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在我国，三农问题始终是大问题。农民依恋于乡土，农业根植于乡村，农村的自然与社会风貌所展示的空间情境，使得发生于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显著区别于城市创业。在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今天，遵循我国国情和创业的一般规律，因地制宜地推进农村创业，对于我国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本期文章解析农村创业的研究缘起、基本内涵和重要议题，揭示农村创业研究的巨大潜力。我们还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长期关注农村创业研究的专家、华南农业大学杨学儒副教授分享他关于农村创业的精彩观点。对于这期文章，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不同观点，欢迎您留言或发送邮件ysuzjw@126.com跟我们联系。期待大家在NET2019平台上相互交流碰撞、共同学习成长。

（朗读者：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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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创业：聚焦三农的致富经

张敬伟常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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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创业研究的缘起

从世界范围来看，农村地区发展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据统计，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农村覆盖了75%的陆地面积，农村人口占比25%（OECD，2006）；在欧盟，农村覆盖了57%的疆土，农村人口占比24%（European Commission，2012）。在我国，这两个数据更为可观，农村占国土面积94%以上，农村人口占比40.42%，高达5.64亿（国家统计局，2019）。虽然农村地区在自然资源、开放空间和天然景观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相比于城市，农村地区的发展往往面临一些独特而严峻的挑战。近些年来，社会各界人士开始更多地意识到，创业是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重要抓手。

在国外，上世纪80年代之前，就有学者探讨农村创业的有关议题。随着8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的变革和农村发展的危机逐渐显现，农村就业率低、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高质量的教育与医疗体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等各种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学者和农村地区的利益相关者都发现，创办新企业是促进就业，增进农村地区福利的重要手段（Pato和Teixeira，2016）。例如，农民认为创业是增加收入的一种方式，女性发现创业可以发挥个人能力，并实现了特殊方式的就业，政府也普遍认为创业是促进地区发展的一项关键战略（Pato和Teixeira，2016；OECD，2006）。与此同时，随着消费者对高质量农产品以及乡村休闲娱乐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农村创业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在此背景下，农村创业（rural entrepreneurship）开始得到创业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Wortman，1990）。

在我国，农村创业（或“乡村创业”）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历经40年的发展历程，我国农村创业走过了“脱农”、“离村”和“回乡”三个历史阶段（庄晋财、尹金承和庄子悦，2019）。自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三农”问题，国家开始大力鼓励和支持农民创业。近几年，国家出台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我国三农也随之跨入“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全新历史阶段。加之整个社会向信息化的转型、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政策措施的践行，以创业创新为手段撬动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已经成为民族复兴时代背景下不可逆转的一股洪流。农村创业，或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三农创业（张玉利和冯潇，2019），注定成为我国创业研究领域一个重要而意义深远的研究课题。

二、农村创业的内涵

（一）农村创业是什么

最早对农村创业概念进行界定的学者是沃特曼（Wortman），他将农村创业界定为“农村环境中的新组织创建，以引入新产品，服务或创建新市场，或利用新技术”（Wortman，1990）。后续不少学者沿用其思路，认为在农村地区创建企业和发展小企业都属于农村创业的范畴（Pato和Teixeira，2016：7）。

但是，简单地使用创业活动发生的空间（农村地区）标准来界定农村创业，似乎无法捕捉农村创业的本质。因为有些创业虽然发生于农村，但只是选址在农村，并未雇佣当地农民，也并不使用当地资源，这样的创业对于农村地区发展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科斯加德等（Korsgaard、Müller和Wittorff ，2015）学者认为，有效地界定农村创业需要识别哪些新创企业雇佣了农村本地人、使用和提供本地服务以及为农村当地带来收入。他们区分了农村创业（rural entrepreneurship）和在农村创业（entrepreneurship in the rural）。

科斯加德等（2015）等认为，尽管这两类创业都发生在农村这一地理空间，但“农村创业”是与农村空间情境互动的创业活动，创业者通过当地农村资源使用和新组合而嵌入于当地空间情境之中。农村创业不仅为创业者，也为农村地区创造价值。由于这类创业与当地农村有紧密的互动，因而不会轻易流动到其他地区。而“在农村创业”的企业只是将农村空间环境作为其创业活动的场所，采用的是利润导向和以流动性为特征的空间逻辑，创业活动的本地嵌入程度很低，缺乏与当地个体、组织及环境的交流和互动，因而，这种类型的创业仅凭经济逻辑（如发现其他地区的要素成本更低）就很可能迁出该农村地区。上述两类创业的区分也有助于识别谁是真正的农村创业者，即，只有生活在农村环境中，基于农村社区的、被农村本地社会网络和社会特征显著影响的创业者才算得上是农村创业者（Pato和Teixeira，2016）。

