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让农民尽快富起来”，逐渐成为农村工作最响亮的口号。
这口号当然没有错。但通过什么途径让农民富起来，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农民致富”首先是农民自己的事，而且应该千差万别、各显神通。政府在农民致富过程中，只具有辅助作用；在工作方式上，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以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必要服务为主。但是直到现在，上上下下仍常常把“农民自己的事”和“政府该干的事”混同起来，而且习惯于为民做主、包办代替；习惯于行政推进、大轰大嗡。有学者把这种行为称作“逼民致富”。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很多地方都把“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粮多企（粮食生产、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协调发展”作为指导农村工作的指导方针之一，加以反复强调。出发点是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民致富。后来，又提倡“发展特色经济，实现一县（乡）一品、一村一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农民自由度的增加，“特色经济”发展比较快，出现了一批“养鸡大王”、“养羊大王”和专业村屯、乡镇企业家。但由于过分倚重行政推进，出现了很多靠官家特殊扶持“垒大户”的现象，实际上是制造虚假典型；一风吹上项目之类的逼民致富闹剧也在各地频繁上演。
2003年初，诸多新闻媒体报道了河南省卢氏县落马县委书记杜保乾大搞形象工程的恶劣表现。杜于当年3月被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报复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杜保乾大搞形象工程的事例很多，其中，最“富有创意”的是他提出了“官逼民富”的口号。据说，事情是由县委强迫群众发展香菇引起的。杜保乾不仅要求卢氏西南七乡在公路沿线架起木头，设立看上去十分壮观的食用菌百里长廊，而且多次召开现场会，要求全县各乡镇一年两季砍树搞香菇袋料，说是哪个乡镇行动不力，完不成任务，书记、乡长就地免职。他还明确表态说，如果群众不愿搞，可以采取拉家具、牵耕牛的办法对付。与此同时，杜保乾强令县农行及各乡镇营业所、信用社向农民发放小额贷款，“扶持”农民种香菇。但是，这些贷款群众根本拿不到手，因为经过乡里扣掉菌种钱、技术服务费和税费，钱就基本上没有了。由于很多农民不愿种香菇，有的乡镇领导为了完成任务，就采取拘留等手段逼迫农民就范。于是，全县到处砍树毁林，粉碎木屑袋料的机器彻夜轰鸣。据三门峡市林业局2001年4月在《关于卢氏县发展袋料香菇森林资源消耗情况的调查报告》中称，仅2000年，卢氏县生产食用菌消耗木材就达８万立方米。百分之八十的菇农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县农行、信用社的贷款资金死滞呆账损失达1.2亿元。杜保乾还在该县蚂蚁岭搞了一个“万亩核桃基地”，由于选择的树种不适应当地气候，6万多株核桃树95％死亡。据了解，全县类似这样的核桃基地还有三个，树木成活率都不高，经济效益均不理想。
1994年，F省的S地区在所属的E市抓“兴办牧业小区”试点。市委政府强力推进，共建立了8个小区。多数由村集体经营，少数由农民个人经营。全区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轰动一时。但仅仅过了两年，所有小区就销声匿迹了。D乡红兴村贷款15万元，抬款97万元，建起了村办牧场。9栋畜舍一字排开，每栋面积250平方米，整齐漂亮，颇为壮观。当时养了900头猪、500只羊，在赔本经营中红火一阵子，以后逐渐衰败，3年后倒闭，厂房交给信用社顶贷款。到2000年，这里基本成了一片废墟。村里的抬款一直欠着，村债务200多万元，大部分是这个小区债务滚过来的。N镇的丰合村，有两个养猪大户，经乡村组织动员并帮助贷款30万元，修建了新的猪舍，建了两个小区，扩大了饲养规模。但只维持了一年多，便因严重亏损停止经营，贷款连本带利近40万元，由村里承担。村不和村民说，小区是按照乡党委指令办起来的，当时说以后出现问题不会不管，可现在村里和养殖户都蒙受了很大损失，谁都没指望乡里会管。
