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这个地方一直都有一种魔幻主义的即视感,表面上活在现代社会,骨子里却还停留在100年前,画风和咱们民国差不多,像什么国王、军阀、人贩子、毒品、、赌博、皮肉生意等封建残余是应有尽有。

早些年混不下去的人就往东南亚跑,如今混得好的也经常去东南亚,因为国内实现不了的事情,在东南亚都常态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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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东南亚还有个奇葩的地方,在月薪3、4千就算高收入的国家里,却诞生了一票华人巨富。

1996年,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前一年,《福布斯》世界富豪排行榜上,前50名里,有12人是东南亚的华商,每人的名下资产都超百亿,像李嘉诚、郭鹤年、谢国民、林绍良、郑周敏都是该地区教父级的人物。

一些文章都把这些富豪的发家史,说得跟自带致富属性一样,都是从白手起家一路开挂混到顶级富豪俱乐部,财富积累的过程就跟电脑中病毒一样,短短几年就完成了阶级的飞跃。

这就有点无良网剧不讲逻辑了。

稍微琢磨下就能发现这里面有问题,就拿富豪榜里的名字来说,除了那些封建王室外,其他能上榜的多是知名的企业家,而东南亚的巨富们,除了名字和财富故事外,却没很少听说过他们的企业。

全球最富有的24人里,东南亚的富豪占了1/3,但却没有一个人的公司进入世界500强,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工业产品都没有。

这就是东南亚神奇的地方。

所以,今天的问题来了,东南亚为啥盛产巨富?这些神秘的华人富豪是怎么积累财富的?他们又是如何统治东南亚经济,成为亚洲商业教父的?

01

大概明末那会儿,欧洲的列强还没开始殖民东南亚,国内混不下去的人就开始往这个地方大规模移民了。

当时的东南亚,除了泰国是一个统一国家外,其他地区都是碎了一地的封建土邦。

由于华人移民数量庞大,而且又非常喜欢扎堆儿,当地政府就选出稍有影响力的华人来治理华人社区,有点类似“以夷制夷”的套路。

他们把区域垄断贸易和税收权交给华人首领,然后从中抽成。

这就有点像今天的业务外包,大厂把高耗能且低收益的业务交给外面的小公司去做,除了省心省力外,出了问题还不用负责。

比如今天的跑腿业务,利润低、人员规模大、管理难度更大,部分业务干脆就外包给劳务公司,出了问题,发表个无关声明就直接甩锅了,随后换个外包公司继续搞。

东南亚的统治者对待华人也是这个思路,在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把移民管理问题给解决了,那真是躺着就把钱给赚了。

18世纪,华人就开始为泰国王室打工,主要负责理财和行政管理,后来又获得了特许经营权,在泰王室所批准的商业垄断中干的风生水起,经过百年积累,已经难以动摇。

印尼情况更明显,早在16世纪,华裔商人就和爪哇的贵族纠缠在了一起,两股势力互相搀扶着参与国家管理和贸易垄断,模式延续了几代后,早就结成了政商同盟,和今天的日本情况一样。

东南亚的统治阶级之所以雇佣移民公务员和商业白手套,主要是为了保护政治权力,因为和本土竞争对手比起来,华人移民没有政治根基,也就对权力构不成威胁。

如果华人想要进入政治中心,或者成为贵族,那就必须接受当地的同化,比如,泰国要求华人在成年时选择自己的身份,做泰国人或者中国人,如果他们选择了泰国,那就要把清朝的辫子剪掉。

为了鼓励华人转变为泰国人,泰国王室把少数华裔包税商和公务员封为贵族,但必须拿出一大部分的商业利益进行交换。

而对于华商来说,成为贵族就意味着地位安全,所以绝大部分的华人精英都选择了“剪辫子”,也就是被同化,而没有被同化的华商就成了二等公民,遇到特殊年份,这些人就是被打劫的对象。

所以,华裔移民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不能和当地的政治精英融为一体,想要在商业上有所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这个原因,成功的华裔总是想办法和当地贵族联姻,其实就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和政治权贵结成同盟。

16世纪,欧洲列强开始殖民东南亚(除了泰国),为了更高效地在殖民地插管子吸血,欧洲的统治者把管理权下放给当地的政治精英,税收和垄断经营则交给华人。

当年,英法荷在印度、金三角和印尼鼓励当地人种鸦片,华裔富商则负责税收、贩运和分销,加工好的鸦片先是运到香港,再由小舢板走私到广州,逐渐形成一条完整的毒品产业链。

后来大清发现银子少了,问题就出在鸦片走私贸易上,于是下令关闭通商口岸,这才引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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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在东南亚把持着鸦片课税和采矿业垄断,后来又拓展业务方向,把种植业和进出口贸易整合了进来。