相比国外学者普遍重视农村环境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我国学者多聚焦于农村创业的主体——农民创业者，关注其个体特征、主观能动性和创业行为规律。因此，国内学者多采用“农民创业”这一概念（孙红霞、孙梁和李美青，2010），关于农村创业的严格学术界定十分有限。在为数不多的概念探讨中，学者罗明忠（2012）将农村创业定义为农村居民以市场销售为目的，从事个体经商活动、开办企业以及特色种养殖等；阐述了农村创业的主体（农民）、创业活动内容及其产业选择（经商、开办企业、特色种养殖等）。此外，黄德林（2008）提出，我国农村创业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组织创业，具有“规模小、个体化、分散化”的小农经济特征，对我国农村创业特点做出一定归纳。总的来看，国内学者对农村创业基本内涵的准确界定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二）农村创业与三农创业

农村创业发生于大的“三农”背景下。在我国，三农问题是指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具体是指在广大的乡村地区，以种植或养殖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问题。以此延伸出的三农创业，即，农民创业、农村创业和农业创业，这些创业类型彼此交叉，共同以农村创业环境为背景展开。当然，这些创业类型也各有侧重点，参见表1的简要归纳。

表1 三农创业之间的简要比较

三、农村创业研究的两个重要议题

近年来，农村创业问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们的日益关注。ETP、ERD等主流创业期刊开始更多地探讨三农创业的话题（如Fitz-Koch、Nordqvist和Carter等，2018；Müller和Korsgaard，2018；Munoz和Kimmitt，2019；Pato和Teixeira，2016）。本文参考相关文献，重点阐述农村创业的两个研究议题。

（一）农村创业环境及其对农村创业的影响

创业活动和创业过程往往受到所在情境的影响（Anderson，2000；Welter，2011）。农村创业发生在农村情境下，农村的社会、制度、经济、技术和空间情境，将对农村创业产生制约或促进作用。以往创业研究多关注社会、制度、经济、技术等情境因素，对于农村创业而言至关重要的空间情境却关注不足。学者们认为，农村空间情境，包括以物质、物理为表现形式的地理位置因素，也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认知因素，如表征、意义、社区以及情感归属等（Müller和Korsgaard，2018），会对农村创业过程及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在农村空间情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源禀赋。张玉利和冯潇（2019）认为，相较于城市，农村往往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比如土地、田园、生态、民俗、节庆传统，等等。即使是贫困山村，也可能蕴含着自然生态、独特习俗等丰富的资源。通过挖掘并发挥农村当地的优势资源，农村创业能够将资源转化为财富。科斯加德等（Korsgaard、Müller和Wittorff，2015）也尤其强调资源在农村创业活动中的独特作用，认为农村创业具有优化利用农村地区资源的潜力，并举例说明农村独特资源对农村创业的影响，如下：

在丹麦斯特林这座小岛上，前帆船船长约翰经营果酱生意。约翰在该岛东部自家的果园中种植浆果，并将之酿成果酱。岛上雨水很咸，附近的兰格兰岛为斯特林岛避开海风，这些气候条件与数小时的日照时间相结合，提供了极佳的自然条件，使其浆果风味儿非常独特。约翰使用的果酱配方是根据当地业余果酱制造者的配方开发的，这些人有时还充当合作研发者和口味品鉴人的角色。如今，约翰的果酱在丹麦各地的特产店都有出售。该合资企业的年营业额约为14万欧元。虽然不算多，但足以让约翰谋生。在这个约200个居民的小岛上，约翰的这项创业活动为整个小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个案例中，正是因为斯特林岛自然资源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与当地社会、经济和空间环境的有机结合，使得约翰的创业成为可能。作者认为，约翰的创业活动不可能在其他农村地方发生，而且该企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很可能与斯特林岛密切相关；约翰的创业活动也不太可能发生在城市，因为其创业过程中纳入了农村性（rurality）这一特殊元素（Korsgaard、Müller和Wittorff，2015）。

国外农村创业学者使用农村性这一概念刻画农村环境及其蕴含的独特资源。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性表现为人口密度、人口变化率、村落规模、地方经济结构和地貌（Skuras，1998），用以刻画某一农村地区的基本状况。如今，学者们将农村性视为一种动态的创业资源（Bryant，1989）。斯塔多普卢等（Stathopoulou、Psaltopoulos和Skuras，2004）认为，农村性界定了一种具有鲜明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特征的特定区域的创业环境；并认为，农村创业的基本创业过程与城市创业没有什么不同，但农村性揭示了多样化的创业机会，对创业行为产生了不同的制约，从而对创业过程和创业结果产生影响。

在阐述农村性的基础上，斯塔多普卢等（Stathopoulou、Psaltopoulos和Skuras，2004）将影响创业过程的农村性因素分为三大类：自然环境、社会以及经济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包括三个方面，包括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地貌景观，社会因素包括社会资本、农村治理和文化遗产，经济因素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商业和社会网络的经营，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水平。作者将农村创业描述为一个受特定地域特征影响的三阶段过程，包括概念阶段、实现阶段和运营阶段。通过刻画不同创业阶段的主要特征，作者探讨了农村情境因素特别是农村性因素对于创业过程的复杂和动态影响，是构建农村创业理论框架的一次重要尝试。

