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尔

等了2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以下简称《舌尖2》）在第一个故事里就直接占据制高点，讲述了西藏林芝地区的小伙子花费3小时、攀爬四十米大树采取野生蜂蜜的惊险故事—所靠不过腰间一根藤条。看着小伙子和家人就地分享野蜂蜜甜得流油的憨厚模样，我的脑子里只萦绕着两个问题：1.和那根简陋的、危险的藤条相比，巨大的摄影机摇臂是什么时候升到四十米高度的？2.就为了口蜂蜜，小伙子爬那么高，底下有防护网兜着吗？

两个问题其实互相矛盾：问题1的险恶用心意在质疑“不是纪录片吗怎么还摆拍？！”问题2又妇人之仁地担心如果不是摆拍，小伙子万一掉下去怎么办？！林芝小伙子笑得真无邪，我对他的关心远远超过了那团野生蜂蜜。事后有人揭发这段攀爬采蜜“严重抄袭纪录片《人类星球4》非洲刚果原始部落巴拉人采集蜂蜜”，而且“抄得也太狠了，结构、镜头、角度、人物出场顺序、表情特写甚至台词都一模一样”时，我甚至感到了一种心中大石落地的欣慰：事先有剧本有策划，小伙子是不会掉下去的！

总之这次看《舌尖2》，一开始就出戏了。

能不出戏吗？！首播晚上9点，下午就看见天猫食品在微博上得意洋洋又做细微体贴状地昭告天下：我们牵手舌尖上的中国喔！今年可以边看边买喔！还会独家公布片中绝密菜谱喔！一瞬间，脆弱的小心脏顿时有种被联手卖了的感觉：单纯买点吃的原属你情我愿皆大欢喜，非得赶着趟戳中深夜馋点做生意，就有点情绪买卖的意思了。怎么着？看上的，就是你这份情不自已的劲儿：《舌尖上的中国》负责煽动唾液分泌，天猫食品负责提供无缝淘宝链接—至于私下怎么分成，不能说的秘密喔！

一套一个准。据说首播当晚，淘宝上的“西藏野生蜂蜜”就卖断货了。而当晚果断右键下单的观众们，随后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知情人描述：林芝八一镇上的超市到处都卖野生蜂蜜呀！还有更狠的，居然说野生蜂蜜常含有毒生物碱，只有加热了才能吃—天哪这种爆料真是太促狭太无良太没人情味了，这将那些痴迷于有机、野生食品之人的美好心灵置于何地？

有机、野生，《舌尖2》的两个关键词。无论是西藏林芝男孩爬上四十米高处采摘的野生蜂蜜，还是浙江台州渔民施展绝技钓上来的跳跳鱼，亦或是湖北房县老人饶长清等了八个月方才收获的小花菇——在《舌尖2》里，这些吃食都头顶有机野生的硕大光环，散发不容置疑的健康魔力。

对有机野生的无条件崇拜，是《舌尖2》的，更是中国现有中产的。还记得不久前《新周刊》刊登的旷世奇文么？在那篇文章里，作者梦呓般地陈述了一种理想中的“好生活”：除了背一个几万块钱的包包，“好生活”还包括“放在你早餐桌上的那枚鸡蛋是否来自食品安全追溯系统——这枚鸡蛋来自哪个养鸡场的哪个鸡舍，这些产蛋的鸡吃了什么饲料，饲料的供应商是谁”；与此相对，“如果家里的厨房还在用经济装的AXE洗洁精，早餐吃速冻馒头加蒙牛，午餐盒内不时有炸猪排、炸鸡翅，晚饭桌上有隔夜菜”，则基本是刚刚脱贫致富的阶段；文章最后的断语将这种好生活推向了真正的高潮：“如果让绵白糖这种东西出现在你的厨房，可以非常势利地说，你的内心从来没有脱贫。”可怜的绵白糖何德何能啊，竟然能够代表“好生活”的反面。

有能力有钱力追求健康生活，当然没错，但一味迷恋乃至偏执则无必要。著名超现实主义导演路易斯?布努艾尔拍过一部著名的《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吐槽法国中产—在中国，新兴中产对生活质量的审慎态度，正通过以双倍或更高价格获取有机野生食品实现。

当然，相比可以立即右键下单的中国观众，最可怜的还是那些远在海外的莘莘学子。有些聪明的，一早明白吃不到嘴里就等于犯罪，选择拒看《舌尖2》；有些则坚持主动受虐，被虐后四顾仓惶，最后只能挖一勺老干妈以解乡愁。