为了防止刁民们暴动,富商又和黑帮勾结,让黑帮来负责劳工们的行政管理,遇到划水或者反抗996的刁民,直接就展开拳脚教育了,效果比老板讲情怀不止好了几个level。

像马来半岛的华人首富陆佑,最开始只是个商行老板,主要业务就是向当地的华人矿工和黑帮提供商品和武器。

1874年,英国正式统治马来西亚,陆佑成功取得英国人的信任,并拿到开矿权和收税许可证,鸦片课税成为他的稳定现金流,挖矿的劳工就成为鸦片的实际消费人群,而他自己又是当地黑帮成员,可以利用黑帮动手能力强的特点打压竞争对手和管理劳工。

同时,陆佑还积极拓展经营方向,除了采矿,他还投资房地产、种植橡胶、走私烟酒、开设赌场,这些基本都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他能在黑灰产业链上来回游走,完全靠的是英国人的撑腰,而英国人放权陆佑管理华人,躺着就把钱给赚了,节能又高效。

陆佑要做的就是竭尽全力让英国人过得舒坦,保证自己的特许经营长期合法有效。

在印尼、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华人家族几乎垄断了采矿和征税业务,他们的收入甚至占到国家财政的一半,而有税收权和特许经营权的地方就有黑帮势力的支持。

大家是不是看着有点眼熟,这和民国时期上海的情况非常类似,殖民者、富商和黑帮形成了稳定的铁三角,因为在殖民者看来,黑帮是管理华人移民最简单的方法,而华商则是他们躺着赚钱的有效途径。

02

二战爆发以后,东南亚也逐渐开始变革,原先那些靠殖民政府下发专营权和收税权的华人巨富不香了,战争给了新一代华商机会,他们靠走私和投机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那个四房姨太、17个儿女的澳门赌王就是在这一时期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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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赌王的大伯何东就是那个时代的主要买办,因为业绩出色,还被英国人封了爵士。

早在日本人入侵香港前,何东就收到了日本领事提供的情报,带着全家老小就躲到了澳门,而澳门在当时是内地和香港走私的中转站。

后来,18岁的赌王揣着10块钱跑去澳门投奔这个亲大伯,何东就把赌王安排在一家由日本、当地大佬和华商共同投资的一家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向驻扎在广州的日军提供拖船、驳船以及其他运输工具,以此换来大米和其他日用品,然后再向澳门和香港倾销。

大家别小看大米和日用品,这些东西在战时都是硬通货,所以利润非常可观。

也就是在这家公司,赌王摸清了走私的门道,随后赌王就单飞自己给日本人跑运输,等到赚足了钱,他又开了一家小型煤油加工厂,并迎娶了葡系豪门千金,也就是赌王的第一任老婆。

所以哪有什么穷小子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其实都是豪门之间的联姻罢了。

而且,走私这活儿可不是胆子大,长得帅就没人打劫你,要知道,当时的海上有日本人、葡萄牙人、英国人还有中国人,赌王能够搞定这么多关系,22岁就身价千万美金,可不是光凭一张嘴能讲四国语言就一路畅通的,背后主要还是大伯和大老婆娘家在撑腰。

后来赌王能够在澳门呼风唤雨,拿下半个多世纪的赌场垄断经营牌照,多半也是靠着大老婆娘家的关系。

靠战时走私发家的还有新加坡的华商。

二战结束后,荷兰人又贱兮兮跑回印尼准备续上殖民统治,结果就爆发了反荷的民族独立战争,这就给新加坡的走私商提供了发家的机会。印尼军队的武器装备多来自马来半岛,负责运输的就是新加坡的华商。

当时的武器走私利润丰厚,30发子弹能换一顿橡胶,一支来复枪能换两顿。新加坡首富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马来西亚华人张明添、新加坡华人商会会长高德根就是这一时期的物流大佬。

当然,走私也不是战争中获利的唯一途径。

战争结束的几个月里,急于捞钱但又毫无商业经验的军政府临时出任管理者,许多巨额的采购合同短短几小时就拍脑门决定了,这就造成大量的垃圾合同和资源浪费,等到军事管理结束,很多军事或民用物资用不完,就需要低价拍卖,这就给一些敏锐的商人提供了轻松套利的机会。

像爱国商人霍英东,就是因为会英语,能读懂拍卖公报,在战后拍卖会上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马来西亚博彩大佬林梧桐也是通过操纵拍卖会竞标,积累了原始资本,后来又做了包工头、进军房地产,拿下了马来西亚唯一一张赌博牌照,创办了云顶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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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东南亚商界进行了一次大洗牌,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华商,或者依靠战时经济崛起新贵,在战后迅速填满了欧洲人留下的商业真空,尤其是贸易和金融领域。

