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这个地方一直都有一种魔幻主义的即视感，表面上活在现代社会，骨子里却还停留在100年前，画风和咱们民国差不多，像什么国王、军阀、人贩子、毒品、、赌博、皮肉生意等封建残余是应有尽有。

早些年混不下去的人就往东南亚跑，如今混得好的也经常去东南亚，因为国内实现不了的事情，在东南亚都常态化了。

除此之外，东南亚还有个奇葩的地方，在月薪3、4千就算高收入的国家里，却诞生了一票华人巨富。

1996年，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前一年，《福布斯》世界富豪排行榜上，前50名里，有12人是东南亚的华商，每人的名下资产都超百亿，像李嘉诚、郭鹤年、谢国民、林绍良、郑周敏都是该地区教父级的人物。

一些文章都把这些富豪的发家史，说得跟自带致富属性一样，都是从白手起家一路开挂混到顶级富豪俱乐部，财富积累的过程就跟电脑中病毒一样，短短几年就完成了阶级的飞跃。

这就有点无良网剧不讲逻辑了。

稍微琢磨下就能发现这里面有问题，就拿富豪榜里的名字来说，除了那些封建王室外，其他能上榜的多是知名的企业家，而东南亚的巨富们，除了名字和财富故事外，却没很少听说过他们的企业。

全球最富有的24人里，东南亚的富豪占了1/3，但却没有一个人的公司进入世界500强，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工业产品都没有。

这就是东南亚神奇的地方。

所以，今天的问题来了，东南亚为啥盛产巨富？这些神秘的华人富豪是怎么积累财富的？他们又是如何统治东南亚经济，成为亚洲商业教父的？

01

大概明末那会儿，欧洲的列强还没开始殖民东南亚，国内混不下去的人就开始往这个地方大规模移民了。

当时的东南亚，除了泰国是一个统一国家外，其他地区都是碎了一地的封建土邦。

由于华人移民数量庞大，而且又非常喜欢扎堆儿，当地政府就选出稍有影响力的华人来治理华人社区，有点类似“以夷制夷”的套路。

他们把区域垄断贸易和税收权交给华人首领，然后从中抽成。

这就有点像今天的业务外包，大厂把高耗能且低收益的业务交给外面的小公司去做，除了省心省力外，出了问题还不用负责。

比如今天的跑腿业务，利润低、人员规模大、管理难度更大，部分业务干脆就外包给劳务公司，出了问题，发表个无关声明就直接甩锅了，随后换个外包公司继续搞。

东南亚的统治者对待华人也是这个思路，在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把移民管理问题给解决了，那真是躺着就把钱给赚了。

18世纪，华人就开始为泰国王室打工，主要负责理财和行政管理，后来又获得了特许经营权，在泰王室所批准的商业垄断中干的风生水起，经过百年积累，已经难以动摇。

而印尼情况更明显，早在16世纪，华裔商人就和爪哇的贵族纠缠在了一起，两股势力互相搀扶着参与国家管理和贸易垄断，模式延续了几代后，早就结成了政商同盟，和今天的日本情况一样。

东南亚的统治阶级之所以雇佣移民公务员和商业白手套，主要是为了保护政治权力，因为和本土竞争对手比起来，华人移民没有政治根基，也就对权力构不成威胁。

如果华人想要进入政治中心，或者成为贵族，那就必须接受当地的同化，比如，泰国要求华人在成年时选择自己的身份，做泰国人或者中国人，如果他们选择了泰国，那就要把清朝的辫子剪掉。

为了鼓励华人转变为泰国人，泰国王室把少数华裔包税商和公务员封为贵族，但必须拿出一大部分的商业利益进行交换。

而对于华商来说，成为贵族就意味着地位安全，所以绝大部分的华人精英都选择了“剪辫子”，也就是被同化，而没有被同化的华商就成了二等公民，遇到特殊年份，这些人就是被打劫的对象。

所以，华裔移民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不能和当地的政治精英融为一体，想要在商业上有所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这个原因，成功的华裔总是想办法和当地贵族联姻，其实就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和政治权贵结成同盟。

16世纪，欧洲列强开始殖民东南亚（除了泰国），为了更高效地在殖民地插管子吸血，欧洲的统治者把管理权下放给当地的政治精英，税收和垄断经营则交给华人。

当年，英法荷在印度、金三角和印尼鼓励当地人种鸦片，华裔富商则负责税收、贩运和分销，加工好的鸦片先是运到香港，再由小舢板走私到广州，逐渐形成一条完整的毒品产业链。

后来大清发现银子少了，问题就出在鸦片走私贸易上，于是下令关闭通商口岸，这才引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华商在东南亚把持着鸦片课税和采矿业垄断，后来又拓展业务方向，把种植业和进出口贸易整合了进来。

