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在八七会议“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指引下，全国爆发了数以百计的武装起义和暴动。第一波武装起义，包括三大起义、清涧暴动、黄麻起义等，或是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或是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干扰，并且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脱节的。而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而领导发动的第二波武装起义（包括渭华起义、平江起义等）中的一次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起义，它有以下特点。

一、在中共六大精神指导下摆脱“左”倾盲动错误，由党中央直接组织发动

百色起义发生在中共六大召开之后，起义指导思想直接受“六大”影响。起义选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而非在中心城市发动，摆脱了八七会议后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所出现的一些错误。党的六大认为在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时，不能过早发动，应当认真准备，争取广大群众。

1929年春，新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失败后被迫下野，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广西绥靖主任。俞、李同蒋介石集团存在矛盾，有意接触共产党，这为革命形势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7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由上海秘密前往南宁，同俞作柏接洽，并领导广西党组织开展工作。在实践中，邓小平等人认识到革命的高潮并不是“马上到处起义”，革命高潮的到来不是等待，而是要靠主观力量去争取、创造时机。尽管全国革命处于低潮，但在局部地区可以掀起高潮。

1929年9月10日至14日，在邓小平指导下，中共广西特委在南宁市郊的津头村秘密召开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中共广东省委代表贺昌传达了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精神以及红四军的发展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议决案》，选举产生了新的特委。大会确定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提出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的奋斗目标。11月5日，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龚饮冰回到百色，传达了中央指示和广东省委的通知。11月初，中共中央批准百色起义计划，决定于12月11日（广州起义2周年纪念日）在百色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由邓小平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委管左右江，特委负责向前委提供情况，交通到龙州。特委如受破坏，可到前委分配工作”11。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邓小平组织召开前委会议，宣布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成立。决定进一步加紧起义准备工作，特别是加紧对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的改造工作，并对李明瑞继续做团结争取的工作。会后，广西前委再派龚饮冰赴上海，向中央汇报起义的准备情况和计划，请示广西前委与中央的直接隶属关系等事宜。起义布置妥当后，邓小平经龙州前往上海。

1929年12月11日，在中共广西前委领导下，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在百色起义，建立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中共广西前委和之后的红七军前委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的策略和方向发展。首先推动左右江取得联系，随后建立红八军，使左右江地区联成一块根据地。进而再向湘、粤边发展，最终造成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根据地联络会合的前途。他们领导右江根据地人民建立各县的苏维埃政权，在扩大当地红军和农民武装、发动群众成功开展土地革命后，离开右江地区北上。中共中央在1930年4月给红七军的信中，对其贯彻执行中央各项指示予以充分肯定：“自小平同志达到后，你们的确相当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作了许多的工作，如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斗争，执行土地革命，龙州的转变及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法帝国主义的财产等等，这些的确都是很正确的策略、很伟大的工作。”22

二、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有机结合起来

百色起义并非单纯依靠军事斗争，广西地方党组织已经意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在起义前召开的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目前农村中的主要路线是领导农民做日常的斗争，从斗争中转变到深入土地革命，尤其扩大农民的武装组织，而推进到游击战争，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33红七军前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按照中共六大精神及十大政纲关于土地革命的规定，发动当地群众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彻底没收豪绅地主土地交给苏维埃政府，分配给农民，使农民得到实际利益，由此引导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斗争的勇气，不能只靠军事行动44。1930年3月，邓小平回到右江后，亲自领导右江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在旧州屯兴办了党员领导干部训练班，学习土地革命政策。他还与韦拔群等人一起制定土地法令，在根据地试办分耕、共耕。在取得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右江苏维埃政府于同年5月1日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作为开展土地革命的主要法令，对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土地分配原则和阶级成分的划分等问题作了具体明确规定。5月15日，又颁布施行《右江苏维埃政府共耕条例》。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方式有“没收豪绅地主和反革命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平分和共耕”等三种方式。群众可任选其中一种方式参与土地分配。以东兰县为例，大部分乡采取平分方式，武篆区东里村则采取创办“共耕社”的方式。共耕社是右江根据地土地革命的一种特殊形式，反映了贫苦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具有初级朴素的共产主义性质。1930年春，韦拔群动员家属和亲属带头入社，献出田地、耕牛和农具。随后，东里全村120户570人全部报名参加共耕社。附近村庄群众纷纷报名入社。此后,生产资料统一购置、统一管理、统一使用，群众集体劳动，产品统一平均分配，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通过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办社第一年,粮食获得丰收,农户收入增加，还上交公粮1.5万多斤。东兰县土地分配的效果较好，各乡农民得到的土地相差不大，少的每人1亩，多的每人也不超过2亩。是年5月中旬，全县发完土地使用证55。

三、正确把握局部地区形势，适应中国革命发展规律

这次起义做了周密计划和充分准备。在邓小平等人领导下，广西党组织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部署准备，为发动起义创造了较为成熟的条件。在群众斗争并不甚发展的广西，能发动这样一次有意义的兵变，实属难得。

