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个问题可以推而广之，扩大为——

“如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首先，要回到问题的原点：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个怎样的效果？在实践中，经常会碰到不能准确描述自己需求的人。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对方却仍然不知所云。在这个时候，就必须直截了当地问他：请问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在得到他的回答后，就要迅速归纳他的表达，总结出他的核心问题（互联网公司喜欢称之为“痛点”）。必须先搞清楚对方的痛点，然后接下来的谈话才是有价值的，否则是浪费双方的时间。

在确定了目标之后，才是考虑如何达到目标的时候。一般人通常会习惯性在自己过往的经验中寻找现成的答案，如果不行的话就去寻求他人的经验。但这样很容易落入经验主义的窠臼，不一定能寻找出最优解。我个人认为，必须要建立起一个宏观的逻辑框架，然后在这个框架下进行思考，这样才能做到穷尽所有可能的方案。

很多人认为， “创造性”纯系灵光一闪，是高智商人群的专利，不可推广复制。但我认为，即便是“创造”，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一旦寻找到了规律，那么“创造”就是可复制的。创造出单个问题的解决创意不算牛逼，能够创造出批量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才是真牛逼。

以争议解决为例，如何为当事人解决争议？——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争议解决无非有两种方式，一是私力救济，二是公力救济。而其中，公力救济又可以分为向司法机关求助、向行政机关求助、向立法党政机关求助……按这样的思路进行清理，就可以画出一张树状图（基础来自于张健律师，在此特别感谢）：

例如，上图中的第2点，什么叫做暴力救济？相必不需要我说大家也猜得到。这个合法吗？很可能不合法。但它是不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是。既然是，那就有必要写下来。至于可不可行，那是后续的问题。——譬如，雇凶杀人当然是不可取的，也解决不了问题。但如果能劳驾大哥出面，请对方喝杯茶，问题说不定就解决。这就是从不可行到可行。

再例如，上图中的第3点，权利放弃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开什么玩笑？——且慢。假设，现在双方有一个核心争议点，价值为10。如果闹到法院，双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胜率假设为五五开，即双方的期待利益均为5。那么在此时，我方放弃这个争议点，将5点利益让与对方。作为交换，对方需要在另一个点将相应的利益让给我。这个利益点对对方价值是4点，但对我方价值有6点，所以对方也愿意和我方达成这一笔交易。那么，这就是一个双赢的方案。

最后再例如，上图中的第6点，权利让与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但这样的方案一般人就很难想得到。比如我有一笔应收账款，如果我要委托律师去执行的话，可能需要1-2年的时间才能追回，而且执行结果很有可能会打折扣。如果再算上律师费的话，可能我的回款只能有50%。假设在这个时候，有一个第三方愿意以40%的价格收购这一笔账款，考虑到时间成本和相关的风险，说不定我会卖给他，这样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之所以说这么多，想要说明的就是任何“创意”都是在规则之下才有可能产生的。那么只有先利用规则划好界限，在这个界限内的思考才是有价值的。不是想要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吗？喏，这就是一个能够批量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那么，再继续往下推。我们现在已经利用这个思维方式，推出了所有可能的解决思路。那么接下来一步，就是丰富这些思路，将他们化为一个个成型的解决方案。这个相对而言是一个体力活儿了，就是把这些思路一步步落地、锚定，想好去找谁、办什么事、用到什么资源、可能有什么障碍、如何排除这些障碍、最终可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然后，就是利用专业知识，排除掉明显不可行、不可靠、有明显缺点的方案。

例如，找大哥去跟对方谈，要求对方让步，但大哥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且这个利益诉求和我方的利益相冲突，那么大哥就不能被视为我们的人。而且硬要大哥为我们出头，还可能得罪大哥，让我方以后处境更艰难。那么找大哥解决的方案就必须被放弃，原因就是大哥与我方有利益冲突。

再例如，发起民事诉讼，假设目的是以打促和。如果我们手上没有捏着对方的小尾巴，或者我们的预想条件和对方能接受的条件相差太远，那么这个和解肯定就没有办法达成。但如果对方是一个上市公司，其对我方的诉讼具有披露义务，而披露行为可能导致对方股价下跌，那么对方就会非常有动力来和解，要求我方尽早撤诉。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不妨开口大一些，多争取一点是一点。

最后，剩下的几个方案，就是法律上可行、客观上可操作、商业上各有利弊的。走到这一步，工作就基本完成了，接下来就是选择的问题。如果说你是个谋士的话，那么你就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本分。如果你是主帅的话，那么还需要作出选择。至于如何选择，这个只能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