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地产陶婷 坐标80年代的北京。彼时的京城遍地的筒子楼、四合院，那会的清华大学周边还是一片农田，一眼望去看到的是荒凉无限。在那个一切都有待复苏的年代，风华正茂的李铁来到了北京，并借住在朋友20平米的四合院房间里。
用蜗居来形容李铁当时的住房处境，丝毫不为过。那时的他，未曾料想，许多年后的今天，高层、独栋别墅等房子大行其道，智能化的配套随处可见，新中国住房的变化之大，超出了不仅仅是他，而是那个年代所有人的想象力。
从没房到有房，从“蜗”到家，从稚嫩的青年到首席经济学家，70年风云际会，李铁显然是随着新中国一同成长，并亲历和见证着新中国70年的住房变迁。
“这个变迁太大了”，5月28日，在接受中国网地产专访时，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生于1955年的李铁无限感慨。
那些没房到有房的岁月
70年的时光流转，中国以全新的流动形式出发，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跃成为当今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历史跨越世人瞩目。
衣食住行之中，房子对中国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都说它不仅是容身之所，更是家的象征。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从草房、瓦房到筒子楼、单元房，再到如今的高层、独栋别墅，住房条件和质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横跨数个年代，今年64岁，现任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的李铁，显然是新中国住房从“蜗”到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5月28日，带着历史记忆，在接受中国网地产专访时，李铁向中国网地产娓娓道来的，是属于他的，也是千百万家庭住房变迁的缩影。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50年代，彼时的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在那个什么都能住，只要有得住的年代，草房成为大部分农民的“窝”；而城市里的住房，上海是弄堂式住宅，而北京则是排子房。
随着时光的滤镜来到60年代，彼时的小土房成为主流的居住环境。小土房面积狭小，每户人家大约20来平米，几家人共用一个厨房。一进门就是一铺火坑，坑上通常的标配是：一领芦苇席子，几床破被褥。
70年代，有无数人在一个叫做筒子楼的建筑里结婚生子。根据资料显示，筒子楼又称为兵营式建筑，一条长走廊串连着许多个单间。因为长长的走廊两端通风，状如筒子，故名“筒子楼”。
下班门对门的邻居，上班面对面的同事，一到吃饭时间，楼道里就人声鼎沸、油盐飞溅，这样的场景和生活方式，成为一代人永远的记忆。
对李铁来说，印象尤为深刻的是80年代。80年代中期，带着满腔的抱负，李铁来到人人向往的北京。那时的城镇居民不流行租房子，也不流行买房，解决住房问题，停留在“等、靠、要”三个字上，北京也不例外。并且，北京常见的除了筒子楼，还有就是传统的四合院。
和现在年轻人没钱买房一样，经济捉襟见肘之下，李铁无奈从朋友那里借了一间房子。那正是一间大约20平米，位于四合院里的东厢房。用蜗居来形容当时的住房环境，丝毫不为过。房间里大抵除了放一张床、一个大衣柜、一张书桌外，再也没有多余的空间。
“整个四合院住着二十多户人家，不仅共用一个水龙头，甚至就用一个公用厕所，还不分男女”，回忆起几十年前的情景，李铁尤是感慨。
文革之后，百废待兴，一切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住房制度亦是如此。“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是那个年代城镇居民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方式。
当时的福利分房依据的是：单位的工龄、职称，还有工作年限以及是否是双职工等综合评分。在住房需求旺盛的大环境下，所有人都期盼着单位分房能尽快轮上自己，单位分房的情景更是让李铁至今难忘，“每次分房都是一次激烈的战争，最后弄得精疲力尽，才能拿到自己的福利住房。但那时候没有别的住房渠道，只有如此”。
住房实现量和质的飞跃
与此同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新住房时代”正式开始，我国的住房政策出现了分水岭。一方面“福利房”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仍然保留的福利是每月只交上几块钱的房租；另一方面通过房改，把原先分配的“福利房”以及各式各样的自建公房折价转卖给了使用者。
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依赖分房。尽管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分房的历史行将结束，但是对于公务员和国家企事业单位的人来说，还是盼着能够继续享受福利分房的待遇，毕竟那点微薄的工资，相对于买房子的费用，还是杯水车薪。
对于李铁这一代人，分房是依靠资历，但也是按劳所得。80年代后期，由于工作年限达到了要求，李铁分到了第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老式的七十年代建的住房，70平米的小三居中，最小的一间，尽管这间房仅仅只有10平米，但李铁很庆幸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
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李铁在蜗居的住房环境中，随着改革开放一同成长。时至今日，再提当年事，李铁却显得风轻云淡：“现在很多年轻人说对住房不满，其实那时没有市场化的购买、租赁住房，仅靠单位分房的时候，住房条件比起现在差得太多太多，连现在的出租屋都赶不上，至少现在你还能租到住房”。
日子虽然煎熬，但又充满着希望。镜头拉回至91年初，为了房子而调换工作，李铁从国务院发展中心调到国家体改委，因为工龄和职务的关系，李铁分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70平米的住房。在拥有三居室里的一间10平米的住房之后，在原来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的时候，李铁又分到了其中的另一间，等于是三居室里有两间属于了自己。
到了国家体改委，李铁分到了一套一居室40平米的住房，于是将三居室中别人分的住房换了出来，到此时，这套70平米三居室的住房，才真正全部分到了李铁手上。有意思的是，当时换出来的这套住房，给了原来农研室的同事温铁军，而他现在也已经成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当年为了住房问题，用尽了心思，甚至决定着自己工作单位的选择”，李铁回忆道。
