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名校毕业生个人而言，来到县城的原因千千万万，烦恼也因为个人经历各异而不同。但总的来说，相比回到家乡的小镇青年，外地县城青年面对的身份转变上的挑战、工作生活方面的烦恼更多。但面对这股优秀青年下沉的趋势，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坚信这对于自己所处的行业、社会的发展将是有益的。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霁瑶 | 北京报道

名校毕业生就业，正从北上广“卷”向县城？

“有人问我花了100万在海外深造，回县城什么时候才能赚回来？”

“即使我已经选择回到县城，他们仍在不断地提醒我，有机会一定要离开这里。”

“不管你信不信，我到这里工作，最大的驱动力就是实现人生价值。”

回到县城是这些年轻人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还是追求人生理想的主动选择？县城的工作生活，是否如想象一般，抑或是有着巨大的落差？又是一年毕业季，《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了几位出身名校，进入县城工作的职场新人，分享他们的就业故事。

95后港中文硕士：花百万留学回乡创业，赔本买卖还是致富经？

“本科的时候，我就打算回县城了。”1998年出生的陈奕澄，高中毕业后就前往泰国留学。在国外度过了4年本科时光后，她又成功申请到香港中文大学旅游管理方面的硕士，并将于今年11月毕业。由于疫情的缘故，2月份她回到家，一边上着网课，一边着手实施自己从本科就想要实现的创业计划，而创业的地点，就在她的家乡——江西省靖安县。

江西省靖安县

靖安县隶属于江西省宜春市，常住人口约为12万人，2021年GDP为76.8亿元，在江西61个县城中GDP排名倒数第四。与陈奕澄曾经待过的城市相比，靖安显得相对落后。在将自己的计划告诉身边的同学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表示了反对。

“有人问我花了100万在外面读书，回县城要多少年才能赚回来。”一些同学给她算了笔经济账，认定陈奕澄的计划将是一笔亏本买卖。但她却不这么想，“父母花钱的初衷也是希望我生活幸福快乐。这不一定只能在大城市实现”。陈奕澄告诉记者，她要的幸福，一方面来自亲人陪伴的家庭生活，一方面来自自由打拼的成就感。而她也坚信，靖安，是可以帮助她实现幸福的目的地。

陈奕澄是个“行动派”，一开始她曾把自己的创业目标锚定近年来大火的奶茶店，还在隔离期间，就开始打电话与奶茶品牌方沟通。但出师不利，一周不到的时间，自己联系的两家品牌方就直接拒绝了她。“电话里对方一听是某某县就拒绝了。”

这条路走不通，陈奕澄立马转变了思路。由于她的男朋友去年在老家村子里开了个加工厂，本身有一定基础，外加近年来当地大力推行乡村振兴，她觉得农产品加工和销售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子。在与男朋友沟通之后，陈奕澄越发觉得“这事可以做”，于是开始往农产品电商方面准备。今年4月份他们注册了一家电商公司，打算借助互联网推广当地农产品。

“江西特产本来就没有太大知名度，加上我们这里又是更小的地方，靠本地或者在外地的务工人员很难做大。”在前期的创业过程中，陈奕澄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主要的困难点就在于如何把特产推广出去，互联网平台成为她的重要工具。除了产品本身的介绍内容，陈奕澄会拍摄一些记录真实工作和创业经历的vlog分享在各个平台上。她告诉记者，相比单纯的广告宣传，分享个人经历的内容更符合当下年轻用户的喜好。“很多网友关注我最开始都是因为创业的帖子”。这种“真实感”拉近了作为商家的她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同时，陈奕澄也通过互联网反馈，不断调研大众口味与接受度。“这半年一直在资金投入，到现在投了差不多70万，淘宝店有了一定销量，也算逐渐走上了正轨。”

陈奕澄的办公环境

在创业的过程中，她也在积极响应当地产业脱贫的政策。“我们找的合作对象很多都是一些普通农民、脱贫户和残疾人。大批量的收购减少了农户的其他各项成本，他们也乐意和我们合作。”陈奕澄告诉记者。

