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清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项目：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江苏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2项；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美国女性环境书写的左翼思想研究”（18BWW078）。

在我写这个课题申报经验分享时，心里不免又抽紧，那根看不见的细细小皮鞭仿佛又扬了起来。转眼间，自己的国家项目运作已有两年，进展顺利吗？能否按时结项？虽然在外研社出版的《生态女性主义》保证了中期检查毫无疑议地顺利通过，但最终成果能否在散乱的文字与思想中得以凝练，再步上新的台阶？尤其在疫情期间，心情沉郁而茫然，材料看得多，动笔写得少。不过，想来这些年的研究进程，大体就是如此：野蛮生长的想法，观念与格局的瓶颈，文字出产的缓滞，日积月累的铺砌，构架的最终形成。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没有太多灵光乍现继而下笔千言的畅快经历。按照目前的进展，这一期项目可能又要延期，但只能在习惯的节奏中慢慢调整。回头看看，课题的申报也是类似的体验，只因为对文学和思想本身还是喜爱的，也只因为做事还能够坚持，当然还因为幸运，因为得到了众多帮助，所以还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走。

若说还有什么有益的阅历，那么还可以算上我一直钟爱的笔译工作。我的两个国家项目之间隔了十年之久，期间倒是出版了十来部译著。虽然这点儿癖好看似与科研无关，也非常耗费时间，但回顾一下自己翻译的作品，多半仍是与研究领域相关相通的著作，如生态女性主义文集、环境文学、启示录小说等，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友好的外围。另外，多年来我也养成了随手译的习惯，读到文论中的精彩部分就译出来作为材料积累，虽然很费时，倒也不失为比较扎实的研磨工作。说到底，翻译和研究是相通的，都是出于对文字的热爱和对人性的探索兴趣。

如果进一步“着调”一些，那么或许我可以总结出以下更具体的几个方面，供同行们指正：

1）课题申报不但要有问题意识，也要有批判意识。前者，众多学者和项目主持人在分享经验时强调得很多，这是项目确立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项目才是“有用”的，才有得到承认的可能。批判意识则是指解决问题之后还能够提出解决其他问题的标准，好比通过项目在某领域内的运作而树立起一种“行规”。简言之，项目的起点和终点，都应该有看点。

2）课题申报与研究本身类似，都需要有语境意识，即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与其他文本、作家、文论乃至历史文化背景要构成谱系。申报人可以在文献梳理上充分地呈现自己所理解的语境视野，不仅有对具体著作的细读，还要有对外围格局的把握，给人的印象应是项目建立在了丰厚的积淀之上，而非无源之水。

3）在跨文化的广角中站稳中国立场。虽然这未必涉及所有课题，但总的倾向在于，自己研究的领域不仅要追踪国际前沿理论，更应该立足中国文化的土壤，以中国的现象（文本）来检视理论履行的有效性，并具有重构外来理论的意识和心气。

4）对细节的注重，有着很“夸张”的效用。细节包括对申报表（“本子”）反反复复、一丝不苟地打磨，这体现在很多非常具体的方面。例如，从观点和内容上说，明确定义所提到的概念、范畴并将之置于显眼的部分尤为关键；从形式和布局上说，既不累赘又充分利用表格所允许的体量，也很重要。

以上并非都是我已经做到的，其实有很多是即便已成为课题主持人的我也没有做到却必须去完善的。比如细节其实还包括一些基本的技术性工作，如排版的规范性等。记得交草表进行校内初审时，我竟忘了在活页表上填报课题名称，而日后我在盲审项目时也遇到了申报人类似的疏忽。这些点点滴滴或也是我们每个致力于文学研究的人都需要注意的，写下来求教方家。

欲了解更多与女性环境书写的内容，请关注由韦清琦、李家銮合著，由外研社于2019年5月推出的《生态女性主义》一书。该书从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定义出发，系统梳理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渊源，特别强调了交叠性的理论视角，进而重点关注特里·坦皮斯特·威廉斯和莫言两位作家及其作品，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案例的示范。最后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未来进行了展望，认为生态女性主义继续发展的生命力在于其非二元的整体性，并作出将生态女性主义与道家思想相结合的尝试，试图找寻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