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阶层在当时和后世还有点区别，第一个就是“游”。士人们常常从一个诸侯国到另一个诸侯国活动，以获取富贵。只要有君主赏识，出仕并没有国别的限制，完全可能方才还在母国服务，转身就去原来的敌国，条件很宽松，没有或很少有歧视异邦学者的行为。即使孔子、孟子、墨子这种大学者，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这与当时列国争雄，需要抢夺人才有关。第二，追求人格平等。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以前，士人大多是低级贵族乃至平民甚至可能是奴隶等“贱民”，春秋末年以后，对士的需求和依赖使士人的地位提高，他们对时势有自己的分析和思想，要通过君主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这种自觉的行为与以前俯首听命大不相同。第三，不掩饰重利的价值观。很多策士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甚至有些十分贫穷。这部分策士进入策士行列不可避免地以追求较高的待遇，较高的社会地位为目的，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心理。苏秦就表示“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他的人生目标很明确，就是追求权势富贵。像《东周·东周欲为稻》，苏秦两边劝，最后“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苏秦既没有忠于东周，也没有为西周着想，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这次的计谋只是暂时解决了问题而已，并没有考虑之后西周再利用水控制东周该怎么办。他只是两面陈说利益，自己从中渔利。等到苏秦挂六国相印后更是直接感慨“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忽乎哉”，这种对追求利益的赤裸裸的表达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礼乐制度下的规范和道德，更不见容于后来大行其道的儒家。第四，有自己的道德底线。纵横家中不乏“朝秦暮楚”者，也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更有鲁仲连这种淡漠名利高洁不群的，在《赵三·秦围赵之邯郸》中，当秦军围困赵国国都邯郸时，鲁仲连到处奔走游说，解除了赵国之难，赵国解围之后，赵国君主要封赏鲁仲连，可鲁仲连却再三辞让，“终身不复见”。即使出了名反复无常的张仪为报苏秦对自己事业的谋划帮助，也会发誓说“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第五，身体力行。战国的“诸子”大多属于坐而论道，惟有纵横家把他们的主张彻底地贯彻到实践中当中，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战国时期“其实也就是纵横家的时代”。 [52] [54] [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