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的启示
新中国建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常见的执政方法是，从全局的需要出发，树立和打造各种典型样板，然后在全国推广。最著名的例子，比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
世事变幻。到今天，很多这样的典型样板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有的则活了下来，在执政党应对社会变迁新问题的过程中仍旧焕发出自己的生机。
其中之一就是枫桥经验。
10 月 11 日，纪念毛泽东主席批示“枫桥经验” 50 周年大会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历来颇受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中央在不同时期也批转过一些枫桥经验的材料让各地借鉴，但党的最高领导人以批示的方式，把枫桥经验上升到全局的意义，还是首次。其中透露出来的信号，值得认真解读。
维稳器
在 2008 年，也就是毛泽东主席批示“枫桥经验” 45 周年的时候，当时也恰逢改革开放 30 周年，记者曾经专门到浙江诸暨实地调研枫桥经验。记者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这个老典型为什么能够活下来，它究竟能够折射改革开放历史的哪些秘密？尤其是，这个政治典型又是发生在私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这一点本身就很有意味。
正所谓，人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每当现实争议太大或前行方向有些模糊的时候，我们不妨多回头看看历史，看看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
比如，市场经济，从理论上说，其核心要素包括私人财产权和企业家。但一回到现实，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这些就不是所谓的自发演化产生的。 今天所说的最早企业家，最初可能是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里面的能人，他们的企业家才能拯救了不少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而他们脱胎成为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也有赖于国家层面推行的企业转制等政治动作，其间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浙江被认为是无为政府的典型。这更多的是从政府不具体干预私营企业和藏富于民这个意义上说的。但改革开放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总体也呈增多的趋势，新问题不断涌现。比如人口流动下的外来人口和本地人的冲突、劳资冲突等。尤其是在农村，改革开放后单个的农户又成为农村主体，而浙江诸暨现在的专业镇最初又是以家庭作坊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农村社会的矛盾和纠纷大量涌现。
面对大量涌现的矛盾和纠纷，一般人们会选择两条道路，一条是上访，一条是打官司。而在真实的生活中，人们处处感到的不是上访和打官司的有效，而是其边界的约束，比如司法审判资源方面的案多人少，公安系统的警力不足，综合治理力量的薄弱等。在农村，所谓法治还会碰到与本土乡俗的冲突，比如农嫁女的权益问题， 2005 年一份资料显示，浙江全省 40 多万农嫁女中有过上访经历的大约有 15 万人。
这个时候，政府就不是无为，而是需要提供一个稳定器，让这些矛盾和纠纷能够及时得到化解。创造经济奇迹和寻求秩序两者交错前行，今天我们回顾历史过于注重前者而忽略了后者。浙江的这个维稳器，就是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的精髓就是，依靠当地干部和群众，就地化解矛盾，不上交。其运转机制包括矛盾纠纷排查、联合预测、从村到镇的调解体系、社区矫正等等。枫桥经验，就是弥补在改革开放变动不居的时代条件下，政府固有系统提供秩序能力不足的一种办法。这应当是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能够活下来的根本原因。更进一步说，枫桥经验也反映了一个国家追求秩序过程中，警察、法院、法律等这些要素的边界。
可复制性
枫桥经验一开始就不完全是自发产生的。从 1963 年在少抓人、不武斗条件下改造好“四类分子”，到改革开放后的给“四类分子”整体摘帽、“严打”后的帮教违法犯罪人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包括 2003 年以后的以人为本、社会管理创新等，都是国家层面有一个全局性的考虑，然后枫桥被当作试点和样板之一来积累经验。
