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县，地处甘肃山大沟深的南部地区。在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部级贫困县里，诚实善良的五十多万农民精打细算地与穷苦进行着艰苦的抗争。二十世纪末期的几年间，礼县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大国名声鹊起，原因却是一场令许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普通有良知的老百姓都深感痛心的盗墓风潮。这场“古墓浩劫”，堪称千古遗恨。

据公开的文字记述，1987年，礼县部分乡村的农民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四处寻找、偷偷摸摸地开始了挖掘“龙骨”的地下活动，将其作为名贵中药材出售，换取钱财。所谓“龙骨”，其实是大型的古生物化石。

挖掘龙骨很快成为一时风潮，由礼县波及邻近的天水市、西和县的数十个乡镇，蔓延西汉水流域一百余公里及其主要支流。其间不断传出有人在挖龙骨时挖到古墓、得到宝藏的消息。这些消息像风一样飞快地弥散各地，一些不法贩子闻讯而动，赶赴礼县。他们最初以低廉的价格搜罗流散在农民手里零星古董，继而以越涨越高的现金坐地收购出士文物。对穷困有切肤感受的农民。深知“一分钱难死英雄汉”的硬道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些锈迹斑斑的铜壶烂罐、一小块渗透土沁的玉石片竟然能够轻而易举地换来三五万元钱!这种从前想都不敢想的暴利，果真变成了现实。“若要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的顺口溜，也成了当时礼县最为流行的语言。龙骨，很快就被人置之脑后，再也没有人指望它发家致富了。

个别农民的瞬间暴富，刺激了更多农民的致富欲望。一场肇始于“先富起来”的脱贫梦，演变为部分村庄大规模的盗掘古墓，而且来势迅猛，极为罕见。隐藏在幕后的不法文物贩子以金钱为诱饵，推波助澜；当地的不法农民为财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把礼县的古墓推向了毁灭性的灾难。

盗墓者利令智昏，几近疯狂。如果出去盗墓，没有收获，回来时就把铁锨反复抛向空中，甚至砍断电视天线，以发泄心中的怨恨。

当地农民回忆，一些盗墓者打开了一个大型碳墓坑，用背斗从盗洞里往地上背土。洞很深，他们修了台阶背；实在背不动了，就放了一把火，点着了墓里的碳，烧了一个多月。

渐渐地，盗墓的中心地址集中到了礼县永兴乡的大堡子山上。大堡子山位于西汉河北岸，像依山伸出的一只巨大拳头，堵塞了通往礼县的道路。解放后，为了通行便利，当地政府炸开岩石，修筑了一条盘山公路。

1987年以前，礼县大堡子山附近的农民在山上种庄稼、栽果树，延续着数千年以来的劳作方式。修梯田的时候，他们也偶尔挖出过青铜器，但没有人拿回家去。农民认为，那是死人用过的死铁烂铜，“拿回家坏人”，意思是拿到家里会给家人带来不祥，所以就主动买给国营废品收购站，拿到三五块钱，购买煤油、食盐，补给家用。

然而，这些二十年前的生活场景，仿佛已是另外一个星球上的故事。到了1992年和1993年，礼县的盗墓活动进入了最疯狂的时期，大堡子山成了部分农民实现发财梦想的天堂。国内和香港、澳门地区的不法文物商贩趋之若鹜，住在距离礼县70公里以外的天水市。派出“马仔”打探消息，鼓动、引诱、收买当地农民不分昼夜挖掘墓葬，迅速形成了勘探、挖掘、收购、贩运一条龙的作业系统。

山上出土的文物还没背下山来，下面的贩子已经得到了消息。村子里几乎家家都住上了收购文物的“客人”。有了文物，连夜就“出”了。多数农民不识货，把好东西贱卖了。时间一长，一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在盗墓过程中很快掌握了基本的文物知识，他们对文物的识别、断代、辨伪能力，和职业文物工作者相比也毫不逊色。发表的《盗墓贼西窜》、《礼县盗墓狂潮为何愈演愈烈》等文章，引起了甘肃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此前，已经了解礼县盗墓活动的甘肃省副省长兼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的陈绮玲深感事态严重，不久就赶往礼县。

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汽车停在山下，大家一起往山上走，远远地就望见有十多人在地里乱挖，我连忙问县上的同志，那些人在干什么?主管文物的副县长回答说：“这些人可能是在清理现场，等候省上领导检查。”话音未落，随行记者从摄像机镜头中已看出问题说：“不对呀，这些人是盗墓贼，还在肆无忌惮地挖着哩!”大家非常气愤，公安干警当即向天鸣了一枪，盗墓的人这才向山后逃窜，一会就不见踪影。我们沿着他们逃窜的方向追去，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片村落，估计挖墓的人就是当地农民。大家醒过神来举目四望，只见周围十几亩的土地被翻了个遍，现场一片狼藉，盗坑密布，未燃完的蜡烛，废弃的手电电池遍地都有。许多陶、骨器碎片举目皆是，看了令人心痛。

