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那年我刚出生。有人看过我的生辰后预言：你今后的职业是一个跑四方的。在家人的眼中，跑四方难道以后是一个生意人吗？或者是个司机？或者是？在那个年代，能有着安定稳定的生活是人们的梦想，也许是这样，父母对于我总是有些深深浅浅的担忧。

1980年的夏天，我们一家居住在一个山区的小镇。在一个黄昏，当我和弟弟从田野里带着汗水和泥土回家的时候，父亲很神秘的告诉我们，快点把自己洗干净，早点吃饭，晚上带你们去看一个从没有见过的东西。当黑夜开始笼罩小镇的时候，父亲带着我们七弯八拐来到一个架着高高铁塔的房子下面，在房子外面围满了大人和小孩，虽然看不清楚他们的面容，但是我还记得人群中激动、盼望的那种热烈的气氛。父亲代我们转到一个小门，轻轻地拍门，然后向接头一样说了一些话，这是门开了，父亲拉着我们很快就进去了。在我的心中这时有一种莫名的盼望，父亲带我们来看什么呢?在一间平房里，早已经挤满了人，但是这里面的人都十分安静地等待着什么。父亲告诉我们，今天他带我们来看的就是叫电视的东西。电视是什么？这是有人大概是父亲的朋友走过来，把我和弟弟领到一个方方正正的机器前面，说这就是电视机。那是一个四周被木板包着，前面有这一块像玻璃一样的机器。机器正开着，但是上面就是像下雪一样的东西，然后就是一些嘈杂的电流声。看什么呀？在机器的后面，有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过了一会，在机器的玻璃上出现了几个模模糊糊的人影，还有着听的不是很清楚的声音。有人说今天的信号不好，只能这样了。在房子里面站了一个多小时，反正是什么也没有看清楚，什么也没有听清楚。原先挤在小屋里的人也开始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听见父亲像是对我们又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电视呀，真的没有电影好呢。原来读过大学的父亲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叫做电视的东西。

后来我们一家到了县城，到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县城里面已经有人家拥有电视机了。那时父母亲的工资不高，上有老下有小的，经济也不宽裕，买电视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时在院子里，有个叫做夏奶奶的退休了的人，她胖胖的，慈眉善眼，当时他的儿子在日本留学，给她带回来一台叫做东芝的电视机，黑白的，但是这是我们院子里面第一个有电视的人家。每到星期六的晚上，吃完饭洗过澡，夏奶奶家里就会有着我们这些小孩子的身影，刚开始是几个，后来是十几个，再后来是几十个。那时的夏奶奶总是不烦我们，我们的座次都是由夏奶奶问我们这个星期的表现或者是考试成绩来排定的。为了能在周末的晚上在第一排看电视，这也成为了我们这个院子里面的小孩子努力学习好好学习的一个动机。在夏奶奶和蔼的微笑和她的奖励与惩罚当中，我们这些70年代出生的人也看到了铁臂阿童木，看到了排球女将，看到了当时我们看不懂的蹉跎岁月。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像有两三年的时间，随着一家家都有了电视，夏奶奶家里也不再热闹，也许在对这电视的那种寂寞的日子里面，夏奶奶一点会很怀恋由着电视带给她的那份满足。现在每当我回忆起那段时光，夏奶奶的身影、言语和微笑总会浮现出来。当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知道，她老人家肯定已经离开了，我在心里面默默地祈祷她在天国的生活。当我成为一名电视人之后，我想如果她能看到我做的电视，她该是多高兴。这时我好像又看见了咧着嘴笑得夏奶奶，好像又看见她摸着我的头对我说：下个星期继续努力，今天你坐在一排一号。