因此，枫桥经验的可复制性就是其效果的一个佐证。枫桥不再是一个地名，“枫桥式”是浙江对其维稳工作做得不错的乡镇的一个正面评价。浙江舟山普陀就被称为海上枫桥。一段时间，过多的渔业捕捞和有限的渔业资源，使得近海渔船之间的矛盾纠纷大量增加。根本之道是产业升级，不让过多的人挤在已经很有限的近海渔业资源里面抢饭吃，否则恶性冲突就是必然的。而为了让这个升级过程比较平稳，当地就借鉴枫桥经验，建立了以船老大为主体的三级调解体系，海上的矛盾被纳入调解渠道解决。
但只是照搬也未必行得通。事实上，枫桥经验本身也在根据新情况不断调适。比如外来人口集中的企业，虽然可以按照枫桥经验把信息员、调解员等队伍建立起来，但本地人和外地人毕竟有隔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诸暨市公安局在推广枫桥经验中首创了“老乡干部管老乡”制度。枫桥的干部在矛盾纠纷解决中就曾经发现，有时当地外来务工人员准备集体上访的时候，常常联系家乡的干部来为自己主持公道。这其实反映了做人的工作，就要充分考虑对方的需求和依赖感，这正是调解的精髓所在。枫桥便找到了本地劳动力来源最集中的江西，与当地政府联系，请调干部来枫桥做调解工作，镇财政担负他们的一切费用。
对于一些普遍性问题，比如农嫁女权益，涉及面很广，枫桥经验虽然能一时保证“不上交”，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就需要乡俗和法律两者之间不断调适。枫桥在推动各村制定村规民约的过程中，就注意让两者不断接近，比如先让村规民约明确，其配偶为非农业户籍且无固定职业与收入者，可保留本村村籍—也就意味着可继续享受本村集体资产股份量化、土地补偿款分配等权益。这可以先帮相当一部分人解决问题。
传统政治资源的“创造性转换”
当下，中国的第四轮改革即将启动，时代的形势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枫桥经验对于未来中国是否仍有启迪作用？简而言之，枫桥经验对于中国平稳度过未来的转型和调整的时期，能否发挥作用？
毫无疑问，改革的过程充满风险，改革的推动者自然要考虑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让国家平稳地走过未来一段注定不寻常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大之后，执政党大力倡导群众路线、转变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等，这些传统的政治资源被领导人反复提及。时代不同了，这些政治资源要在新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创造性转换”是必要的。比如枫桥经验诞生于当年的社教运动，这个运动也包括让基层干部“上楼洗澡”，要算账、退赔和撤换等。这种方式今天已经行不大通。
看起来，现在大力提倡群众路线，枫桥经验算是一个得到最高领导人正式认可的实际做法。群众路线，现在应该怎么个走法？怎么能够化解民众的不满和改革中一定会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让领导干部体验下民生艰苦，决策时更科学和人性化一些，只能起一定作用，不可持续。以后涌现的大量矛盾纠纷，还是不好解决。
枫桥经验的关键就是如何做到就地化解矛盾，不上交。提前化解是前提。这对广大农村而言，尤其重要。枫桥一位老调解员告诉记者一个自己多年工作的心得，即如果所有村的纠纷提交给镇里处理的超过 15% ，镇的调解体系就很难正常运转。
实际上，在历次改革和调整的关键时期，基层的矛盾和纠纷都会对政府的治理构成巨大挑战。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维稳体制的强化，在目前也不是一个良好的方向，因为其成本也是日渐高昂。
群众路线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解决好各种利益矛盾和纠纷，而不仅是一些规章制度体系的堆砌。 枫桥经验的调解之所以做得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会做调解，相当一段时间内，村的主职干部本身就兼任调解主任，镇上的调解员基本是从乡镇一级领导职位上转过来的，他们本身就掌握一定资源和人脉，又普遍多年从事调解工作，对法律掌握得比较多，经验丰富。
现在诸暨从市到村建立了全面的调解体系，各镇每个村成立一个调解委员会（成员都是当地德高望重、有威信的人士，俗称“老娘舅”）。各个乡镇建立了社会服务管理中心，把公共服务统一集中办理。
这其实预示着，群众路线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维稳器”的功能， 需要两点，一是与民众直接相关的事务，政府要透明和高效，这相当程度上会消弭社会不满和矛盾的发作；另一点就是在直接接触民众的基层领域，有一套顺畅运转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其依赖的不是官僚化的工作人员，而是扎根民间社会的有生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法治、政府角色等相应地不断调适自己的边界，才能让中国的上层建筑真正扎根于中国的大地，形成自己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