“店里的产品最远发往了西藏的守边部队。”陈奕澄说，那一刻她真正领会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家乡的东西真正走出去了。”

“家乡山好水好风景好，今年还是重点发展的旅游小城，本硕都是旅游管理的我，这不正是回报家乡的光辉时刻嘛！后悔？是不可能后悔的。”她说。

靖安县的自然风景

县城里的名校老师：感觉像是被流放，有机会想转行

刚进入而立之年的李桓宇（化名），2021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去年夏天他来到浙江一个陌生的县城担任初中老师。

刚毕业的时候，考虑到生活成本和工作压力，李桓宇并没有选择去北上广，而是将目光放在了经济发展相对均衡的江浙地区。因此，在面对浙江县城的工作机会时，李桓宇也并没有多少犹豫，就选择了签约。

这座县城属于全国“百强县”，发展水平在浙江的各区县处于中间位置。“经济上与大城市的差别其实并不会很大。”李桓宇说。他所学的专业是基础数学，本科时期属于师范类，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内容应用性并不强，所以毕业之后还是进入了教育行业。

本以为县城的日子是安稳的，自由的。但刚从北京来到县城，李桓宇还是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不是来自经济方面，而是县城的生活方式与工作状况。

“我和我不受控制的人生就这样无奈地被迫向前，想要回头绝无可能。在这个遥远的小城，画地为牢的流放地，在这寂静的深夜里，耳边只有一句坚定温柔的叹息，一句话，一个字，去……”3月份的一天深夜里，李桓宇在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县城生活方式略显单调，而且人际关系也更为复杂一点。”李桓宇说。记者与一些到县城工作的年轻人交谈后发现，许多人都对县城所呈现的人情社会不适应。原本以为小县城的生活更加单纯，但没想到的是，正由于县域地域狭小，人员流动频率低，人情关系网络在这里显得极为重要，这让一些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措手不及。

而方言，则是将许多年轻人排除在这一张人情关系网络之外最直观的一道墙。甚至一些回到家乡县城的年轻人也表示，在与一些乡镇人员沟通时听不懂当地方言。“语言不同，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不同，这个地方处处都在告诉我，我不属于这里，我格格不入。”一位在四川某县城工作的北方老师如是说。

李桓宇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适应当地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但让他感到更为艰难的是工作本身所带来的“窒息感”。首先是工作压力，“双减”政策出台后，学校开始实行晚托，在校老师的工作时长明显加长，加班情况也越来越多。李桓宇一般早上7点10分到学校，晚上8点10分下班，甚至无法保证午休时间。这与他所想象的自由、闲适的县城工作显然不同。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从这份工作中体会到成就感和幸福感，职业的天花板也比较低。”李桓宇说，未来他可能会考虑转行，再次进入大城市试试。

县城名校公务员，有人满腔热血，有人为婚恋发愁

去年6月从四川大学硕士毕业时，杨壮还手拿着某知名央企和科技公司的offer，在一个月后，他放弃了其他选择，以四川省紧缺选调生的身份入职蒲江县商务和物流局。当被问及为何会作出如此选择时，他说是因为理想。

大学时期，杨壮拥有两年军旅生活，他告诉记者，在这期间，“为人民服务”就成为他烙在骨子里的信念。“后面的入党、考研、考公都是为了更好地参与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去，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这算是初衷。”

在真正面临择业之时，他也曾因公务员收入待遇的问题而犹豫，在和师长、朋友讨论了之后，最终理想打败了现实，“我是比较适合这个工作的，无论是思想、性格还是素质。”他说。

在入职之前，杨壮对于公职队伍的想象几乎全部来源于新闻报道和影视资料，对具体工作和可能面临的困难知之甚少，对蒲江这座小城也了解不多。来到县城之后，理想与现实不免有些落差。