从盗墓现场回到礼县招待所，陈绮玲副省长心情沉重，彻夜难眠：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就毁于一旦，我们怎么向人民交代，我们是愧对祖先、愧对子孙!回省城兰州之前，她又召集有关人员，在天水市召开了更大范围的专题会议。回到兰州，又召开了专题联席会议。接二连三的省、市、县三级文物保护会议，基本遏制了礼县的盗墓活动，截获和保护了一批珍贵文物。现在，收藏于礼县博物馆的许多文物，就是当年亡羊补牢的收获。

1994年3月，料峭的春寒还未散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礼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进入了大堡子山，对被盗掘的墓葬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考古工作者在大堡子山被疯狂盗掘后的墓地上发现了什么吗?这些被盗掘一空的墓葬，揭示出了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礼县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人类早期的文明活动在这里留下了清晰的痕迹。早在7000年前，这里诞生了灿烂的仰韶文化；4000年前，寺洼文化和仰韶文化在这里交融。高寺头遗址出土的寺洼文化陶器少女，是中国美术史必选的经典。

长江的支流――西汉水是一条倒流河，从东向西把卤城、祁山、大堡子山串连在十公里长度的的河道北岸。

在这一带行走，就像走进了历史长廊，处处可以看到或听到久远的风物和故事。礼县“地扼蜀陇之咽喉，势控攻守之要冲”，也是黄河秦陇文化与长江巴蜀文化的交汇点。三国时期，礼县是蜀魏两国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塞。中国百姓耳熟能详的三国故事，其中有一部分就在礼县上演。历史的尘烟过后，这里留下了诸葛亮晒军粮的“卤城”、六出伐魏的“祁山”、姜维围困司马师的“铁笼山”等古代遗址。至今还有学者在实地考证“木门道射杀张御”、“火烧上方谷”等古战场的确切位置。

在将近8个月的时间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和礼县博物馆清理了一座车马坑、两座大墓和九座小型墓葬。

这是两座“瓦刀”型车马坑。西面的车马坑盗损严重，已无发掘价值，他们就发掘清理了东面的车马坑，也叫一号墓。这座车马坑全长36.5米，墓室长14.65米，宽12.95米，深5.4米。根据遗存残迹判断，原葬车马4排，每排3乘，总计葬车12辆，马48匹。

两座大墓均坐西朝东，南北并列。北边一座为目字形墓，全长115米，墓室呈斗状，有二层台，深16.5米，墓底中央有腰坑。南边一座为中字形墓，标号为三号墓，全长88米，墓室也呈斗状，有二层台，深15.1米，墓底中央也有腰坑。

这次发掘，使考古队员倍感痛心。偌大的墓葬，早已被盗墓者洗劫一空，坑底盗洞比比皆是，没有发现重要的任何器物，收获极小。

如此规模宏大的古墓为什么会被盗掘得干干净净呢?赵小钧教授认为，一开始，挖墓的人很多，各自为阵，一起从上往下挖，挖下去以后，发现墓土去不干净，就在墓底下随着乱碰乱摸。只要墓土还有，就顺着墓土一直往前走。结果发现大伙挖的是同一座大墓。从而东北和北部开始的。几年后，才挖到中心区域。由于盗墓者事先估计不足，盗洞均按中小型墓葬的规格，5-7米挖一个。竖挖下去后，盗墓者根据土色留下防止塌方的保安土柱，继续横向挖掘，最终盔洞互相串通。当恰巧挖至置放的随葬品时，所有盗墓者便蜂拥而至，将文物劫掠一空。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戴春阳在回忆文字中写道：1993年底在礼县“打击盗掘古墓现场会”后，礼县政府组织附近农民对盗坑进行了回填，在回填过程中还曾使用炸药炸盗洞、以期速填，致使大堡子山地形、地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古墓的开口亦遭破坏，从而为考古发掘造成很大困难。……由于对此墓地的盗掘系从墓地的东北、北部开始、经累年的盗掘，直至蔓延到墓地的中心区域、故盗洞均按墓地中小墓的5-7米挖一个盗洞，墓地中心区域亦以此密度盗挖，虽更多的盗洞或与中心区的大墓相去甚远或挖至大墓的边缘或墓道，但当恰挖至墓室又恰侥幸挖至置放随葬品的位置得到文物后，其他盗墓犯罪分子即蜂拥而至疯狂劫掠。一号车马坑仅墓室部分盗洞即达22个，平均每9平方米就有一个盗洞，而盗洞挖至墓室底部后又横向相互串通，形成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地下隧道，盗墓犯罪分子在隧洞内从容地四处搜寻，大件随葬器物盗出后，甚至将洞内的墓葬填土均用手细细的搓滤，以盗寻小件文物。正是这种经年累月的从容盗掘，致使墓地中心区大墓和车马坑内珍贵文物被洗劫一空。