为了防止刁民们暴动，富商又和黑帮勾结，让黑帮来负责劳工们的行政管理，遇到划水或者反抗996的刁民，直接就展开拳脚教育了，效果比老板讲情怀不止好了几个level。

像马来半岛的华人首富陆佑，最开始只是个商行老板，主要业务就是向当地的华人矿工和黑帮提供商品和武器。

1874年，英国正式统治马来西亚，陆佑成功取得英国人的信任，并拿到开矿权和收税许可证，鸦片课税成为他的稳定现金流，挖矿的劳工就成为鸦片的实际消费人群，而他自己又是当地黑帮成员，可以利用黑帮动手能力强的特点打压竞争对手和管理劳工。

同时，陆佑还积极拓展经营方向，除了采矿，他还投资房地产、种植橡胶、走私烟酒、开设赌场，这些基本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他能在黑灰产业链上来回游走，完全靠的是英国人的撑腰，而英国人放权陆佑管理华人，躺着就把钱给赚了，节能又高效。

陆佑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让英国人过得舒坦，保证自己的特许经营长期合法有效。

在印尼、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华人家族几乎垄断了采矿和征税业务，他们的收入甚至占到国家财政的一半，而有税收权和特许经营权的地方就有黑帮势力的支持。

大家是不是看着有点眼熟，这和民国时期上海的情况非常类似，殖民者、富商和黑帮形成了稳定的铁三角，因为在殖民者看来，黑帮是管理华人移民最简单的方法，而华商则是他们躺着赚钱的有效途径。

02

二战爆发以后，东南亚也逐渐开始变革，原先那些靠殖民政府下发专营权和收税权的华人巨富不香了，战争给了新一代华商机会，他们靠走私和投机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那个四房姨太、17个儿女的澳门赌王就是在这一时期崛起的。

澳门赌王的大伯何东就是那个时代的主要买办，因为业绩出色，还被英国人封了爵士。

早在日本人入侵香港前，何东就收到了日本领事提供的情报，带着全家老小就躲到了澳门，而澳门在当时是内地和香港走私的中转站。

后来，18岁的赌王揣着10块钱跑去澳门投奔这个亲大伯，何东就把赌王安排在一家由日本、当地大佬和华商共同投资的一家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向驻扎在广州的日军提供拖船、驳船以及其他运输工具，以此换来大米和其他日用品，然后再向澳门和香港倾销。

大家别小看大米和日用品，这些东西在战时都是硬通货，所以利润非常可观。

也就是在这家公司，赌王摸清了走私的门道，随后赌王就单飞自己给日本人跑运输，等到赚足了钱，他又开了一家小型煤油加工厂，并迎娶了葡系豪门千金，也就是赌王的第一任老婆。

所以哪有什么穷小子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其实都是豪门之间的联姻罢了。

而且，走私这活儿可不是胆子大，长得帅就没人打劫你，要知道，当时的海上有日本人、葡萄牙人、英国人还有中国人，赌王能够搞定这么多关系，22岁就身价千万美金，可不是光凭一张嘴能讲四国语言就一路畅通的，背后主要还是大伯和大老婆娘家在撑腰。

后来赌王能够在澳门呼风唤雨，拿下半个多世纪的赌场垄断经营牌照，多半也是靠着大老婆娘家的关系。

靠战时走私发家的还有新加坡的华商。

二战结束后，荷兰人又贱兮兮跑回印尼准备续上殖民统治，结果就爆发了反荷的民族独立战争，这就给新加坡的走私商提供了发家的机会。印尼军队的武器装备多来自马来半岛，负责运输的就是新加坡的华商。

当时的武器走私利润丰厚，30发子弹能换一顿橡胶，一支来复枪能换两顿。新加坡首富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马来西亚华人张明添、新加坡华人商会会长高德根就是这一时期的物流大佬。

当然，走私也不是战争中获利的唯一途径。

战争结束的几个月里，急于捞钱但又毫无商业经验的军政府临时出任管理者，许多巨额的采购合同短短几小时就拍脑门决定了，这就造成大量的垃圾合同和资源浪费，等到军事管理结束，很多军事或民用物资用不完，就需要低价拍卖，这就给一些敏锐的商人提供了轻松套利的机会。

像爱国商人霍英东，就是因为会英语，能读懂拍卖公报，在战后拍卖会上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马来西亚博彩大佬林梧桐也是通过操纵拍卖会竞标，积累了原始资本，后来又做了包工头、进军房地产，拿下了马来西亚唯一一张赌博牌照，创办了云顶集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东南亚商界进行了一次大洗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华商，或者依靠战时经济崛起新贵，在战后迅速填满了欧洲人留下的商业真空，尤其是贸易和金融领域。

