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主要介绍纽约、芝加哥、新加坡的大数据城市治理方式以及对我国城市治理的启示。上一篇我们介绍了芝加哥的大数据城市治理方法，今天让我们来一起探究新加坡在这方面的经验及启示。
（一）新加坡大数据治理的背景
新加坡是较早将大数据应用于城市治理的亚洲国家。2003年2月，中国顺德暴发了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病毒发现两周后，新加坡卫生部门虽然成立一个工作组，并采取了非常应对措施，但是到4月中旬，到访新加坡的游客急剧减少，酒店入住率直线下降，商店、餐馆、出租车司机收入锐减，这一事件导致新加坡经济收缩了4.2%。此后的调查发现，5位“超级传播者”造就了该国238个病例，如果政府早点发现这些人，就可以阻遏病毒的传播。这让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小小的病毒仅用几个月时间就能危及国家的繁荣，而大数据对此类问题可以有所作为。
(二)新加坡大数据治理的主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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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建立风险评估与扫描系统(RAHS)。SARS病毒退场后几个月，新加坡国防部利用美国的全景扫描系统(TotalInformation Awareness，TIA)思路进行了一次演练预测疫情，结果发现系统可以帮助新加坡在病毒抵岸前两个月便捕捉到疫情暴发迹象。为此，新加坡快速成立了RAHS项目推进办公室，迅速建立了风险评估与扫描系统，搜集并筛查大量数据，加以分析，创建模型，预测可能出现的事件，并在新加坡政府机构内分享。2006年后，新加坡除了将RAHS用于窃听和炸弹等政府安全问题，还利用RAHS分析Facebook、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的帖子，评估国民情绪，预估可能出现的骚动。2009年后，新加坡决定将RAHS系统扩展到国家安全之外，将RAHS方法输出到整个政府系统。利用该系统应对各种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包括“黑天鹅”事件、政府采购、预算、经济预测、移民政策发布、房地产市场研究、教育方案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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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建立完善的数据开放法律和制度保障体系。在数据开放方面，新加坡建立了严格而清晰的数据开放规则，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公布了8700多个政府数据集，公众可以免费获得超过60个政府部门的数据。此外，新加坡还颁布了《个人资料保护法》(2012年)，防范对国内数据以及源于境外个人资料的滥用行为，并成立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对不遵守《个人资料保护法令》的企业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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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实现四大库的整合和政府数据的全面开放。新加坡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建立土地(地理信息)、人口、商业和公共安全四大数据中心，然而，四大数据中心只有土地数据中心是有空间信息的，而土地信息中心与其他三个数据中心之间没有联通，空间数据与非空间数据不能整合使用。2008年，新加坡政府提出了一项全国性计划——新加坡地理空间信息库(SingaporeGeospatial Collaborative Environment，简称SG-SPACE)，将已有的土地、人口、商业和公共安全四大数据中心整合到统一的框架下，全面推进空间信息共享。SG-SPACE的愿景是创建一个“空间化的社会”，公众和企业都可获取并利用地理空间信息来更好地辅助决策，以大大减少新加坡公共部门采集、管理和更新地理空间信息的重复劳动。新加坡是较早实现政府数据开放的国家，为进一步鼓励社会公众参与数据开放运动，激发社会创新力，一方面，政府通过data.gov.sg开放来自60多个公共机构的8600多个数据集，并提高数据的机器可机读性;另一方面，政府提供专项资金举办“ideas4appschallenge”活动，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并为开发者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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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引进大数据人才。除了实施政府CIO制度，2014年，新加坡开始聘用数据科学家为政府服务，聘请埃森哲公司的首席数据分析专家作为政府CAO，以促进各个部门的数据智能化应用。
(三)新加坡应用大数据于城市
治理创新的主要成绩
第一，政府开放数据和资源的价值获得最大化开发。基于SG-SPACE项目，新加坡政府16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合作开发智慧地图平台Onemap，实现了地理空间数据的全面共享。Onemap拥有60种不同的地图主题，一方面，为公众提供了学校、商业、交通、住房等众多查询，让使用者随时搜索各种各样的地理空间信息;另一方面，为基于位置服务(LocationBased Services，LBS)的企业提供开放数据，提供API接口，允许用户在公共数据上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新加坡政府开放数据平台公布的数据种类多、更新及时，数据开放的质量和数量在全球名列前茅。利用这些开放和共享数据，企业和部门已经开发了100多项应用，涉及停车信息、公共厕所、野猫管理等。
第二，为决策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产品和服务。针对政府决策需求，RAHS提供了多层次的信息产品和服务，分别为Skan、Vanguard、Tech-Skan和Skoop(参见表1)。这些产品为不同级别的政府公职人员提供了多样化的决策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