二战结束后短短7年间,泰国开办了14家银行和25家保险公司,大部分控制在华商手里,那些泰国本土的董事长和董事只不过是为了装装门面。

而富商则通过银行的低息进行关联交易,用老百姓的存款来建设自己的商业帝国,如果投资失败,那就让政府出来买单,实际支出仍是来自老百姓的税款。

03

独立后的东南亚各国也曾拍着胸脯向人民保证,要建立一个打破传统贵族和特权阶级的理想新社会,不过很快,这些国家就躺平了。

上世纪50年代,印尼的国父苏加诺开始大搞民粹主义,把金融和对外贸易全都交给本地人去经营,禁止华人从事零售业,甚至把华人首富黄仲涵的资产也全没收了。

印尼的排华行为也被周边国家所效仿,1960年,有大约13万华侨回国,所有费用都是由中国承担。

苏加诺下台后,印尼马上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因为印尼政府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原本赚钱的垄断生意被印尼人亏得吐血,再加上政府腐败严重,通货膨胀猛增,印尼的经济直接被自己人干趴下了。

印尼政府用实践证明,相比对社会结构动刀子,还是躺平来得更容易些,照搬以前的治国经验不仅风险小而且获利快,于是大部分地区又回到了本土精英掌控权力,华人精英负责赚钱的分工模式。

说到这大家也能看出来,不是华人商业才华高,主要是当地土著太拉垮,基因编码的时候忘记输入经商属性了。

1965年军头苏哈托发动政变,成为印尼第二任总统。他马上找来自己曾经的走私小伙伴林绍良来共商国家经营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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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绍良

这里就需要简单介绍下苏哈托和林绍良的人生轨迹。

1935年的时候,林绍良为了避免被抓壮丁,从福建跑到印尼谋生,一开始就是个小商贩,主要倒腾点粮食和白糖,前面也说了,战时这两样都是稀缺资源,利润非常不错。

50年代的时候,苏哈托曾担任军需主任,为了补贴军费,他也经常跑跑走私搞点军需物资啥的,所以和林绍良有过一些生意往来,二战和独立战争期间,林绍良和他的兄弟们经常给印尼军队运送军粮,积累了一定资本并结识了一批重要军官,也和苏哈托建立起不错的关系。

掌权后的苏哈托想起了曾经一起走私的小伙伴们,随后就给了林绍良一半的丁香进口垄断份额,而丁香是印尼烟草不可或缺的成分,后来又把面粉进口、水泥制造的垄断经营权给了林老板,在橡胶、白糖和咖啡的贸易上也为林提供保护。

就这样,林绍良快速建立起一个商业帝国,后来又进军印尼的金融业,一举成为世界级的银行家,还曾被《财富》杂志评为十大世界首富之一。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林绍良的商业合作伙伴里有苏哈托的亲弟弟,实际上他不过是苏哈托的白手套,林氏集团的一部分利润则进了苏哈托和政界高官的腰包。

二战后,华裔商人在东南亚重新崛起,不过,他们在政治上仍然没啥地位。

他们只能经商,不能从政,因为对于政治权贵来说,操纵那些有钱但没有势的商业大佬太有吸引力了,不仅可以快乐地拿钱,还不用承担政治风险。

如果遇到刁民们起义,那就拉出几个富商祭旗,等到民众怒气没了,再换个富商继续玩下去,这比换条擤鼻涕的手绢还简单。

华商也不傻,早就明白了自己身份的尴尬,所以他们为了稳固商业帝国,一边努力和权贵联姻,一边在政治博弈中多头下注。

像泰国的逃亡总理他信,祖上从潮州跑去泰国谋生,后来成了泰政府的课税外包商,积累财富后又进军纺织、建筑和房地产。他信因此才能进入名校,后来又娶了将军的女儿,自此横行泰国商界,和妹子英拉先后冲上了泰国政界的顶峰。

不过兄妹俩的结局都很尴尬,说到底还是政治根基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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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信兄妹

04

最后说说香港的大佬们。

香港和新加坡的发展模式类似,不同的是香港是商界大佬垄断经济,新加坡是老李家以国家的名义垄断经济。

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主要有两大优势:天然深港和金融服务。

自沦为殖民地之后,香港和新加坡就取消了贸易关税,这让它们能够快速成为东南亚地区的走私窗口;

另外,香港和新加坡能吸引生意上门,主要是因为邻居产能和效率太拉垮,相比较东南亚那些佛系邻居,他们的效率更高一些,能在低效的行业中套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自由,其实就是没啥监管要求,不管外来资金是否合法,他们的银行不仅可以做到完全无视,还能提供保密服务,简直就是不明资产的理想避难所。