1994年夏，H省S市市委书记柳海军（化名）听信了外贸部门的宣传推介，决心在全市大力发展獭兔产业。政府依托外贸部门创办了“大兴畜产有限公司”，从法国巴黎引进了布列塔尼亚配套系种兔600只。在市委市政府的行政推动下，27个乡镇与这个公司组建了兔业集团。市里层层下达养殖任务，并采取高压紧逼、现场推动等办法抓落实。养兔业在该市迅速崛起，有的村养了1000多只，全市养了近3万只。多数农民对政府推进的项目，是信不过的，所以不肯参与。在市里逼迫下，村里只得由集体出资购买种兔、笼子，再做动员，无偿提供给农户。外贸公司开始承诺，养成的种兔和商品兔保证回收，但后来收走成品兔后却不兑现钱款。还有很多农户养殖技术不过关，把兔养死。公司集中的养殖场也逐步衰败。到1997年秋天，S市獭兔产业在步履维艰中黄了摊儿。后遗症很严重：“龙头企业”投资的2900多万元打了水漂；250多个村少则损失万元，多则损失几十万；现在还有些农民“卖”兔款无处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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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与一位退休多年的县委书记相聚，他比较详细底讲述了当年“逼民致富”的情况：
1995年，我被上级派到福寿县（化名）担任主要领导。这是个人口不足30万的浅山区小县。从农业部门给我的提供的材料看，全县肉鸡、亚麻、福寿桃、烤烟等特色种养业已经粗具规模。
我虽然知道相关数据肯定有水分，但却相信，只要强力组织推进，认真搞好服务，就可以抓出实实在在的成效。对上，可以较好地应对检查评比；对下，可以造福千家万户，让农民得到实惠。
推进办法，和别的地方差不多。一是按照前任确定的目标，稍作调整，将几大产业若干年内的发展规划列入“九五计划”（1996——2000年）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工作要点之中。二是将发展任务按年度分解之后，层层下达到各乡（镇）、村，写入年度责任状之中。三是将县级四大领导班子成员挂上产业负责人的名号，俗称“鸡司令”、“烟司令”、“麻司令”……美其名曰“齐心合力抓经济”。实际上，形成了交叉分工：既由县委和县政府两位主管农业的副职主抓，又由一名在常规分工上与这些产业基本不相干的县级领导侧重抓一个产业。也就是说，每个产业都由三名县级领导负责推进。四是实行“高压紧逼”，强化督促、检查、考核、评比，有时还召开现场推进会。五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安排部分财政资金（主要上级财政的产业扶贫资金，数量很少，本县财政是“吃饭财政”，拿不出钱来发展经济）和信贷资金（需协调金融部门），对重点项目进行扶持。
应该说，这些措施收到一定成效，有的产业在原来基础上扩大了规模，有的产业在困境中保持下来。但是，与多数地方一样，过度依赖行政推进发展特色产业所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收获。
政府大力提倡的种养业，通常情况下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即有一部分农民愿意干，并且干得不错，但多数农民并不认可，而且有人家的道理。比如种植烤烟，当时每亩可收入500元左右，乡镇还可以收特产税；而种植玉米或大豆，只能收入200多元。所以，有一部分农户愿由“粮农”改做“烟农”。但是，种烟非常辛苦。每年春节刚过，就要选种、育苗。烟苗下地以后，需要精心侍弄。到了收获季节，烟叶要割很多茬，而且烤制的技术要求比较高，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质量下降。烟叶收购，只有烟草公司一家。收购价格虽然在年初就已确定，但因为分为十来个等级，压等的情况时有发生。