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以来各族人民的共同斗争，造成了社会再度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必然趋势。隋文帝杨坚顺应历史潮流，建立统一的隋朝，结束了自西晋“八王之乱”后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的局面，重新建立起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大国。

唐高祖李渊，利用隋末农民大起义，隋朝土崩瓦解的时机，建立唐朝。公元六二七年，唐太宗李世民又统一了全国。统一的唐王朝的建立，使全国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唐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的局面，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特别是唐代前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引起了周围各国强烈的反响。他们都愿意前来中国进行访问和经商。从而，唐代成为我国历史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极为繁荣的时代，对外贸易也随之在两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陆路交通的扩展

隋代陆路交通，在两汉的基础上有了扩展。据裴矩的《西城图记》载称：

“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

自鄯善至吐火罗(即大夏)、挹怛 (今阿富汗巴达克山一带)一段，隋代南道同两汉南道无异。只是到吐火罗、挹怛后，隋代南道不是西去兰氏城，而是沿今苏尔哈布河上行至兴都库什山以西的帆延(今巴米延)，再越过库赫伊巴巴(即巴巴山)，南至漕国(今加兹尼)，再至北婆罗门(即北天竺，今巴基斯坦)，而入西海(印度河所注入的海，即阿拉伯海)。可见，隋代南道的终点已伸延到印度河口附近，使陆路交通线与海路交通衔接了起来。

隋代的中道相当于两汉时期北道中那条主要的商路。《西域图记》载称：

“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漕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

所不同的是，隋代的中道在渡乌浒水(今阿姆河)后西南行，在穆国(即木鹿)与汉代南道汇合，再至波斯，最后入波斯湾。而两汉的这段商路，在渡鸟浒水后，则不经木鹿而西北行，至奄蔡(咸海与里海间)。

此外，隋代还有一条北道，该商路始于汉，通于三国，发展于隋，即是经行天山北路和东南俄草原的一条丝绸之路。特别是到了公元十三、四世纪，其作用显得尤其突出。

到了唐代，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通向国外的道路共有七条。其实，通向国外的道路并没有那么多，有的是内地通边境的，有的则是通国外的海道。唐代陆路通向国外的道路，仍是继汉、隋以来的丝绸之路。

为了保护丝绸之路的安全，唐朝从河西走廊的凉州(甘肃武威县)起，直到天山南北各条道路上，都在沿线的重要地点驻有军队。一面备战，一面屯田，不但保护了商旅的安全，并且开发了土地，增加了粮食生产。这些驻军加以各种官吏、后勤人员、家属和当地居民，又形成了散落在丝之路上的许多繁华城市和富庶地区。

《资治通鉴》载称：

“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唐朝陇右道包括十九个州，六十个县，以及安西和北庭两个都护府。安远门(后改名开远门)是唐代长安城西城墙最北面的大门，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据记载，在安远门外设有“堠”，是记里程的土墩，或称记里堡，相当于今天的里程碑。这除了说明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外，还可以看出唐朝对丝绸之路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家们对西安附近的古墓进行了发掘，在汉代古墓中发现了很多陶仓模型，同时在唐代古墓中发现的却是三彩骆驼俑和深目高鼻的牵骆驼人俑。之所以有这种区别，是因汉代我国农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土地、粮食成为地主阶级发财致富的主要来源，因而人们特别重视贮藏粮食的仓、屯。

但到唐代，除土地、粮食外，繁荣起来的商业贸易，又给官僚地主带来新的财源，因而他们对丝绸之路上的载货骆驼，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丝绸之路在唐代占有重要的地位。

自汉至唐的千余年间，除海路外，这条丝绸之路是贩运丝织品的主要通道。到了宋朝，中西交通贸易往来以海路为主，但仍有不少人奔走于这条著名的丝道上。时至元明，在这条丝道上仍留下了许多中西方使者、商人、僧侣以及旅行者的足迹。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一直为各国人民所称颂。

二、古城长安

隋唐时期，随着陆路交通的扩展，还出现了许多贸易繁盛的城市，主要是长安、凉州、敦煌、弓月、洛阳等。

长安这座历史名城是唐代的都城。唐长安是在隋代创修的，因汉代旧都已不适应新的需要。于隋文帝杨坚开皇二年(公元五八二年)，在今西安市区所在地创修了这座规模宏大的新城。到了唐代，仍不断修建，使其更加宏伟壮丽。

根据考古工作者的测量，唐长安外郭城东西宽九千五百米，南北长八千四百七十米，周长三十五点五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垣之一。每个城门上都树立着巍峨的城楼，显得格外壮观。

长安城不仅是唐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城。长安集中地反映了唐朝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发展。

首先，长安有着高度发展的手工业，其中以丝绸、金银器、瓷器、铜器为主。

边境兄弟民族和西方各国的商人不断地驱赶着大批马匹，携带着各种方物，前来长安交换丝绸等物。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唐代文化以丝绸为代表而远播西方。其次，长安有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线。陆路交通线可分为四路:东路自长安经洛阳到汴(今河南开封)、宋(今河南商邱);西路自长安经岐州(今陕西凤翔)至成都；南路自长安到荆(今湖北江陵)、襄(今湖北襄樊)，再经长沙、广西至交州；北路自长安渡河至太原，出娘子关至范阳(今河北大兴县)，或沿黄河向东转北，即沿今京广线达范阳。在每条交通线上，都设有完备的驿站。

这样，长安城和全国各地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唐长安的中外交通，无论陆路、海路都比汉朝发达。唐朝在丝绸之路上不但设置了很多保护交通安全、维持秩序安定的手捉，并对各地之间的路程里数也有详细记载。

再次，长安的商业繁荣兴盛。

唐长安不仅是全国人口最集中的城市，也是各类货物最大的集散地。长安城内有东市和西市，是商品的荟萃之地。西市设有各种行业的店铺，商业活动远盛于东市。外国商人多在西市交易，西市的波斯邸，是专供波斯(今伊朗)人居住或存放货物的地方。与此同时，长安还有很多小商贩、小手工业作坊以及出租房屋为生的小房产主等。

唐代一般使用铜钱，因携带不便，随着商业的发展，出现了飞钱，“飞钱”是一种简易方便的汇钱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在长安出现了不少富商大贾。

最后，长安的文化艺术高度发展。

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长安在天文地理、历史、医学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文学等各个文化艺术领域内都取得了崭新的成就。

正因如此，长安成为西方人向往的都城。每年都有大批外国使者、商人、僧侣通过陆路或海路来到长安。为此，长安设有专门接待外国使者和商人的机构，如鸿胪寺、礼宾院等。在外国商人中，有中亚细亚人、波斯(伊朗)人、大食(阿拉伯)入等。长安贸易的繁荣同波斯商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专门从事珠宝商业的，对活跃长安市场起了积极作用。

《南部新书》记载：

“西市胡人贵蚱蛛而蛇珠。蛇珠者，蛇所吐尔，唯胡人辦之。”

各国商人带着从西方贩运来的香料、药材、珠宝等以换回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有的外国商人还在长安开设店铺，也有定居下来久留不归的。东方的日本和朝鮮，也有不少商人、僧侣以及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从海路登陆后也都前往长安。所以说，唐代的长安是名副其实的国际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