尽管如此，让考古队员感到欣慰的是，这次发掘，基本上探明了大堡子山陵区墓葬的分布特点和墓葬的形制，有助于对陵区性质、规模研究和判断。大墓的形制、规格及残存的礼乐、车马、殉人、殉牲遗迹证明，大墓应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车马坑与两座大墓处于同一方向，坐西向东，合为一体，形成完整的陵园格局。只是墓葬主人的身份，却因大量文物的流失而无法考证。

大堡子山的盗墓者将文物宝藏卖到了哪里?这座大型的墓葬的主人是谁?

按照农民的说法，他们把文物就地卖给了天水人，然而，令人大为震惊的是，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在短时间内出现在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和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其品位之高，数量之巨，外流速度之快，均令国人瞠目结舌。痛心疾首。

专家们对这些流散在国外的文物格外关注，这是揭开这座埋葬主人之谜的有力证据。

1994年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先生在法国的一家私人博物馆发现了出自甘肃礼县的五十余片秦人金箔饰片和两只金虎。金饰片镂压鹰、虎图腾等，长52-57厘米、宽32-37厘米，与中国海关查获的二十余片走私金箔如出一辙。

1994年夏天，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美国纽约发现了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一对秦公壶。这对青铜秦公壶通高42.3厘米，形制庄重，纹饰瑰丽，是秦人在春秋早期的盛酒礼器。

1995年春，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四只青铜列鼎和两件青铜簋在香港“露面”。上海市博物馆出重金买回了这四件文物。四只青铜列鼎中最大的鼎高47厘米，口径42.3厘米。四鼎腹内壁皆铸有铭文，其中，两件铜鼎的铭文为“秦公作铸用鼎”，另两件铜鼎的铭文为“秦公作宝用鼎”。

根据目前国内外所藏实物的信息资料显示，大堡子山秦陵所出器物，主要是数量可观、规格甚高的青铜器和各类金制品，还有数量相当多的玉器。

散落世界各地的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青铜器，铭文里屡屡出现的“秦公”，专家、学者依此断定，礼县大堡子山，可能是秦人早期的一处陵园。后来的考古发掘证明，大堡子山大型墓葬就是考古界一直在寻找的秦人第一陵区――西垂陵区。

原甘肃省博物馆历史考古部主任、先秦史学者祝中熹先生认为，秦人第一陵区的范围，原来都是在陕西关中一带寻找。西垂陵区发现之后，才算是找到了秦人最早的一处国君陵墓。西垂陵区的发现，不仅在时间上，也是在地域上，填补了秦人历史的一段空白。

礼县大堡子山被盗的大墓，是秦人的第一陵区，其损失可想而知。礼县博物馆已故的资深文博工作者吕自俭先生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句义愤填膺的感叹：“礼县大堡子山先秦陵墓的被盗抢是历史的耻辱与悲哀。”

目前公之于众的礼县大堡子山陵区文物，可能只是被盗掘文物的极小一部分，其它的国宝级文物至今下落不明。在当年参与盗墓活动的礼县农民中，不少人还记得他们见过的那些稀世之宝。

有人说，他亲眼见过大堡子山上出土的一件青铜器，圆盘上竖着鼎状物，上面铸有12个蛤蟆和12条蛟龙。龙头是扬起的，蛤蟆张着口，和张衡发明的地动仪一模一样。

这些说法虽然貌似道听途说，但绝非无中生有。

后来专家、学者在世界各地的见到的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文物证明了这些说法的可靠性。一个当地的文化工作者对《探索发现》摄制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录下的这些声音千万不要消掉，现在国际上还有收藏的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文物没有面世，恐怕更多的是重器。如果有一天出来了，和他们说的能对上，就能证明那是礼县大堡子山的器物。

