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杖”在苏轼作品中出现70余处，如“倚杖听江声”“竹杖芒鞋轻胜马”等，多写其拄杖而行，并集于贬谪黄州后。但前人对此探究较少，下面则对苏轼拄杖背后的深意予以揭示。

“杖”的图案最早现于甲骨文。《说文》曰：“杖，持也”，段玉裁注：“凡可持及人持之皆曰杖”，即由表动作的“持”可引申为名词的手杖。杖的最初作用乃助力行走，因老人常用，遂渐成年老象征，如《礼记》以“杖家”“杖乡”“杖国”指代各段年龄；又隐士高人常策杖游山林，杖逐成隐逸符号，如左思《招隐诗》“杖策招隐士”、陆云《逸民赋》“世有逸人……杖短策而遂往”等；后佛教传入，杖成顿悟修行工具，如《坛经》载：“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可见，“杖”由动词变名词，并渐从实用器物发展成象征符号，其丰富寓意，为解码苏轼的拄杖行为提供线索。

一是杖乃苏轼的身体依靠。首先，苏轼贬至外地，常需面临自然的挑战。黄州、惠州、儋州皆处多山湿热之地，他于此深有体会：黄州“乱山环合水侵门”“江城地瘴蕃草木”，惠州“槎牙乱峰合”“海国困蒸溽”，儋州“千山动鳞甲”“天低瘴云重”，多山则行走困难，湿热遂容易致病，苏轼因而常被疾病缠身（“叹息无言揩病目”“病瘦独弥年”“病怯腥咸不买鱼”）。此时，杖的支撑尤显必要，所谓“借杖扶衰疾”，靠着竹杖，病躯才得以在崎岖山地行走（“芒鞋竹杖布行缠，遮莫千山更万山”“曳杖不知岩谷深”）。

其次，生活窘困迫使其亲自耕作。苏轼贬黄州时经济拮据（“哀哉知我贫”）、生活艰难（“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不得不拓荒耕种，即“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后在惠州、儋州亦相似。而躬耕田亩带来的疲累也在消磨其身体（“垦辟之劳，筋力殆尽”），于是他对杖愈加依赖，常拄杖前往耕作（“扶老向良田”），或用以挑菜（“拄杖闲挑菜”），或倚靠休息（“杖藜可小憩”），可谓实用方便。

再者，苏轼喜酒易醉。东坡好酒，但不胜酒力，每饮必醉，醉则随处而卧（“春夜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少休”“谁能伴我田间饮，醉倒惟有支头砖”）。此时，若一杖在手，便可作搀扶用，如“夜饮东坡醒复醉……倚杖听江声”，暗示他一路酒醉归来，全赖手中竹杖；“垂白杖藜抬醉眼”，写其醉眼朦胧、拄着竹杖勉强支撑的模样；“有酒我自至……杖屦聊相从”，道出其赴邀饮酒须有杖相随。

以上，苏轼刻画了一个因恶劣环境、困窘生活、饮酒习性，不得不拄杖而行的老弱衰病形象，此与其早年意气风发、年少轻狂的模样迥异。然身为作者，苏轼实掌握书写权，他有意矮化自己，以区别从前。就其意图看，更多是想以衰老之貌来示弱，表明自己渐收锋芒、走向成熟，以便得到皇帝宽恕。如他离开黄州时道：“病疮老马不任鞿，犹向君王得敝帏”，感恩皇上，终究还是怜恤他这个衰病之臣，由此证明其形象塑造之成功。

二是杖乃其心灵依托。首先，杖使惊魂未定的苏轼得以心安。初到黄州，刚经历乌台诗案的他，如同惊弓之鸟（“惊起却回头”），恐惧不安，面对“功名定难期”的未卜前程和“暗蛩泣夜永”的鬼魅环境，他常如幽人般“无事不出门”“归来闭户坐”，试图与外界隔绝，以缓解内心惊恐。“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通过闭门拄杖，他暂得一个独立安全空间，心灵得以依托；后偶尔外出，尽管眼前仍是“林断山明”“乱蝉衰草”，但因有杖相伴，他亦可暂时心安，获得片刻栖息（“杖藜徐步转斜阳”）。

