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到位是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硬核。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习俗也有各自特点，基层治理只能因地制宜，才能切实有效。“枫桥经验”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直到今天依然是基层治理创新的典范，其跨越时空的特征，对“十四五”基层治理创新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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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内容与内核

“枫桥经验”的内涵迭代进步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是大名鼎鼎的“枫桥经验”的发源地。1963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枫源村支书向上级请示，就地改造“四类分子”，创造了“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经验，被毛泽东同志批示推广。上世纪70年代初期，流窜犯也被当地人帮教，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当地的第一个万元户。文革结束后，枫桥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使3万人回归社会正常生活，为全国拨乱反正提供了范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枫桥创造出群防群治，预防化解矛盾，社会治安良好的新经验。2003年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主席批示40周年大会上做出“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的重要指示。“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先后被写入十九大报告、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枫桥经验”的内核历久弥新

“枫桥经验”的内核是担当和信任，村支书是500户人家的当家人，为一方乡亲担责，村民有基本的认同和信任，相信即使犯了错误、甚至是违法犯规的乡民也是“自己人”，需要改造，能改造好，再次回归社会。浪子需要管理对社会负面影响才最小。

500年前，王阳明就深谙此理，身体力行，他曾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匪患横行，封建王朝始终处在剿匪与再次剿匪的困境中，其客观原因是靠天吃饭的农业经济遇到灾年是大概率常态事件，灾年人民生计困顿现象经常出现；制度原因是灾年税基减少，税收下降，官吏考核业绩受影响，因此灾年往往会因为官僚体系对上负责而发生横征暴敛，内外交困下流民与暴徒结合，形成匪患冲击社会秩序。剿匪不难，但更重要的是源头治理。王阳明的做法包括第一，给皇帝上折子《乞宽免税粮急救民困以弥灾变疏》要求免税，为官僚队伍行为调整创造条件；第二，给乱民、流民回归社会创造包容空间，让暴徒找不到跟随者。他发布《南赣乡约》，指出民俗善恶有地方政府“治之无道，教之无方”和家庭社会“训诲劝戒”不及時、方法简单粗暴的原因，提出弃恶从善之人为自新之民，给出了乡村治理的系统解决思路；第三，创办乡学，教导子弟，有利于社会移风易俗，同时也为乡民家庭发展建立了希望。可见，传统文化中有强大的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赋能，就能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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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创新：扩散与成因

“枫桥经验”的时空扩散

“枫桥经验”不仅屹立60年，成为新中国社会治理的典范，在空间上有较大范围的推广。浙江省各地以学习“枫桥经验”为契机，形成了一系列基层创新经验，如绍兴市“老乡管老乡”的外来人口管理模式，台州市“四前、四理”联动调解中心机制，杭州市六和塔经验和智慧大脑行动等等。

此外，“枫桥经验”在国内多省都有落地，如黑龙江大庆市打造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大庆公安版，广东广州市公安局推出社区围院、门禁视频、群防群治措施，内蒙古阿拉善盟公安局探索“草原枫桥+邻里守望”群众工作法，陕西省形成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云南省构建了人民调解的大格局体系。

“枫桥经验”的持续成因

“枫桥经验”的形成条件。一是经济资源。枫桥“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自然特征和浙江的商业文化，使枫桥具备了以重视经济生产和社会稳定的经济理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要素，进而具备了在乡镇层级解决大多数利益矛盾、实现“矛盾不上交”的经济资源，这也是“枫桥经验”首先在浙江省内推广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文化资源。理学大师朱熹和儒学大师陈寿都曾在此讲学传道，师爷讼师职业传统悠久，使枫桥形成了以说理文化与教化治理文化为主要传统的政治生态要素，同时具备了“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文化基因和胆量。

三是人力资源。农村聚族而居的熟人社会特征，使枫桥具备了以乡土亲缘邻里关系为主要内核的人口社会要素，造就了“四类分子”“怕群众不怕监牢”的特点。而当地精英推动，干部群众个个参与、敢于创新和担责，则为“枫桥经验”生发与推广提供了人力资源基础。

“枫桥经验”得以广泛传播扩散的原因。“枫桥经验”是浙江省基层社会治理的名片。它的起源是基层创新，它的提炼总结和推广是浙江省政法委和综治办持续推动的结果。做好是前提，总结提升形成品牌和传承很重要。创新不忘传统，在继承基础上发展，不吃老本，持续改进，用丰富的实践为“枫桥经验”持续赋能，是“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不搞长官意志，不搞个人政绩，只推“枫桥经验”品牌，也是“枫桥经验”成功的关键。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社会治理就成为群众的自发和自觉行动，成为自我管理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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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推动基层治理创新的启示

瞄准时代需求，激发社会活力——实际是依靠群众

“十四五”时期对社会治理主体的需求继续向多元共担转变。同时，社会结构继续变化，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中产阶层继续崛起，老年人力资源和中产精英阶层为基层治理提供新力量。他们有时间、有意愿参与基层治理，同时具备一定的知识、技术和技能。我们应当珍惜这股力量，激发社会活力，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和服务。

用好基层党组织，结合党员同志作为单位成员和社区居民的两种身份，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落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实处，推动党员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提高群众组织化程度，综合运用正式与非正式两种组织、线下与线上两种手段，引导和规范社区社会组织、宗亲会、业主微信群等发展，发挥他们在群防群治、矛盾调处、社区矫正等中的作用。

为基层治理公务人员赋能——改进工作能力和条件

首先要推动基层治理单向负责向双向负责机制转变，形成基层治理公务人员既对领导负责、又对群众负责的共识。其次要按照事权与编制对等原则，调整基层编制，改变基层治理事务繁重、缺编缺钱缺人的现状。按照关口前移的原则，将维稳经费统筹用于基层治理、源头治理。对于临时性事务，鼓励通过政府购买岗位或服务等形式，向社区困难群众提供岗位，向社区社会组织等购买服务。最后要壮大基层治理公务人员队伍。建立健全基层与机关双向选拔机制，形成优秀人才到基层去、机关干部从基层来的用人导向。加强对基层治理公务人员的培训，国家层面负责课程研发和师资推荐，省级层面负责组织基层治理公务人员学习培训。

推动基层治理、群众文化和区域特色的有机融合——传统智慧和现代实践结合

将传统智慧融入现代基层治理实践，实现以文化人。既要寓基层治理于群众文化，又要注重发挥区域特色。树立礼法合治的基层治理理念，将仁义、诚信、友善等传统文化内涵融入群众文化活动中，寓庄于谐、寓教于乐，提升公民思想道德素质，达到“息讼”的目的。结合各地文化习俗，深入挖掘家族传承、乡规民约、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与基层治理内涵，广泛采取讲堂、音乐、舞蹈等多种文化形式，因地制宜，发挥其在友亲睦邻、团结互助、社会慈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有条件的地方，推广文化礼堂或文化传习所等，作为传统文化教育与共治文化培育的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