二战结束后短短7年间，泰国开办了14家银行和25家保险公司，大部分控制在华商手里，那些泰国本土的董事长和董事只不过是为了装装门面。

而富商则通过银行的低息进行关联交易，用老百姓的存款来建设自己的商业帝国，如果投资失败，那就让政府出来买单，实际支出仍是来自老百姓的税款。

03

独立后的东南亚各国也曾拍着胸脯向人民保证，要建立一个打破传统贵族和特权阶级的理想新社会，不过很快，这些国家就躺平了。

上世纪50年代，印尼的国父苏加诺开始大搞民粹主义，把金融和对外贸易全都交给本地人去经营，禁止华人从事零售业，甚至把华人首富黄仲涵的资产也全没收了。

印尼的排华行为也被周边国家所效仿，1960年，有大约13万华侨回国，所有费用都是由中国承担。

苏加诺下台后，印尼马上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因为印尼政府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原本赚钱的垄断生意被印尼人亏得吐血，再加上政府腐败严重，通货膨胀猛增，印尼的经济直接被自己人干趴下了。

印尼政府用实践证明，相比对社会结构动刀子，还是躺平来得更容易些，照搬以前的治国经验不仅风险小而且获利快，于是大部分地区又回到了本土精英掌控权力，华人精英负责赚钱的分工模式。

说到这大家也能看出来，不是华人商业才华高，主要是当地土著太拉垮，基因编码的时候忘记输入经商属性了。

1965年军头苏哈托发动政变，成为印尼第二任总统。他马上找来自己曾经的走私小伙伴林绍良来共商国家经营大计。

林绍良

这里就需要简单介绍下苏哈托和林绍良的人生轨迹。

1935年的时候，林绍良为了避免被抓壮丁，从福建跑到印尼谋生，一开始就是个小商贩，主要倒腾点粮食和白糖，前面也说了，战时这两样都是稀缺资源，利润非常不错。

50年代的时候，苏哈托曾担任军需主任，为了补贴军费，他也经常跑跑走私搞点军需物资啥的，所以和林绍良有过一些生意往来，二战和独立战争期间，林绍良和他的兄弟们经常给印尼军队运送军粮，积累了一定资本并结识了一批重要军官，也和苏哈托建立起不错的关系。

掌权后的苏哈托想起了曾经一起走私的小伙伴们，随后就给了林绍良一半的丁香进口垄断份额，而丁香是印尼烟草不可或缺的成分，后来又把面粉进口、水泥制造的垄断经营权给了林老板，在橡胶、白糖和咖啡的贸易上也为林提供保护。

就这样，林绍良快速建立起一个商业帝国，后来又进军印尼的金融业，一举成为世界级的银行家，还曾被《财富》杂志评为十大世界首富之一。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林绍良的商业合作伙伴里有苏哈托的亲弟弟，实际上他不过是苏哈托的白手套，林氏集团的一部分利润则进了苏哈托和政界高官的腰包。

二战后，华裔商人在东南亚重新崛起，不过，他们在政治上仍然没啥地位。

他们只能经商，不能从政，因为对于政治权贵来说，操纵那些有钱但没有势的商业大佬太有吸引力了，不仅可以快乐地拿钱，还不用承担政治风险。

如果遇到刁民们起义，那就拉出几个富商祭旗，等到民众怒气没了，再换个富商继续玩下去，这比换条擤鼻涕的手绢还简单。

华商也不傻，早就明白了自己身份的尴尬，所以他们为了稳固商业帝国，一边努力和权贵联姻，一边在政治博弈中多头下注。

像泰国的逃亡总理他信，祖上从潮州跑去泰国谋生，后来成了泰政府的课税外包商，积累财富后又进军纺织、建筑和房地产。他信因此才能进入名校，后来又娶了将军的女儿，自此横行泰国商界，和妹子英拉先后冲上了泰国政界的顶峰。

不过兄妹俩的结局都很尴尬，说到底还是政治根基不行。

他信兄妹

04

最后说说香港的大佬们。

香港和新加坡的发展模式类似，不同的是香港是商界大佬垄断经济，新加坡是老李家以国家的名义垄断经济。

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主要有两大优势：天然深港和金融服务。

自沦为殖民地之后，香港和新加坡就取消了贸易关税，这让它们能够快速成为东南亚地区的走私窗口；

另外，香港和新加坡能吸引生意上门，主要是因为邻居产能和效率太拉垮，相比较东南亚那些佛系邻居，他们的效率更高一些，能在低效的行业中套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自由，其实就是没啥监管要求，不管外来资金是否合法，他们的银行不仅可以做到完全无视，还能提供保密服务，简直就是不明资产的理想避难所。