1993年到1996年，历时三年，地方政府才基本遏制了盗墓的狂潮。

礼县大堡子山的盗墓活动平息几年之后，一些盗墓者受暴利的驱使，又将黑手伸向了大堡子山西垂陵园的另一处墓葬――礼县西汉河对岸东南约三公里的圆顶山。

圆顶山在礼县永兴乡赵坪村西北的南河岸，山上有与赵坪村相邻的龙槐村的土地。从西和县向北流来的漾水河在赵坪村东北角掉头西流，经圆顶山脚下与西汉水合流。

和高耸独立的大堡子山相比，圆顶山地势平缓，海拔较低，河南岸广阔的二级台地上，散布着许多先秦的贵族墓葬。死去的贵族，仿佛依然隔河仰望着大墓里的主人。他们生前无法预料的是，在沉睡了2000多年以后，盗墓贼疯狂的的铁锨和锄头捣毁了他们的葬身之所，绞碎了他们在地下殿堂的守望。

永兴乡龙槐村的紧靠河川的地埂前。就是由东向西流淌的漾水河。在这块长度不足70米的土崖上，密布着蜂窝状的盗洞。赵坪村许多塌陷的庄稼

地，是墓葬被盗空后回填土壤形成的。

大堡子山秦公墓被瓷掘的惨象历历在目，而圆顶山贵族墓葬的保护迫在眉睫。有关方面认为，这些贵族墓葬拥有极大的考古价值，为了防止大堡子山墓葬的悲剧重演，必须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

1998年2月23日开始至5月22日，礼县博物馆完成了圆顶山部分墓葬的发掘清理工作，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

考古人员发现，圆顶山墓地范围广，跨时长，墓葬时代应为春秋早期，但也不排除春秋中期的可能性，具体年代要比大堡山西垂陵区晚得多。考古界认定，圆顶山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属于春秋中期。在全国，这一时期的秦人墓葬较少。现在发现的这些墓葬保存完整，随葬品多数完好，给研究秦人在西汉水南岸的国人墓葬提供了实证。

圆顶山墓地和出土的器物证明，秦人都东邑迁之后，仍有秦国公室贵族留居西垂，守护着桑梓故土上的先祖宗庙和公陵祖茔。

礼县博物馆在圆顶山墓地发掘、清理了四座贵族墓葬和一座车马坑。墓葬虽然也被严重盗扰，但由于该地区地下水位较高，墓圹中大量积水，盗墓者不敢横向掏探，许多葬品侥幸逃脱了被贩卖的命运。

圆顶山的五座墓葬共出土青铜器300余件，还有玉器、石器、骨器、铁器、陶器、贝类等百余件。陶器有大喇叭口罐、鬲、壶、仿铜陶鼎等。

礼县圆顶山贵族一号墓出土的秦人蟠虺纹车形器，是该墓区所出器物中最引人瞩目、研究价值最高的一件。全器通高8.8厘米，长11.1厘米、宽7.5厘米。盒为长方体，有盖，盖由中间纵向启缝的两扇合成。盒沿四角各饰一较大的立鸟，鸟足部可以旋动，当四只鸟方向旋转至同舆向一致时，厢盖可开启；如果鸟站立的方向同舆的方向错位，则厢盖即被锁住。构造设计十分巧妙。盖扇对接处，一侧为一蹲坐的熊纽，一侧为一跪坐的人形纽，人、熊相向，各饰一只行虎，虎首向上昂扬，大耳巨嘴，和同地所出器物附饰的虎形风格相似。盒体下附带轴的四轮，每轮辐条八根，车毂突出，车轮至今仍可转动运行。盒身四侧及盖面，通体饰蟠虺纹。

这个车形器物的功用是什么?是缅怀先人的微型挽车?还是贵族妇女的首饰盒?陕西省文物研究所所长韩伟先生认为，这是一辆微型挽车。挽车，是先秦王公贵族丧礼中运送灵柩之车。挽车不用马驾，而由死者亲属、臣僚、朋友等生前关系密切的人，执绋牵挽而行。甘肃省文物研究生副所长戴春阳先生认为，这个器物可能是贵族妇女放置首饰、化妆品的专门用具。

圆顶山二号墓出土这件蟠虺纹扁圆腹蚕，通高32厘米，宽35厘米。全器附饰各类动物共计32只，有圆雕，有浮雕，有镂空，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生动活泼，配置协调，再衬以繁密细致的蟠虺纹，充分展现了春秋中期青铜器华丽瑰异的纹饰风格。

秦人贵族墓里的青铜器尚且如此完美，秦公大墓里的器物理应更加精美绝伦。面对洗劫一空的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后来者只能想象墓葬里曾经存有的器物，想象不知去向的无数珍宝，期盼着秦公大墓流失的国宝回归故里的时刻，这也许是给历史和未来的最好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