东南亚华人富豪的财富大多是通过商业特权获得的,如果发生政治地震,那他们极有可能成为斗争的牺牲品,所以东南亚巨富们的资金大都存放在香港和新加坡,这就直接带动了这两地金融服务业的繁荣。

金融服务业的繁荣又带动了房地产、零售和娱乐业的发展,香港和新加坡一直都是内地、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富商的安全避难所和投资俱乐部。

而且,香港和新加坡的角色一直就没变过。

说到香港的商界大佬就不得不提房地产和公共事业的垄断经营。

房地产垄断是香港富豪的财富基本来源,而英国殖民政府为房地产垄断提供了条件。

二战后香港经济开始腾飞,土地拍卖价格也越来越高,随便几块地皮都要十几亿美元才能拿到,农用土地还必须支付大笔的转换费,这就直接把小的地产商排除在外了,而像李嘉诚这样商界大佬,本身就和英国银行关系密切,所以能够非常轻松的从银行贷款来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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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初,香港近一半的商业用地被4个最大的开发商拿走,他们组团抬高房价,利润大得惊人,特别是农用地转化费还能暗箱操作,利润最高可达364%。

香港的房地产一直都走在世界的前列腺上,像什么楼花、公摊面积都是大佬们想象力的极限,另外香港一直都有操纵竞标的传说,几个大佬竞标,大部分都是陪跑打酱油的,最终一个大佬获胜,然后大家一起去喝茶,饭桌上把利益合理分配,大家都是有说有笑和气生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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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国人对这种垄断局面不但不反感,反而还非常庆幸,因为这个大佬垄断经济的城市系统维护成本极低。

怎么理解呢?

举个最直接的例子,香港的老百姓名义上交的税非常低,但他们的房租和房贷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还要缴纳租金13%-15%的物业管理费,香港的老百姓对英国人的税收政策挑不出毛病,但实际支出的费用却非常高,而这些钱自然就进了英国人和大佬们的口袋。

除了房地产垄断经营外,大佬们还把手伸向了公共事业和零售终端。

众所周知,香港拥有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集装箱的终端运输费也是全球最高的,而集装箱业务也被地产大亨们集体垄断。李嘉诚的和记黄埔拥有香港24个停泊港中的14个,其他的则被郑裕彤等大佬分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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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港口是大佬们最稳定的现金流,也是房地产和股票的投机重要资金来源。曾经有媒体分析,如果没有港口收入,李嘉诚早在80年代的房地产风暴中破产了。

另外,李嘉诚还垄断了香港的零售业,像百家连锁超市和惠康超市占到了百货市场的70%,他旗下的屈臣氏和万宁占到了药材销售的70%。因为李超人拥有零售行业的绝对统治地位,所以他可以要求供货商二选一,如果选择和竞争对手合作,那就意味着将失去70%的销售渠道。

曾经也有法国的零售巨头想要进军香港市场,结果被老李以二选一的方式轻松打翻在地,最终这家法国零售巨头亏了数亿美金仓皇逃走。

香港几个重要行业,像房地产、能源、公交车、汽油、水泥、混凝土、零售都被大佬们把持,而这些现象级的垄断经营模式,完全是殖民者和几个少数寡头结盟的不良产物。

搞清楚这些,也就明白了香港年轻人为啥这么丧,几代人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却不明白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

不过,这个情况就要改变了。

最近这些年李超人臭了,带着全家细软跑到了英国,说到底是因为垄断生意不好做了,因为咱们是不允许这么个殖民时代的毒疮继续烂下去的。

最后总结一下

东南亚的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多的华人巨富,根源还在其混乱的政治环境和低效治国理念,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绑定的情况全世界都有,只不过东南亚的情况更过分一些。

如今,东南亚的大佬们都学会了低调,通过各种手段把自己的财富隐藏起来,还不遗余力打造自己的节俭气质,宣传自己的奋斗人生,为的就是减少大众关注,避免引起社会的反感。

有人把东南亚华商的成功归结于种族优势,甚至把他们称为东南亚的犹太人。

但实际情况是,犹太人之所以能够站在金融行业的塔尖,完全是因为欧洲不允许他们务农、从政,所以犹太人就把全部精力放在民间放贷上,东南亚的巨富也是这个情况。

他们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大都是靠着权贵给的特许经营,他们的巨额财富则源自商业垄断。

他们本质上依然是权贵套利的白手套,曾经是殖民者,如今是实际掌权者和外国银行资本集团。

东南亚的巨富们一直都在,如果不出现大的历史变动,他们仍将继续存在。

所以,我们要庆幸中国出了一位神一样的人物,他不仅让中国摆脱了那个混乱时代,还一击破万敌,用一场深入骨髓的改革,让中国摆脱了旧权贵的束缚,让中国人可以毫无负担的奋勇前行。

此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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