东南亚华人富豪的财富大多是通过商业特权获得的，如果发生政治地震，那他们极有可能成为斗争的牺牲品，所以东南亚巨富们的资金大都存放在香港和新加坡，这就直接带动了这两地金融服务业的繁荣。

金融服务业的繁荣又带动了房地产、零售和娱乐业的发展，香港和新加坡一直都是内地、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富商的安全避难所和投资俱乐部。

而且，香港和新加坡的角色一直就没变过。

说到香港的商界大佬就不得不提房地产和公共事业的垄断经营。

房地产垄断是香港富豪的财富基本来源，而英国殖民政府为房地产垄断提供了条件。

二战后香港经济开始腾飞，土地拍卖价格也越来越高，随便几块地皮都要十几亿美元才能拿到，农用土地还必须支付大笔的转换费，这就直接把小的地产商排除在外了，而像李嘉诚这样商界大佬，本身就和英国银行关系密切，所以能够非常轻松的从银行贷款来拿地。

在90年代初，香港近一半的商业用地被4个最大的开发商拿走，他们组团抬高房价，利润大得惊人，特别是农用地转化费还能暗箱操作，利润最高可达364%。

香港的房地产一直都走在世界的前列腺上，像什么楼花、公摊面积都是大佬们想象力的极限，另外香港一直都有操纵竞标的传说，几个大佬竞标，大部分都是陪跑打酱油的，最终一个大佬获胜，然后大家一起去喝茶，饭桌上把利益合理分配，大家都是有说有笑和气生财。

而英国人对这种垄断局面不但不反感，反而还非常庆幸，因为这个大佬垄断经济的城市系统维护成本极低。

怎么理解呢？

举个最直接的例子，香港的老百姓名义上交的税非常低，但他们的房租和房贷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还要缴纳租金13%-15%的物业管理费，香港的老百姓对英国人的税收政策挑不出毛病，但实际支出的费用却非常高，而这些钱自然就进了英国人和大佬们的口袋。

除了房地产垄断经营外，大佬们还把手伸向了公共事业和零售终端。

众所周知，香港拥有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集装箱的终端运输费也是全球最高的，而集装箱业务也被地产大亨们集体垄断。李嘉诚的和记黄埔拥有香港24个停泊港中的14个，其他的则被郑裕彤等大佬分瓜。

这些港口是大佬们最稳定的现金流，也是房地产和股票的投机重要资金来源。曾经有媒体分析，如果没有港口收入，李嘉诚早在80年代的房地产风暴中破产了。

另外，李嘉诚还垄断了香港的零售业，像百家连锁超市和惠康超市占到了百货市场的70%，他旗下的屈臣氏和万宁占到了药材销售的70%。因为李超人拥有零售行业的绝对统治地位，所以他可以要求供货商二选一，如果选择和竞争对手合作，那就意味着将失去70%的销售渠道。

曾经也有法国的零售巨头想要进军香港市场，结果被老李以二选一的方式轻松打翻在地，最终这家法国零售巨头亏了数亿美金仓皇逃走。

香港几个重要行业，像房地产、能源、公交车、汽油、水泥、混凝土、零售都被大佬们把持，而这些现象级的垄断经营模式，完全是殖民者和几个少数寡头结盟的不良产物。

搞清楚这些，也就明白了香港年轻人为啥这么丧，几代人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却不明白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

不过，这个情况就要改变了。

最近这些年李超人臭了，带着全家细软跑到了英国，说到底是因为垄断生意不好做了，因为咱们是不允许这么个殖民时代的毒疮继续烂下去的。

最后总结一下

东南亚的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多的华人巨富，根源还在其混乱的政治环境和低效治国理念，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绑定的情况全世界都有，只不过东南亚的情况更过分一些。

如今，东南亚的大佬们都学会了低调，通过各种手段把自己的财富隐藏起来，还不遗余力打造自己的节俭气质，宣传自己的奋斗人生，为的就是减少大众关注，避免引起社会的反感。

有人把东南亚华商的成功归结于种族优势，甚至把他们称为东南亚的犹太人。

但实际情况是，犹太人之所以能够站在金融行业的塔尖，完全是因为欧洲不允许他们务农、从政，所以犹太人就把全部精力放在民间放贷上，东南亚的巨富也是这个情况。

他们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大都是靠着权贵给的特许经营，他们的巨额财富则源自商业垄断。

他们本质上依然是权贵套利的白手套，曾经是殖民者，如今是实际掌权者和外国银行资本集团。

东南亚的巨富们一直都在，如果不出现大的历史变动，他们仍将继续存在。

所以，我们要庆幸中国出了一位神一样的人物，他不仅让中国摆脱了那个混乱时代，还一击破万敌，用一场深入骨髓的改革，让中国摆脱了旧权贵的束缚，让中国人可以毫无负担的奋勇前行。

此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