而种植粮豆，则轻车熟路，用工极少，一般的农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或兼做家务的妇女就可以搞定，青壮年可以外出打工，另获不菲收入。本来，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农民自己愿种什么就种什么。但是，习惯于按所谓“计划”、“目标”推进的党委、政府偏要软硬兼施地“为民做主”。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农民迫于压力、“捏着鼻子”去从事本来就不熟悉的新产业，当然很难获得好收益。还以烤烟为例，在我到这里之前的1991年，县委看到邻县发展比较快，便提出一年发展3万亩的宏伟目标，并通过高压紧逼的办法抓推进，当年发展了两万亩。但有的烟农舍不得投入，有的烟农田间管理不精心，有的烟农在烟叶烤制环节技术不过关。所以，收益远远达不到预期，甚至收不抵支。还有的乡（镇）或村为了完成县里下达的任务，给烟户高额补贴，虽然补上了烟农当年的“窟窿”，但却难以使这些农户的种烟积极性长期保持下去。由于效益欠佳，全县烤烟面积从第二年便逐渐滑坡，到我来时，只有剩三、四千亩。后来，我和主管农业的县领导一起到农户中调查研究，决定禁止乡村集体高额补贴，转由烟草公司强化技术和资金服务，并给予适度补贴，引导农民自愿种植。虽然面积仍然在3000——5000亩徘徊，但效益有所提高；由行政推进引发的矛盾大大减少。
推广多年的“福寿桃”也大体如此。这里属于高寒地区，桃树越冬，需要用土埋上或用其它办法保护起来，而且结出的桃子个头小，味道酸涩，所以人们都认为这里不适合栽种桃树。但是县里一位名叫汪永涛（化名）的农业技术员在自家院子里栽了几棵桃树，精心侍弄，居然结出又大又甜的桃子来。于是，县里帮他解决资金、土地等问题，建起了一座20多亩的桃园，并把他栽种的桃子命名为 “福寿桃”。这名字既标明了产地，也包含着“福寿康宁”、“延年益寿”的蕴意。在“大力发展特色经济”的口号下，县里把它列为重点发展的富民产业，由汪永涛的桃园培育种苗，由各乡镇落实栽种专业户，县乡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鼓捣了五六年，全县弄起了十多个小桃园，号称上千亩，实际上只有一百多亩。我到任的第三年，县里从北京请来了几位植物学专家，经过考察，把“福寿桃”鉴定为“变异新品系”。这时候，“福寿桃”的名声已经传到全省，省长还在一次会议上表扬了福寿县抓得好。在推广扩散过程中，我们虽然也帮助农民算效益账，但忽略了技术上要求过高以及冻害高风险等不利因素，特别是过分迷恋高压紧逼的工作方式。结果，桃树面积起起落落，维持几年之后，终于销声匿迹了。
除了多种经营，粮食生产中也存在过分依赖行政推进的“逼民致富”的倾向。
家庭联产承包以来，农民自主权越来越充分，但我们在理论上始终宣传“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践中总想把农民的生产活动“统”起来。现在回过头来看，一家一户难以完成的农田基本建设，确实需要“统”，但历史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离开了农民的自主权，仅靠行政命令去“统”，遗患很多。分田到户后，通过农民出义务工、建勤工的办法来搞必要的农田基本建设，效果还不错，但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基层政权动员能力的衰减，“两工”的组织越来越难。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增加了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这方面的情况有所好转，但通过“一事一议”的办法组织农民参与公共设施建设，仍然比较难；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多数名不副实，难以承担把农民组织起来的任务。可以说，建立起政府及农民合作组织为主体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机制，仍然任重道远。对于农民日常的家庭生产经营活动，政府可以进行必要的引导和指导，也可以提出一些号召，但主要是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不应该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