首先还是语言方面。虽然读研时就在成都，但杨壮从未在工作生活中如此密切地接触四川方言。对于来自北方的他来说，这种“沉浸式”的方言环境增加了工作的困难度。为了更快更好地投入工作，他经常在夜晚独自听白天的会议录音，确认工作内容理解无误。

而刚进入职场时，由于工作经验和基层阅历的缺乏，陌生的环境也让一心“想做点什么”的杨壮，感到有些手足无措。“我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在大城市工作生活可能是绝大部分山里孩子在潜意识里追求的目标之一。”杨壮坦言，所以当自己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机会来到远离家乡的小县城，心理上的转变和自我说服，还是花费了一段时间。

但随着自己加入到项目建设中，杨壮也逐渐体会到了工作的乐趣。“我现在参与的是当地建设田园生态商务区的项目，能够感觉到学有所用。”

工作中的杨壮

然而也不是所有人都如杨壮一般能快速地进入状态。一位人大毕业的县城公务员就向记者坦言：“入职以后确实有很大落差，待遇和工作环境都不是很满意。遇到的困难主要是思想上的问题，从学生到公职人员角色的转变，大学生的思想与县城思想的碰撞。确实有点后悔选择基层。”

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并不轻松。杨壮告诉记者，伴随着项目的展开，周末加班已经是家常便饭。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忙”成为诸多基层公务员提到的关键词。但即使身处同样的工作环境，个人的感受也千差万别。

杨壮因为真切相信自己的工作有价值，所以对现在的状态仍然比较满意。但也有一些年轻人，原本以为进入县城可以拥有安逸稳定的生活，但没承想工作节奏一点不输给大城市的大厂“996”，连续的加班让他们感到痛苦。

“领导因为我算那一批中学历比较高的，什么事都交给我，吃的亏最多，但获得的并不多。”“一放假就加班，不停写材料，没有生活可言。”一些年轻公务员向记者诉说着自己的烦恼。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工作的忙碌，一些二十六七岁的高学历女性公务员，对于婚恋问题尤为焦虑。一方面正处婚龄，熟人社会的催婚压力让她们疲于应对；另一方面，县城狭窄的交际面，也让她们遇见高学历男青年的几率要小得多。一名毕业于985院校的县城女性公务员告诉记者，在县城的婚恋中，男性公务员尤其“吃香”。“我们参加培训会，许多女公务员是单身，但男生都是有伴的。男性公务员入职后，介绍对象往往也源源不断。”

也有一些县城公务员，仍未放弃再次去往大城市的目标。“身边的人都告诉我，要抓住遴选的机会。我也知道，有机会一定要离开这里，到市区去。”一名工作两年的县城公务员告诉记者。而为了“督促”自己未来去往大城市，他放弃了在当地县城买房，而是选择在省会城市购置房产。“这让我觉得有个盼头。”

而杨壮对于目前的工作，仍然抱有期待。他承认市区对他仍然具备吸引力，但目前的工作，让他感到安心，离开的想法并不迫切，“先干出些成果再说吧。”他说。

后记：优秀人才回流县城，意味着什么？

对于这些名校毕业生个人而言，来到县城的原因千千万万，烦恼也因为个人经历各异而不同。但总的来说，相比回到家乡的小镇青年，外地县城青年面对的身份转变上的挑战、工作生活方面的烦恼更多。

但面对这股优秀青年下沉的趋势，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坚信这对于自己所处的行业、社会的发展将是有益的。

李桓宇虽然因工作而烦恼想要转行，但他依然相信教师门槛的提高，有利于促进教师队伍的整体提升和教育工作的发展，对于实现教育公平来说也是大好事。

杨壮也相信，相比大中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更需要各种人才。“名校硕博士学历高，知识面广，思维能力强，这些优秀人才到了县乡等基层一线工作，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和开拓创新具有很大作用。对于这些优秀人才而言，在县乡等基层发挥才干，也更容易找到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方式和路径。”

而在把优秀年轻人才引流到县城后，如何让他们留下来，用好用对这部分人才，或许是目前县城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中李桓宇为化名，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