其次，杖陪伴着漂泊孤独的苏轼。他屡遭贬谪，在近20年里远离庙堂和家乡，从黄州的“我今漂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惠州的“我自飘零足羁旅，更堪秋晚送行人”到儋州的“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道尽其无处归依之惆怅。因戴罪之身，一些旧友同他疏远，遂使其常生孤独之感（“归来独扫空斋卧”“照夜孤灯长耿耿”），而常伴其左右的，乃手中之杖，此亦为“杖”之书写频繁出现在贬谪期间的缘故。其中以《临江仙》最具代表性，东坡夜饮归来，因家童熟睡，无法入户。此时，他身处异域、无友相伴、有屋难归，在被周边环境都拒绝后，只剩他独自一人“倚杖听江声”，杖，成为他唯一的陪伴和依靠，让他得以静听自然和内心之声。

再者，竹杖承载的故乡记忆抚慰了苏轼心灵。蜀地山多竹茂，《史记》曾载张骞之言：“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正义曰：“‘邛竹’……可为杖”，后黄庭坚、陆游等，据此多认为筇竹杖产于蜀。苏轼生于蜀地，竹杖所承载的早年家乡记忆，可让他远戍异域时，获得心灵慰藉，其有诗曰：“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雨后，他拖着竹杖在山坡行走，铿然作响，此般声音，或缘于故乡记忆的留存，让他天生即爱。

三是杖乃其精神寄托。一方面，杖作为隐逸符号，蕴含苏轼的归隐念想。苏轼谪居期间仰慕“隐逸之宗”陶渊明，渴慕他“策扶老以流憩”“负杖肆游从”般携杖而行的归隐生活。于是，他檃括《归去来兮辞》，“策杖看孤云暮鸿飞”，在杖的陪伴下享田园之乐。又追和陶诗，或“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倚杖而歌；或“杖藜山谷间，状类渤海龚”，扶杖山中，如获渤海般的力量；乃至“桃源信不远，杖藜可小憩”，确信拄杖前行，可至桃花源。在陶氏淡然之性的浸染下，其心态日趋平和，从黄州到惠州，他放下对异域“桃李漫山总粗俗”的偏见，转为“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认同；纾解“有恨无人省”的怨愤，换作“南来万里真良图”的接受；褪去“狂夫老更狂”的孤傲，化作“不妨诗酒乐新年”的达观。

另一方面，杖乃辅助修行之工具，伴随苏轼在困苦淬炼中开悟。《冷斋夜话》载：“坡曰：‘轼年八九岁时，尝梦其身是僧’”，表明苏轼早年对佛僧颇为认可，后他与佛印、道潜等僧人交好，并深受禅宗影响。身处黄州，他常往安国寺沐浴，以洗净尘世污垢（“兼以洗荣辱”）；远戍岭南，他沐于南华亭，悟到自己乃僧人来世间修行，贬谪是必经之难（“我本修行人，……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在渐悟过程中，杖偶有出现，一日骤雨忽至，他竹杖芒鞋，忆起五代僧人贯休之诗“芒鞋竹杖寒冻时，玉霄忽去非有期”，悟到世间本无晴雨之分，只要内心泰然，即使拄杖，亦可轻快胜马（“竹杖芒鞋轻胜马”）；此外，杖还成为他与僧人交往之媒介（“送佛面杖与罗浮长老”）、入寺和致礼之器具（“曳杖入寺门，辑杖挹世尊”），并借此以“敛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温”。

以上论述了苏轼因人生遭遇，对“杖”而产生的身体依靠、心理依托、精神寄托。还应注意的是，此举与宋代风尚密不可分，宋人崇老，苏轼亦如此，他自称“老夫”（“老夫聊发少年狂”），并常将年老象征的杖携带手边，或策杖而过（“策杖频过如未厌”）、或扶杖而行（“扶杖起相从”）、或拄杖而立（“拄杖彭铿叩铜鼓”）。另宋人尚雅，杖作为高人旷士之行头，常被宋人模仿，如苏轼“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万里云山一破裘，杖端闲挂百钱游”，乃是仿自西晋阮修“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的风雅之举（《晋书》）。

综上，苏轼在自身经历和社会风尚的双重作用下，主动对“杖”这一文化符号予以频繁书写，并在拄杖中获得了身心依托。此举颇得宋人与后世的认可，出现了东坡手扶杖藜图等画作，并影响苏辙、黄庭坚、陆游等人创作，形成了由自身、社会、后人共同构筑的文学图景。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05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