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帮助景东巩固脱贫成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这几天，黄祖辉正俯首案前整理资料。8月5日，70岁的黄祖辉刚从云南景东彝族自治县调研回来。这趟从东到西跨越2600公里的出差，黄祖辉早已不陌生。自从2013年受聘为当地的经济发展顾问后，他每年都要跑一趟景东，赶飞机坐大巴，辗转十几个小时，讲课培训，决策咨询，竭尽所能帮助农民兄弟们脱贫致富。

黄祖辉的头衔有很多：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而最新的一个是浙江大学教职工最高个人荣誉——竺可桢奖得主。

“很吃惊，没想到。”平静了一会，黄祖辉有点自言自语地说道：“以后要更加努力呀！”

扎根中国大地研究“三农”问题这么多年，千帆过尽依然对“三农”事业充满热爱和追求，也许就是这位“三农”教授此刻最大的满足。

从大上海到北大荒

黄祖辉出生于上海，和很多城里孩子一样，小时候也没去过农村下过田地。人生的轨迹在17岁那年画了一道弧线，把他送到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他成了黑龙江北安县引龙河国营农场的职工。

黄祖辉与“三农”的情缘也就此开始。

赶牛车、下大田……此后的3000多个日日夜夜，在广袤无垠的“北大荒”挥洒青春汗水的同时，黄祖辉开始思考未来的出路：自己的出路，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出路。

1977年底恢复高考，黄祖辉抓住机会考上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人生的出路算是渐渐明晰了。可是中国发展的“压舱石”产业、广大的农民兄弟们该何去何从呢？比如他自己就有切身体会的现实问题：即使农场职工没日没夜地干，大多数国营农场也依然亏本，其中的症结何在？

实践的锤炼与理论的思考很快就擦出了火花。大一的时候，黄祖辉就发表了他人生中的第一篇“三农”论文——他与几位知青同学一起撰写了《应重视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的文章。“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我们学了一点理论知识后，对当时国营农场经营管理体制的弊端提出的一些看法，不如说是我们在黑龙江农场九年知青生活后的感悟。”

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把文稿寄给了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想请他指点指点。没想到于先生很重视这篇文章，经他推荐，论文发表在了权威刊物《经济研究》上。

9年知青经历，44年学术研究，黄祖辉的人生道路与“三农”再也分不开。

“要为中国的农民做点什么，可以说是我走上‘三农’研究道路最直接的动力。研究‘三农’问题不仅成了兴趣而且成了我一生的追求。”

挑战陈规探求真知

1983年，黄祖辉考上了当时的浙江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师从赵明强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其间还远渡重洋，在瑞典农业大学“洋插队”一年，攻读新制度经济学。

扎实的理论学习、丰富的田野调查和多边的国际合作让黄祖辉对于“三农”问题的洞察和思考愈发深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黄祖辉看来，一个学者的价值，在于能够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至今黄祖辉已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出版各类学术专著20多部，先后向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提供“三农”研究决策咨询报告和提案百余件，多次得到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批示，为国家政策设计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5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千年“皇粮国税”，一朝终成历史。

最早在“两会”上提出“暂停征收农业税”建议的学者就是黄祖辉。2002年的浙江省“两会”上，黄祖辉和徐立幼教授、陶勤南教授等提出了取消农业税的提案。黄祖辉这样阐述他的观点：农业税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农业税不仅对农民是一种负担，而且也已经不适应时代的潮流，不能再“损不足而补有余”。

不过由于税制改革的权限限制，浙江省只能实行农业税的暂停征收。2003年的全国“两会”上这一提案得到了中央高层的赞同，农业税费制度改革得以实现。

黄祖辉一直坚持以他的学识和担当为政府决策提供真知灼见，有时候为了这一个“真”字，甚至甘冒风险。

浙江是我国大陆地区最早颁布农民专业合作社地方条例的省份，背后就有着黄祖辉不求回报的付出。黄祖辉认为在农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农民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市场需求，“只要农业是家庭经营的，农民的合作组织就是最好的组织制度匹配。”

但曾几何时社会上一度存在“谈合色变”的倾向，农民合作组织的再发展始终名不正言不顺。为此，在与浙江台州市农业局商谈后，黄祖辉出面邀请了国际专家学者，举行了“农民合作组织制度建设和立法”国际研讨会，为合作社的立法与法人地位提供依据，并且促成了2005年1月《浙江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在全国的率先出台。他本人也获得了2008“中国合作经济年度人物”。

此外，他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最早提出进城“农民市民化”概念和政策主张的学者，虽然当时未被完全采纳，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主张已成为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政策重点和社会共识，这一成果在2007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评审中荣获“突出学术贡献奖”。

倾力打造农经学科

“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一个涉及经济、管理、农业技术的复杂的系统性问题。”黄祖辉认为，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农经学科的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聚八方英才汇八方合力。