我在福寿县任职期间，仍然认为，不能“种地由民”，而应该强化对农民生产活动的指导和干预。所以，和周边县市一样，每年春天都要召开备春耕生产工作会议（有时要召开现场会），强调“早抢抗”（抢前抓早，抗灾夺丰收），批评“赶趟儿不着忙”的思想，并对春耕“起车”开犁的时间，水稻育苗及玉米、大豆播种结束时间提出具体要求。县级几大班子成员，要到所联系的乡镇抓落实；我本人和主管农业的县领导，则要到下边跑上十多天，进行跟踪检查。应该说，这些举措对于督促农民争抢农时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想当然的成分更多。有些农民确实比较保守，单凭多年老经验安排农活，但多数农民经营自己的承包田很上心，而且也愿意应用新技术，基本上能够做到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种植什么，根据作物品种和气候变化安排啥时育苗，啥时下种。政府催种催收，农民并不买账，往往沦为大小官员们的自拉自唱。
那些年，上级对秋翻地抓得非常紧。秋翻深松，确实是一项有效的增产措施。但是因为粮食价格不稳定，秋翻带来的产量增加，能不能带来收入的增加是个很难预测的未知数；即使能够增加收入，也需要第二年粮食销售出去后才能把秋翻的投入收回来，大约需要13个月左右时间，对于资金短缺的农户来说，当然也是个具体问题。所以，农民对秋翻地并不积极。本来，从增产、养地的角度看，所有的耕地都应该三年深松一次，也叫三年轮作。但为了应对上级检查，基层干部往往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让农民多翻公路两旁的地。结果，公路两旁的耕地差不多年年翻，偏远的耕地则多年不翻，这样，秋翻地的投入产出比就更差了。如此恶性循环，秋翻秋整地的工作越来越难，上级要求也越来越严。秋收后到封冻20多天时间内，县里要紧锣密鼓地抓翻地。除了会议部署，下乡督查以外，有时还在县电视台开办专题，表扬先进，批评后进。有时对乡村干部喊出带有威胁性口号，叫做“地不翻脸翻，茬子不倒人倒”。在高压紧逼的态势下，乡村干部为了完成任务，既要向农民进行宣传动员，又要帮助保有大型拖拉机的农户整修好机具，安排好作业地块、时间及费用结算等事宜。为减少阻力，乡政府和村委会还要拿出一部分资金，补贴给翻地的农民，有的地方甚至由“集体”全额支付翻地费用。
1996年，外地创造了玉米“大双覆”的种植经验。即：将传统的小垅改为大垅，单行播种改为双行播种，加上覆盖地膜，提高了栽植密度，延长了生产期，从而使玉米单位面积产量提高25%左右。这项新技术，比较适合土地连片、人多地少的地方。上级领导机关在某县召开了现场会推广这项技术，并下达了名为指导实带指令性色彩的任务。我县不敢怠慢，也采取层层下达指标，强化督促检查的办法抓推进。一天，我在某乡检查时，党委书记表露出畏难情绪，我就给他算投入产出账，说明“大双覆”不但可以增产，还可以增收。书记、乡长及在场的乡干部都表示提高了认识，坚决完成任务。但实际上，来自农民的阻力仍然不小。
“大双覆”推了几年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从前一年秋后深松到当年春播，再到田间管理，投入高，化肥施用量大，而玉米价格，却增速缓慢且不稳定。有的年份既增产又增收，但增收幅度并不见得比投入增幅高；有的年份只增产不增收，农民心里没底。再加上福寿县水资源比较丰富，水稻生产历史悠久，通过修建塘坝和打水井的办法扩大水田面积，是相当一部分农民的理性选择，在资金有限的前提下，彼涨必然导致此消。投入能力比较差的农户，往往选择种植低投入低产出的大豆，再通过山产品采集或外出打工补上收入。此外，还有个环境保护问题。“大双覆”耕地，下一年遍地是白花花的残片地膜，如果持续下去，白色污染很难控制。
在“逼民致富”过程中，福寿县每年都得到五、六百万国家投入的各种专项资金。有些确实发挥了作用，有些则打了水漂。乡村两级组织为了完成任务，还要减免一部分专业户的统筹提留款，甚至东挪西凑地弄点钱补贴给专业户。结果，本来就入不敷出的乡级财政和村级财务，更加紧张，不良债务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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