而乡愁，无穷无尽的乡愁，恰恰是《舌尖》一以贯之的追求——和购物网站一门心思分数钞票的生意行径不同，整个舌尖剧组的追求主要还是集中在形而上层面：让各位分泌唾液远远不够，重要的是逼出心中深藏的泪水。于是，在《舌尖2》里，观众们可以继续看到如下充满感情的词汇：坚忍、剧变、酸楚动人、百感交集……

纯粹的美食无法与这些情感满溢的词汇匹配，与之水乳交融的是各种深具中国特色的人生故事：林芝小伙采蜜只为刚考上大学的弟弟；打工父母归家做一坛雷山鱼酱又踏上旅途；跨省养蜂人披星戴月供养家中2个小孩；停留在手工作业阶段的麦客们感慨赶不上割麦机的速度……

那些指责舌尖过度煽情、无法聚焦食物本身的人，小时候肯定没有好好学习汉语结构：“舌尖上的中国”，舌尖是定语，中国才是主语。别以为舌尖剧组的企图心只有一口吃得那么大，人家心中装的可是整个中国咧！

关键是：舌尖上的中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那对埋首豆花、泡菜、香肠和腊肉间的养蜂人夫妇说，养蜂这工作既辛苦又赚不了钱，唯一的好处是“自由”，可以“享受自由”。看着这对夫妇晒出高原红的脸庞，听他们不经意间表达出的这样的四处迁徙“好处”，成了《舌尖2》唯一打动我的地方—原来在舌尖上，还有一个迥异的中国。

舌尖上的“大丰收叙事”

王少磊

有段时间，朋友圈那几个三俗的家伙，全不谈硬盘里的本妹了，全改谈舌尖上的中国。我重口，听到这么个甜软名字，就有点莫名排斥。然后渐渐多起来。不拘电视台的会，还是新闻人的席，穿帆布马甲的、留大黑胡子的，张嘴闭嘴全是舌尖，也没见说出什么具体，感觉就是有作品划了时代。

电视很久不看了，网上检索解说词，首先找到学者的高评：“上升到生存智慧层面的东方生活价值观。”东方生活价值观？我信余华是“活着”，或者竟“好死不如赖活着”。三十年前，在皖西北老家，满眼都是第欧根尼。即使“瓜菜代”年代，太阳下赤膊，依然捉得住虱子，说得起笑话。记忆中的美食，是幻想中的美食—均来自教材：刘文学的海椒、小桂花的苹果、《草地晚餐》的牛肉乃至《七根火柴》的面粉，总之全是伤痕、全是血泪。央视出品，显然不会如此立意。

当然题材不同，也不需要处处苦大仇深。千百年来，确非只是华老栓的馒头。咱还有扬州城的画舫、秦淮河的胭脂，说起来也国粹，搁王世襄那儿都是文化。翻文学经典，也还有王熙凤的茄鲞、杜少卿的桂酒，更别说袁枚，就在我今天上课的地方，写下著名的《随园食单》。但为什么我一嗞鼻子，就觉得味道不对呢？

“所有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转化，它们所打造出的风味和对营养的升华令人叹为观止；并且形成了一种叫做文化的部分，得以传承。”

猜出来没？是在说豆腐。因为稿本快成经典，所以百度很容易找到。若真饭桌上听到伴音，哪里还下得去筷子。粗略浏览，有点像余秋雨化了的沈宏非（多半因为电视语言，需要稍微通俗些）。摘段沈老师的名句参照吧：

“面条的前身，是臃肿的面粉一团，一经切割，即由面而条，完成一次惊艳的变身，因此面条是面粉的最美丽最科学的线性延展。 ”

也许文艺腔可以部分解释收视率。因为文艺老中青很多，足够于丹、刘墉、蔡志忠、周国平瓜分。写食主义，本质上也是那个叙事的变体。有位老朋友，就因为不学好，兼做了余秋雨和沈宏非的双料粉丝，从此再不会正常说话。这哥们儿描红偶像，已经口气毕肖、形神兼备：

“作为一个快乐而自觉地犯着错误的回忆者，我的自救行动是首先抛开味觉上关于‘甜’的诱人扩散，而转为视觉上对糖果外包装的追寻。”

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开播前夕，我到底上网，勉强看完了第一季的第一集。镜头果然讲究，节奏可称完美；并且美食也诱人，故事也神秘。当松茸切片的音效起来时，我还不争气地留下了哈喇子，但终究明白自己的抵制，有点类似当初看《亮剑》和《潜伏》。相比过去的高大全叙事，编导确实聪明，手法确实进步。李幼斌和孙红雷，也确实比“李向阳”、“洪常青”见功力。我警惕的是创作者的历史视角，以及对残酷战争的滥情和诗化。