在黄祖辉的努力下，1999年“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简称 “卡特”）这个以农经学科为核心，同时组合经济、管理、法学、农学等相关学科力量而组建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首批重点研究基地在浙大落户。2006年，在“卡特”中心的基础上，学校又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作为“卡特”的掌门人，黄祖辉执掌浙大农经学科20多年。在他看来，中国的农经学科是一个与国家“三农”事业发展紧密结合的学科，是一个包容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特色学科。在农经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他充分利用浙江大学学科门类齐全的多学科优势，创新学科发展体制机制，倾力打造浙大农经学科平台、团队和“卡特”这一浙大农经学科的品牌，吸引各路才俊加盟。

被誉为中国农业品牌“拓荒者”的胡晓云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此前国内很少有学者做农业品牌的研究。胡晓云加盟“卡特”之后，组建了全国第一个农业品牌研究中心，把传媒技术和农业经济融合起来，用品牌唤醒沉睡的资源，威宁苹果、尼勒克蜂蜜、奉节脐橙、平泉香菇……一个个贫困地区的区域公用品牌，在“卡特”手里成熟，成为“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桥梁。

“以基地为平台，以‘卡特’为品牌，以项目为纽带，以学术为根本，以制度为保障”，黄祖辉带领“卡特”建立了农民合作组织、农业品牌、农村电商三个研究中心，汇聚了几十位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分别解决组织化、品牌化、电商化等中国“三农”发展的难点痛点，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形成农业品牌、拓展营销渠道，推进小农与现代农业衔接。

打造国家“三农”研究高端平台和智库，面向国家“三农”重大问题和重大战略，组织团队开展攻关研究，也是长期以来黄祖辉研究“三农”问题的特点和亮点。

2004年，黄祖辉主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路与对策研究》，这是浙江大学申请到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此后，大量重大科研项目纷纷落户“卡特”。

大平台谋划大项目，大项目吸引大团队。如此的良性循环受益的不仅仅是“卡特”本身。浙大的农经学科和“三农”研究借由“卡特”建立在了一个层次更高、力量更强和包容开放的研究平台基础上。在黄祖辉的带领下和学科团队的协同下，浙大农经学科在教育部前四轮学科评估中，一次第一，两次并列第一，一次并列A+，并被列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同时，“卡特”也入选高校高端智库联盟首批成员单位。

培养人才是学科发展的重要使命。在忙于科研的同时，黄祖辉还悉心培养年轻一代的“三农”学者。至今，他门下的各类学生有200多人，其中博士生已经超过百人，而且毕业后大多数都活跃在“三农”研究领域。目前，已有10位毕业学生获得过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郭红东在师从黄祖辉读博期间，获得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他说：“黄老师告诉我们要顶天立地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的论文是写在大地上的，立足在无数份问卷调查和数不胜数的农村走访。”

黄祖辉认为，在课堂学习之外，高校更要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浙江大学学生三农协会便是在黄祖辉等老师的关心下建立起来的。提供经费支持、引导课题选择、修改活动策划……这些事虽然挤占了不少时间，但黄祖辉仍乐呵呵地说：“这是个双赢，也是农经学科发展的需要！”

躬耕不缀行路不止

和农民一起站在田埂上，这是黄祖辉多年来助力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浙江安吉、云南开远、贵州湄潭、广西邕宁、安徽宿州、四川蒲江、山西长治等市县都留下了他跋山涉水、深入一线的足迹。黄祖辉坦言：“50多年来，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农村，看到农村的不断发展，会产生自豪感；看到农村还有不少贫困落后的现象，会产生沉重感。”

2013年开始，浙江大学对口帮扶景东。摆问题，找原因，提思路，在近十年的帮扶中，作为经济发展顾问的黄祖辉给当地提了很多“金点子”。一次，黄祖辉在调研中发现，当地有很多特色农产品，却迟迟打不开销路。比如，在山路十八弯的一个村头，有棵500多年的老核桃树，现在每年还能产200斤核桃。黄祖辉听说后眼睛一亮，立马去实地查看，指导村民对核桃进行分级加工，打造品牌，开拓销路。

“无量山、哀牢山是国家自然保护区，周边可以好好规划下发展生态休闲业，以‘两山’理念引领景东‘两山’绿色发展。”这次来景东，黄祖辉和同事们去了无量山考察，在景福镇岔河村、锦屏镇黄草岭村调研乡村文旅产业发展路径，还给景东县干部们做了长效脱贫的专题报告。

让黄祖辉高兴的是，当地已经通了高速公路，“听说以后还要规划造高铁，交通方便了，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们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起来，老百姓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

53年在“三农”领域的辛勤耕耘，背后是执着，是担当，更是无限的热爱。

“饭碗要捧在自己手里，碗里要装自己的粮食。从总体上看，‘三农’问题还是发展中的一块短板，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就要先解决‘三农’问题。”

很显然，研究与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还任重道远，还需不断的努力和探索。黄祖辉的“三农”履历也将不断续写……

（文字记者：吴雅兰 摄影记者：朱俊俊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