（二）创业者相关因素对农村创业的影响

农村创业活动是创业者与农村创业环境交互的结果，因此，农民创业者能否克服资源限制，洞察农村环境中的资源价值并积极采取行动，决定了哪些创业机会被识别、创造和利用，也决定了创业的绩效。因此，作为三农创业主体的农民创业者也是农村创业（也包括农业创业）研究中较为关注的重要议题。

现有文献考察了农民创业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心理特征、个人技能、身份、创业行为与绩效等广泛的议题（Pato和Teixeira，2016；Fitz-Koch、Nordqvist和Carter等，2018；Wu、Song和Yang，2019；易朝辉和罗志辉，2018）。例如，在农民创业者特征方面，有学者发现，先前高管经验、行业经验、创业经验使农民创业者更可能发现创业机会，并且显著促进企业成长（杨学儒和李新春，2013）。在农民创业者创业行为方面，国内外学者们考察了农村创业者的资源拼凑行为（Hota、Mitra和Qureshi，2019；孙红霞和马鸿佳，2016；张敬伟、裴雪婷和李志刚等，2017）、创业学习行为（张敬伟和裴雪婷，2018）以及商业模式设计行为（陈寒松、贾竣云和田震，2019），等等。

在农民创业者身份方面，菲茨科赫等（Fitz-Koch、Nordqvist和Carter等，2018）发表于ETP的文献回顾文章值得一提。NET2019公众号经典重温栏目曾发表杨俊教授文章——农村创业：创业研究的新主题。在文章中，杨俊教授针对菲茨科赫等（Fitz-Koch、Nordqvist和Carter等，2018）的文章做出评论，认为当前主流创业研究呼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创业者个体身份与社会身份之间的交互对于创业行为和结果的影响，说明身份是农村创业者的关键问题，农村也是研究个体身份与社会身份交互的重要情境。这种身份纠缠，可能引发了农民创业者不同的创业行为和结果，特别值得深入研究。

四、农村创业研究与实践启示

（一）理论启示

目前，在国际期刊上的农村创业研究主要以欧洲国家学者为主，且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对于欠发达国家的研究相对较少（Pato和Teixeira，2016）。在国内，农村创业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杨学儒、梁强和李军，2013），尚缺乏对农村环境、产业特性以及农民创业行为等展开深入研究。综合上述讨论，提出几项研究议题以供参考。

首先，厘清农村创业的内涵。我国学者多关注农民创业者，尚未对农村创业做出清晰的界定，这无疑会阻碍农村创业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国外学者认为农村创业与“在农村创业”等其他形式的创业存在明显差异（Korsgaard、Müller和Wittorff，2015），并强调农村创业的特殊性源自农村创业情境的独特性。因此，国内学者可以参考这一观点，对我国农村创业情境的独特性开展理论提炼，在此基础上清晰地界定农村创业内涵，不仅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开展，也能够为农村创业支持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其次，构建农村创业的理论框架。国内外学者（Pato和Teixeira，2016；张玉利和冯潇，2019）均指出，农村创业不同于城市创业，不能将以往的创业理论简单地移植过来，而是需要构建坚实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农村创业问题。张玉利和冯潇（2019）强调，不仅是农村创业，整个三农创业研究的视野都不应局限于主流创业研究的分析框架，因为新的理论贡献更有可能诞生于突出三农独特性的研究情境之中。挖掘农村创业的情境独特性，从中识别重要的理论问题，这在中国具有独特意义的三农创业背景下尤为突出。

最后，可以借用社会创业、绿色创业等领域的理论逻辑开展农村创业研究。当前，我国农村原有的自然生态和社会价值观均遭受严重破坏，农村发展正面临着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多重危机（庄晋财、王春燕，2016）。因此，采取社会创业、绿色创业等理念和理论探索农村创业的新逻辑，推进可持续的农村创业，有助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最近杨学儒和李浩铭（2019）从企业社区参与理论视角，揭示了企业社区参与影响其环境行为的作用机理及其情境条件，对于治理“小而散”的农家乐环境污染行为的政策制定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总之，这方面研究应该具有较大潜力，值得学者们从不同理论视角开展深入的研究。

（二）实践启示

近几年，持续的政策利好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企业家、返乡农民工以及涉农创业者加入农村创业的大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可以预期，随着中央政策的稳步推进，未来更多的产业要素将流向农村，农村创业的活跃度也将持续攀升，当下正是推进农村创业的大好时机。

因此，对于农村创业者而言，熟悉和了解创业政策及相关创业知识，发挥创造力开展有形和无形资源拼凑，挖掘当地农村独特资源价值，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运用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等新组织形式和新业态，开展创业和创新，不仅有利于自身增收减贫，还有助于逐步改善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面貌。对于政府管理者而言，需要加强顶层政策和制度设计，遵循创业逻辑而不是工业化逻辑开展农村创业，也不能简单地复制美国的乡村发展之路（张玉利和冯潇，2019；庄晋财，2019），而是需要立足于我国独特的农村国情，因地制宜地推动农村创业生态系统的建设和完善，包括加强对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优先投入，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庄晋财，尹金承和庄子悦，2019），注重对农民创业的引导和培训，建设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