中共中央和广西党组织利用当时军阀混战，敌人内部动荡的形势，从广西和右江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革命形势变化出发，把改造军队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进而解除敌人武装，摧毁旧政权，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之后宣布起义。因此，起义既有深厚的群众运动基础，又能利用合法形式和运用革命统一战线以发展军事斗争。即使是在后来听从中央“立三路线”攻打大城市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首的红七军前委仍能从实际出发，适时地调整作战方针和进军路线。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抓住时机，开展对广西上层和士兵的统一战线工作

为巩固地位、扩大势力，俞作柏、李明瑞取得广西的控制权后，表示愿意接近共产党，希望延揽中共人才。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立即决定派一批有经验的干部，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其部队和政权中工作。邓小平、贺昌、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叶季壮、李谦、冯达飞、袁任远等一批共产党员先后来到广西。他们在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的统一领导下，同原在广西的共产党员雷经天、俞作豫等一起，对俞、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工农运动。

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等人以求实创新的精神冲破“左”倾错误思想，既注重对上层的“将变”，亦重视部队中下层官兵的“兵变”。他们同俞作柏、李明瑞真诚交往，坦诚合作。这些干部凭借以往革命工作的经验和个人影响，很快取得俞、李信任，并在其政权中担任要职。如张云逸担任广西教导总队副主任和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后兼任南宁警备司令），俞作豫（俞作柏之弟）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队长，陈豪人担任俞作柏秘书，龚鹤村担任南宁市警察局长。俞作柏、李明瑞采纳共产党建议，开办了以培训部队初级军官为目标的广西教导总队，由张云逸负责领导。该总队共3个营9个连，1000多学员，连队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各连队还秘密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并经常向学员进行政治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使连队的政治气氛极为浓厚66。有此便利，一批共产党员被顺利安插到广西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里，担任教官和营、连、排长。在他们影响下，俞、李接受共产党的一些施政建议，释放了一批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并接受推荐，任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黄书祥、黄大权、林柏、陈伯民分别担任果德、恩隆、向都、河池等县县长。到1929年11月下旬，东兰、凤山、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等右江各县政权基本已由共产党人控制77。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开往左右江地区后，中共广西前委决定继续用国民党旗号作掩护，以俞作柏名义委任张云逸为右江督办，接管右江地区的最高权力。从而控制整个右江地区的财政税收，为起义筹集了军需、经费。

1929年11月中旬，邓小平在去左江的途中恰逢李明瑞来右江联络部队攻打南宁。邓小平与张云逸旋即在百色清风楼同李明瑞彻夜长谈，耐心说服李放弃攻打南宁的计划，指出参加军阀混战是没有出路的，并向他阐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左右江起义的计划。经邓小平、张云逸开导、争取，李表示愿意参加起义。邓小平以中共广西前委的名义请李明瑞出任红七军、红八军起义总指挥。李明瑞遂与旧营垒决裂，毅然返回龙州，积极参与领导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另一方面，按照党的指示，以合法身份对部队进行改造。通过革命和民主教育提高士兵阶级觉悟，裁撤一批反动军官，淘汰部队中的落后反动分子。对政治上较为反动的旧军官，则采取“调虎离山”或“明升暗降”的办法，剥夺其指挥实权，用党员干部取而代之，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同时，积极吸收中共党员、进步青年、工人、农民入伍充实部队。这两支拥有2000多人的部队领导权最终牢牢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

（二）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偏远农村发动起义，并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长远目标

把城市斗争与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结合起来，对革命重心向农村转移具有重要意义。中共六大虽然肯定建立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高潮的“更大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动力之一”，但仍然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中共广西特委确定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城市作为最重要的工作中心。1929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来信指示广西特委，在军阀混战的形势下，广西党组织必须加强对群众的争取，立即加紧梧州、南宁及沿梧邕交通线的职工运动，重申中心城市工作的重要性。起义前，广西党组织的大量工作和主要力量也都在城市。对于为何起义不在大城市发动，邓小平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不在南宁动，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未准备好，而且群众也没有起来。”88

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之际，广西政局发生急剧变化。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急于联合广东军阀张发奎反蒋。针对形势突变，邓小平立即指示：“我们先找俞、李，劝告他们不要匆忙反蒋，如他们不听劝告，我们不能在南宁举行暴动，也不要把队伍拉到敌驻有重兵的地方去，而是到左右江山区去，同韦拔群的农军结合起来，做好准备举行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991929年10月初，俞、李不听劝告宣布反蒋，几天后即宣告失败。关键时刻，广西前委在邓小平等人的正确指导下，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当机立断决定把党在南宁掌握的三支部队及时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左右江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一带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队，只有一些民团和土匪队伍，进退回旋余地大，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之地。同时，加强右江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广西特委组建以雷经天为书记的右江工委，统一领导右江各县区的党组织，为百色起义和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作准备。到百色起义前夕，右江地区党员人数发展到五六百人。1010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对农民运动和武装极为重视，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和人员配备上予以大力支持。他们说服俞作柏、李明瑞同意给韦拔群配备一个营的武器装备，并在南宁培训农军。为策应百色起义，根据邓小平指示，韦拔群于11月率领东兰、凤山农军攻占东兰县城，建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为右江地区建立农村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