三十多岁，李铁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套小三居，在同龄的和同级别的同事里，他说他颇有成就感。因为，作为那个时候的处级干部，一般的分配标准也就是60平米左右的小两居。多出一间房，尤其是在北京，住房环境一下提升好几个档次。至此，李铁总算是告别了自己的蜗居时代。
风云际会。90年代中期，商品房时代的开启，以住房变迁为典型样本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更开启不可阻挡的全新发展格局。人们居住选择空间越来越大，高层住宅区、复式楼、花园小区，还有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更甚之，在追求房屋宽敞的同时，还在追求着美观舒适、节能、防风抗震、环保、周边配套完备等，住房的高质量发展时代已然来临。
每每形容新中国成立所带来的变化，总绕不开一个四字成语“翻天覆地”。对李铁来说，在住房变迁的历史长河之中，翻天覆地带来的直观感受，还来自于他的赴国外，以及农村和深圳的多次考察。
那时的内地仍然处于福利分房的状态，分到的房子也相差无几，而彼时的国外住房环境已扶摇直上，不仅配有电梯，楼道门还有密码锁，这样的设施给李铁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因为，对内地的住宅来说，这些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然而，“随着房改的推进，随着新中国的日益强大，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那个时代一下子，跨越到现在这个时代”，李铁感慨不已，“这个变迁太大了”。
随之变迁的还有，社会住房、房价、财产的变化，这种横向对比的巨大差距，尽管曾一度让李铁无所适从，但“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这样。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这种不平衡，就否定这种发展机制”，他笃定地说。
同回首，共思量。美国《华尔街日报》有文章说，世界上有群最勤奋的人，他们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成长的。短短二十多年创造了世界奇迹，把一个几乎最落后的中国变成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文章最后还问：“中国还有这么勤奋的人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在新中国70年变迁之中，李铁如诸多勤奋的能人志士一样，见证着、并书写着新中国的奇迹。作为个中翘楚，他的见解显然字字珠玑，言之凿凿。
以下为李铁先生的采访节选：
中国网地产：你跟新中国一起成长，置身其中，有没有什么比较令人深刻的事情？
李铁：住房变迁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说我们80年代、90年代出国去考察，到发达国家看他们的住房，觉得羡慕得不得了。
我们当时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工作，亲历农民的致富过程。每次到沿海发达地区农村的时候心理极不平衡。农村富裕的地区盖别墅是很早的，农民万元户就可以盖别墅，我们在城里头蜗居都谈不上，所以那种心理反差特别大。所以想象不到未来我们会住到什么样的房子。
另一个例子，过去我们去香港，去深圳，他们的楼房有电梯、有楼道门的密码锁等等，对我们来讲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可是现在随着房改，随着整个城镇化的发展，随着整个社会的巨大的变化，我们真的感觉自己很幸运，能从那个时代一下子跨越到现在这个时代。当然这种变化是我们亲身经历的，所以我们会珍惜这种不易，而且感觉很享受。
那时候我们没有横向的差距，几乎都如此，城市人之间差别不是很大。即使是你的领导住房比你也好不到哪去。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社会住房的变化、住房本身和收入之间的变化，房价、财产的变化，横向比之间差距太大。
中国网地产：你觉得造成这些差距那么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铁：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这样，因为既然打破了大锅饭机制，取消了福利分房，允许社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改革来进行竞争的激励机制，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也会形成社会收入结构，包括消费结构以及住房结构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是正常的发展过程。
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这种不平衡，就否定这种发展机制。如果你把所有的激励机制都取消，还是回到大锅饭的话，整个社会全部处于一种贫困的平等状态，这也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事实上也走不回去。
我们都知道那个时代社会和体制对人的压抑和现在完全不同了。我们曾经经历的社会发展、改革最重要的成果还是把各个方面最有能力、最有潜力的人的能量发挥出来，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所以即使存在着不平衡，还是需要每个人努力，来创造更多的收益，来改善自己的生存、居住状况。国家也会采取一些方式来解决中低收入人口面临的问题和压力，解决不公平和减少社会分配收入差距的问题。这也是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结果。
中国网地产：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大家为什么都关注房价？为什么都买房子？
李铁：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中低收入人口，有的还没有户口，所以特别希望在城市比如北京买到便宜一些的房子，但符合这些人预期的住房在城市里没有。由于种种原因，城市管理者没有通过在更大范围空间来调整住房的供求关系，没有及时通过各种手段，发挥主城区周边近郊区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调节作用，在那些地方提供满足中低收入人口的住房。
第二，无论从家族财产的传承，到农村房地产的土地纠纷，大部分都来源于住房，这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因而大家对住房的关注程度远高于其它国家。
第三，房子是一个既定的资产，从长期来看，这个资产有一定的增值预期。购买住房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讲，是一个最稳定的保值的财产。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改善，它们改善了，教育、医疗也随之改善，住房也会增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