和同龄人相比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上过了电视。第一次在电视上露脸是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是在春节的时候，当地政府要让人们过一个欢快的节日，就组织了一个游行的活动。我读书的那个学校的传统项目是狮子舞，我也一直学校狮子队的成员。作为游行队伍的一员，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舞狮子确实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就在我们精疲力竭甚至有点要罢工的时候，我们看见在队伍的前面有一个抗着摄像机的人。路边有看热闹的人对我们说，快点舞，记者要拍你们，你们舞好了可以上电视的。是呀，我们可以上电视呀。我们十几个小伙伴马上来了精神，七八头狮子又在狭窄的街道上舞动了起来。我举着狮头边舞边想，那个人会不会在电视里面说，这些学生不怕苦不怕累，是大家学习的好榜样呢？要是我在电视里面出现了，老师表扬我们该怎么说呢？那几天，我一直等着看电视台的新闻。过了两三天，我终于看到了。那是一条很长很杂乱的新闻，在纷杂的画面中，我终于找到了我举着的那头瘪了一只眼睛的狮子，我努力地寻找着自己，就在我快要失望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我，那时在镜头摇下来的时候，画面里有我的一双脚和我那双粘了许多污泥的球鞋。尽管有些遗憾，但是我还是对许多人说，在电视上看到我了吗？因为我的脚和球鞋上了电视呀。

1988年，那时我读高一。有人看过的获奖作文后鼓励我：好好写，今后当个作家。也是在那一年，我的学校迎来了建校60周年的校庆。当时来了很多有名的校友，也来了扛着摄像机的记者。在人群中，那个记者看到我，走过来说，小伙子身体不错，来给我帮忙。原来他是要我帮他背一个像背包一样的机器，这个机器有一根电线和他肩膀上的机器连接着，他走到哪里我就跟着他到哪里。刚开始，我跟着他在校园里面转来转去，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我在同学或羡慕或好奇的目光中还有些得意，但是没过多久我的肩膀就被这台机器压得先酸后痛，对他给我发出的在机器上按键的命令也执行不到位了。跟了这个记者半天，我才知道，这是中国最好的一种摄像机，要好多钱，他肩膀上的叫摄机，我扛着的叫做录机。忙了大半天，我只知道拍电视好辛苦呀。

1995年，我走出大学中文系的教室。在我的内心中回老家找一家报社或者是哪个单位的办公室就可以了。到了人事局报到之后，自己背糊里糊涂的分派到了电视台。做电视，我什么都不懂，但是又要服从分配，就这样我进了地方电视台。不懂就从头再学吧。摄像机，编辑机，光线，构图，电视表现……很快我就迷上了这个很神奇的东西。在单位里，有一台被淘汰的摄像机，我就天天提着它到离单位不远的一条河边拍树，拍铁塔，拍行人，拍一切可以拍得东西。回来了找到机会就去试着编辑编辑。好在单位的领导很开通，在我摸石头的时候给我指定了一位老师。过了几年，老台长退休的时候，曾对我说：你现在成熟了，你是在巫掰中成长起来的电视人。

记得我曾在日记里面写过这样的话：我深深地迷恋着电视，并将为她奋斗终生。十年，我在中国的基层感受着中国经济的变革，体味着中国电视的发展。在地方台的十年，我拍了无数的新闻，制作了数不清的专题。十年，从前那个不懂电视为何物的孩子，为着一双脚上了电视而高兴得少年也为人父了。看到我的孩子拿着遥控器翻来覆去地换频道，听到他满嘴从电视里面学来的各种新鲜词汇，我仿佛又见到在那个夏天的夜晚，父亲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七弯八拐地带我们看电视的情景。十年，当我不再年轻的时候，我的心里却萌发了不安于现状的躁动。

2004年，我有幸在网络上结识了冯克，也是在这一年北京进入初秋的时候，我来到了《致富经》。也许真的应了我出生时的预言：我是一个跑天下的人。这一年，我32岁了。在电视界，这是一个比较老的年纪了。但我知道，我十年的经历，我在中国基层的经验，我对电视自己的理解，我和拍摄对象所能产生的共鸣，我对于每一次拍摄的尽心尽职……这是我享用一生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