（三）从实际出发，适时调整作战方针和进军方向

从百色起义酝酿、发动到红七军北上，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广西前委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适当调整策略。实事求是是百色起义成功和红七军得以保存发展的重要因素。

1929年11月初，龚饮冰从上海带回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原本要求广西前委在龚到达的十日内举行武装起义。但前委考虑到起义需要准备，并没有机械地确定时间，而是等到军队中已有强固的党组织，才决定推迟到12月11日举行。会后，前委再派龚饮冰赴上海向中央汇报起义的准备情况和计划。11月中下旬，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副队长蒙志仁率部在龙州叛乱，李明瑞率卫队火速赶回龙州，和俞作豫所属部队一起将叛乱平息。12月初，根据形势变化，邓小平决定改变左右江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对百色起义重新部署，右江先行起事，最终成功发动百色起义。

为巩固根据地和扩大红军，1930年6月，红七军在前委领导下收复了右江沿岸各县，并在恩隆县平马镇进行整训。同年9月底，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来到平马。10月2日，他在红七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命令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城市，以配合李立三“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许多同志对中央及南方局的这些指示存在疑虑，邓小平和张云逸提出，桂系军阀已恢复在广西的统治，而红七军仅几千人，与势力强大的敌人在大城市较量难以取胜，打柳州、桂林没有把握。但邓岗、陈豪人、龚鹤村等人坚决主张执行中央指令，为团结一致对敌，会议最后决定执行中央指令，将红七军整编为三个师，集中全军到河池整编，誓师北上。

就在红七军决定北上的前几天，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批评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当时红七军前委对这一情况并不知情。由于敌强我弱，红七军远征出师不利，付出了惨痛代价。经过在湘桂黔边近两个月连续作战，红七军损失3000余人。

在严峻形势下，红七军前委决定在广西全州休整并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在邓小平、张云逸等人的耐心说服下，与会者逐渐认识到攻打中心城市的决定是错误的，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同敌人硬拼，难以保存有生力量。取消了攻打柳州、桂林的计划。在转战中，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人亲临前线视察地形，了解敌情，指挥作战机动灵活，能攻则攻，当撤则撤。与全军战士同甘共苦，上下一心，共同战胜艰难险阻。最终率领红七军冲破敌人层层包围封锁，击溃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转战四省近万里，于1931年7月到达兴国县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汇合。

四、第一次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合作发动武装起义

百色是右江上游重镇，扼云、贵两省交通孔道，山高路险，形势险要。该地区是壮、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具有革命的意愿。韦拔群等人长期在右江和红水河一带领导壮、汉、瑶、苗各族农民武装坚持斗争，群众基础较好。

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动的一次成功武装起义，创立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根据地。起义后诞生的革命政权——右江苏维埃政府在恩隆县平马镇成立，所属的15个县和县辖的区、乡也陆续建立苏维埃政府，形成统一的革命政权机关。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产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右江苏维埃政府的11名委员中，壮族和瑶族的委员占6名，包括裁判兼肃反委员陈洪涛（壮族），军事委员韦玉梅（瑶族），土地委员刘伟谋（壮族），政府委员韦拔群（壮族）、黄大权（壮族）、滕煊甫（壮族）。右江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有103人，壮族有77人，占74.76%，这是右江少数民族人民第一次翻身做主人。为提高壮、瑶等族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培养基层干部，1930年春夏秋之间，东兰县委和苏维埃政府在县城和武篆分别开办瑶族青年训练班。在党的领导下，他们积极争取民族平等待遇，反对国民党政权的压迫，脱离酋长制的枷锁，参军参政热情高涨。“众位瑶胞一起来，同进官府也不碍；工农学校坐天下。因为有了苏维埃。”这首当时流行的山歌唱出了瑶族人民翻身作主的心声！

右江农军是百色起义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红七军全军约5000余人，其中旧军队转变过来的1000多人，其余为右江各族工农子弟，壮族约占半数以上。在党领导的右江各地农民运动中，涌现了像韦拔群、陈洪涛、黄治峰等一批壮族农民运动骨干。他们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壮族人民的先进分子。他们为中国共产党与包括壮族在内的广西少数民族同胞架起了沟通合作的桥梁。1929年11月，在中共东兰县委的领导下，韦拔群等率领右江农民自卫军攻占县城，赶跑国民党县长，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权，为发动百色起义和建立红七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东兰、凤山等县农军后来编成了红七军第三纵队。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地区后，由于敌人的疯狂“围剿”和进攻，右江苏维埃政府被迫迁入东兰县武篆区，以后又迁入西山。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也相继撤离中心城镇转入农村开展隐蔽斗争。右江苏维埃各级政府存在的时间虽然不过一年左右，但为红七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做了大量工作，为右江地区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写下了光辉一页。

百色起义是中国革命低潮时溅起的一朵鼓舞人心的“浪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革命形势和条件，择机发动起义，实现工农武装割据。起义虽然发生在偏僻的西南边陲，其发展方向却同其他地区的红军和根据地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全国政治上同样有极伟大的意义，他同样是发展游击战争摧毁统治阶级促进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它适应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并推动土地革命深入发展，为中国革命保留和锤炼了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摸索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