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10月28日电 10月28-29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日报社、中国公共外交协会联合主办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第8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口举办。在全体大会“高水平开放与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中，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发表演讲。以下为发言主要内容。

首先，非常荣幸再次参加中改院国际研讨会，刚才迟福林院长说中改院马上就成立32年了，我们这些研究改革的经济学者，从一开始就参加了中改院很多的会议、很多的活动，我不记得我是不是32年前中改院成立第一年就参加了中改院的研讨，至少第二年、第三年就参加了，这些会议给我们的职业生涯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这里祝贺中改院这些年的发展，祝贺这些会议越办越成功。

我原本准备的演讲题目是城市化与现代化，但是看到会议主题，我讲一讲开放，我们的主题是改革与开放，在海南自贸港也涉及到开放。刚才诸位讲了很多关于开放的话题，从不同的视角讲。我选择另外的视角，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看看这些年我们的发展，为什么得益于开放，我们今后的发展为什么仍然会得益于更高水平的开放。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的理论，“发展”这个词，在英文的语言环境当中，指的是落后国家的发展。落后国家发展是多么的艰难，落后国家的特点是没有高级的增长要素，没有资本、没有技术、没有熟练的劳动力，没有好的教育，再加上经济体制、管理体制有很多缺陷，我们有的只是一些初级要素，自然资源、矿产或者是工资水平很低的劳动力。怎么发展？要想发展，第一，是充分利用好现有的要素，第二，是想方设法能够培养更多的高级要素。

因此，就必须发挥两个我们称作发展经济学的相对优势，一个是所谓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在没有高级要素的情况下，只利用初级要素，让初级要素发挥出它的比较优势，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可以降低成本获得利益，比如说我们有廉价劳动力就多发展劳动密集型，把它利用起来，产生一些效益和竞争力，可以得到初步的发展。这就是我国初期开放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贸易、引进外资发展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这个比较要素到了一定的时候，特别是到了经济增长、收入有所提高时，到了所谓的中等水平时，这个优势就会衰减，甚至会逐步消失，最近这些年我们中国出现劳动力成本开始提升了。当工资劳动成本上升到比他们的劳动成本高时，比较优势就衰减了。有些学者和重视比较优势，反复强调比较优势有多么重要，比较优势在最初相对来说重要一点，随着经济的增长，这个相对优势相对消失了。这个时候落后国家怎么才能继续增长，取决于能不能尽快获得一些优质的要素，包括加强教育、发展科研、搞基础设施等等。这些落后国家都在做，但是，这个时候仍然不足以使你获得更多的更好的优质要素，保证持续的增长。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注另一个相对优势叫做后发优势。落后怎么能成为一个相对优势呢，可以通过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减少节约研发成本，可以通过更快的速度、在更广的范围内通过技术转让、知识的转移。现在一个新的重要的基础理论是新发展经济学里的一个概念——知识外溢，传导到这里，可以获得更多自身所缺乏的优质要素，特别是知识、技术、研发能力、创新能力等，这些是落后国家最缺乏的。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说如果只有最初的优势，没有获得后来新的要素，增长可能会停滞。我们这些年强调，从一开始，包括发挥比较优势时，我们引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本身也有技术转移，我们引进纺织业那些技术设备，那不是两百年前重新搞的，是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发达国家已经发展起来的技术设备。然后一步一步的，通过不断学习、掌握，在交流、学习、引进中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我们的高级要素就成长起来。一个一个的产业能够接近前沿，我们可以实现快速的发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得我们接近前沿的速度加快，这就是中国这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反过来也是东亚一些国家的发展，不仅是最开始的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怎么发挥后发优势。

这里面有很多渠道，包括引进外资，外资不仅带来了资本，来带来了大量的知识和技术，包括管理的技术，留学、科学家的交流也好，通过贸易、投资学到了很多做生意的办法，学到了各种法律的支持、各种制度的建设。这些就是中国这些年通过开放，在开放的过程中，才能得益于后发优势，才能得益于知识的转移、技术的转让，技术的扩散。然后，到了新阶段，就是要逐步发展自身的研发能力，包括投资、教育能力等，逐步的发展起来。

这是怎么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是，当我们逐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引发了新型大国另一个陷阱，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引发了地缘冲突，引发了大国博弈、大国竞争。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情况，想想美国的遏制措施，脱钩、断供、停止交流、留学生受限等一系列的举措，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不是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不在竞争的范围里，针对的都是后发优势，美国的这种遏制，而且不是用市场的办法、行政手段的遏制提醒我们后发优势多么重要，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多重要，一切手段都是卡断知识外溢的手段。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开放的重要性，开放对于发展的重要性，这可能是中国的发展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能够提供的发展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

怎么办？一方面，我们要加大自我研发，因为断供、脱钩，导致一些卡脖子的技术，需要我们自己研发，解决瓶颈问题。当然，还要加强自主创新的力度，确实，遏制也激发了我们自主创新的活力。但是，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尽管我们要自主研发，这是大家希望的事情，也是最终能够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希望，但在这个阶段，当我们还是一个落后国家时，自主研发不是最优选择，是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博弈下不得不采取的最优选择，但是整个发展的阶段，比起后发优势可能才是次优选择，因为成本更高、难度更大、时间更长。

这种最优选择可能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成本高，难度比较大，过去我们成本比较低，后发优势是能够享受获得知识和技术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引进、消化吸收成本更低，现在可能成本更高。第一，增长率就会有所下降，第二，会看到一些成本现象，比如说，我们这几年议论的所谓科技烂尾楼的事情，这都是成本提升的一种表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尽管现在我们说中国一些领域，包括AI、新能源技术等某些领域里有领先的地位，但是，绝大多数的产业都是相对落后的，这个落后的程度可能逐步在改进，我们经常问一些专家，你这个产业离最先进的国家大概处在什么位置，通常给我们的回答，前些年是50%、60%，最近这些年增长比较快，现在大概是60%-70%，甚至有一些是80%，多数产业的情况下，我们要继续开放，继续更大程度的开放，向更多的人开放，向更多的企业开放.通过这种开放，我们向所有的人学习，而且知识的扩散，不是直接的一个路径，可能通过其他的一些市场的路径，也可以学习到新的知识、新的路径。

所以，不能封闭自己，不能因为遏制就封闭自己，相反我们要更加开放。就像华为说的，我们要向所有比我们先进的人学习，不要被一些情绪所干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研究进一步的开放，包括最近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对所有的制造业产业已经取消产权比例限制等，自贸区、自贸港等建设，都是使得我们更加开放，继续在开放的过程中发挥后发优势，使得增长依靠更多的高级要素，包括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制度结构、管理模式等，能够使中国持续的增长，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再有10年、20年、30年持续的正常增长，我们将在世界上会处于不同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