明、南亚的印度文明和西亚的伊斯兰文明。从历史来看，中、印、伊三大文明都是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历史上都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很多贡献，近代都遭受西方的侵略和殖民，现在都有复兴的要求。

文明往往是跨国度、跨区域的，仅从地理、经济、历史的角度来界定亚洲，不足以理解其文明的内涵。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魏楚雄提出，要把研究重点从外部、从帝国主义和东方主义的视角，转移到从内部、从本土和本区域的角度来重新构建亚洲研究。

从文明交流互鉴史认识文明的形成

区域文明不仅仅是固定边界内的演化过程，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互鉴构成了文明形成的重要因素，也为重新认识区域文明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谈及日本早期文明与外部世界密切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建新认为，中国文明始终是日本最大的参照系、最大的“他者”。

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国的一系列创造发明为世界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而汉字的发明却没有在文明的意义上得到足够重视。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副院长王勇认为，仓颉造字不仅使华夏由野蛮迈向文明，更影响了日本、朝鲜等东亚地区的其他国，汉字的形塑为东亚地区提供了统一的书写系统，是东亚地区文明的重要象征。

郑州大学亚洲研究院执行院长葛继勇注意到，近代以前中华文明与周边文明的交融互动体现为不同的机理。比如在“东亚海域世界”形成了笼罩覆盖性影响，而在“西域世界”却未形成燎原之势。探讨前者的文明传播，需要打破“一国史”观念，从“国别”走向“区域”；梳理后者的文明交流时，则需要注意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乃至阿拉伯文明交错的独特机理。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冀开运对伊朗文明与中华文明互鉴历程展开探析认为，从公元前2世纪的安息帝国起，伊朗文明与中华文明相遇，从此开启了2000多年的伊朗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交流互鉴历程。中国的绘画、画院制度、中医、陶瓷技术也对伊朗文明产生深远影响。两大文明之间平等交往，互相借鉴，为两个文明古国带来了文化繁荣。

古代东北非地区与西亚的发展紧密相连，相互影响。学界对西亚与埃及文明发展的影响已有较多研究，但对稍后发展起来的阿克苏姆文明的影响却关注较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沐涛分析认为，位于今天埃塞俄比亚北部的阿克苏姆文明存续时间大致为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0世纪。阿克苏姆文明从产生、发展到衰落，除了受埃及文明、努比亚文明影响外（共同构成了东北非文明圈），更多地受到来自隔海相望的西亚发展的影响。

全球化需要开放包容的文明观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个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更加紧密和频繁，为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肖宪提出，对伊斯兰文明的认识必须严格与极端主义区分开来，中华文明应加强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和对话，加强对伊斯兰文明的认识和了解。这种交流和对话，对外有助于发展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关系，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内有利于制定好有关民族宗教政策，保持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融合共生现象，不仅促进了亚洲的文化繁荣，也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和谐的亚洲地区。在对中缅的建交历史和成果进行梳理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梁志解释道，从历史上看，缅甸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共产党国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缅关系更是成为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典范；1960年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成为中国解决与周边国家陆路边界问题的突破点和范例。从现实来看，缅甸在“一带一路”中占据重要地位，有必要推动各方在能源、投资、贸易等方面加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