第一集里的卓玛，卖松茸需要走11个小时的山路。而诺邓火腿的加工，简直就像是部落的巫术。挖藕人每年出门7个月，为他们的孩子攒齐学费。他们多久过一次性生活？当然当然。刚才说过，不能让每一档节目都承担严肃的社会议题。但以如此光滑的精致来讲述粗粝与原始，还是让我本能警惕：央视也罢了，这么明显的潜台词，一点也没引起观众、甚至学者的注意，这不是很奇怪吗？

卓玛在香格里拉。多空灵的名字啊，无论卓玛还是香格里拉。但其陌生之美，好像我们在景区看到的样板房。被编导的舞蹈，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全貌。听着低沉的男声庄严而冷漠地念出解说稿，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反胃。我的故乡，中国最大的国家级贫困县，也是最主要的粉丝（真的粉丝）产地。据我所知，他们现如今还在手工制作—用类似它发明时的办法。如果我是乡亲，反正不希望别人用这种方式展示痛楚：卖花人的花，不是买花人的花。

第一集里，有对工作辛苦的记述，但那还是歌颂和致敬劳动者，主旋律叙事的新时代形式。“舌尖”似乎很喜欢说，“感谢自然”，“自然赐给山里人的一个礼物”。但真相也可能是，他们更需要被工业文明照亮。农家存在的意义，并非给城里人厌倦工作时，提供郊游时的农家乐餐厅。

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舌尖2”就要开播。微信的朋友圈里已经有不少期待的兴奋。网上点看了预告片，还是典型的“大丰收叙事”。让颇具油画感的老农，对镜头捧着碗、捧着食物、捧着作物，憨憨地笑；就跟过去画报上看到的攥着麦穗儿、抱着南瓜、剥着玉米，对镜头憨憨地笑，一样。

刚刚有报道说，央视拥有令美国同行垂涎的演播厅。其实即使是在叙事技术上，进步也是一眼可见的。我不否认“舌尖”的努力，也尊重它的发行成绩。实际上，海量出版的当下，能贡献一句流行语已经是了不起的传播，但对它的全民追捧，确实让我有些沮丧。民生、服务和娱乐，曾经让中国电视跃进了一大步，但愿那不是电视全部的业务可能。如果有一天，我能拍摄“喉管里的粮食”，肯定会直面虐食传统以及粉丝背后简陋的真实，而且决然不找胸腔共鸣的播音员念稿。

而且，就算现在不能，也至少不要粉饰和矫情。在第一季的第一集里，东北老汉数着簇新的钞票，房子上贴着大红的窗花，说着凑趣喜庆的东北话，这还是春节报道的典型元素。

藏在臭臭楼里的日料店

张子宇

可能来源于远古时代留下的记忆，世界各国据说都有食腐（臭）的爱好。中国的臭豆腐、皮蛋、臭鳜鱼（安徽名菜）等等自不待言，荷兰人喜欢吃发臭的鲱鱼、冰岛人喜欢吃腐烂的鲨鱼肉，日本还有臭鲤鱼寿司等等。但菜可以臭、环境不能臭。

日本料理总是给人一种高大上的的感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泡妞之外，给自己一个吃日料的理由一直不太充足。贵、冷、吃不饱等等，简直是饕餮一族之大敌。事实上，日本料理并不意味着价钱贵和分量少。相反，在日本这个以中流为主的国家饮食文化中，日本料理其实相当强调平民化。高档的寿司、刺身和铁板烧等，日本人自己也不常吃—正如中国人也不会每天吃北京烤鸭、高档炖汤或者清蒸大海鱼。随着《深夜食堂》、《孤独的美食家》等日剧的扩散，中国人逐步了解到，其实大部分日本人都喜欢在类似中国大排档的小店里，吃一顿简单温馨的家常菜。

这种饮食习惯同样根植于在华日本人的胃中。作为一个深爱日本料理的吃货，我非常介意中国每座大城市的日侨主要在哪里吃饭，因为那意味着正宗。深圳的日侨并不多，但是经我长期研究后，终于还是发现了他们聚集吃饭的地方：位于罗湖的“臭臭楼”。

臭臭楼在严格意义上分为臭臭楼A和臭臭楼B，还好两楼相邻，可统称臭臭楼。臭臭楼A指的是原罗湖西武大厦，臭臭楼B是国贸美食广场。之所以得名臭臭楼，是因为这两栋建筑非常老旧，都有20年以上的楼龄，看上去破破烂烂的，周围环境也是脏兮兮的。

国贸美食广场位于曾为深圳乃至改革开放象征的国贸大厦之中。国贸大厦曾是深圳的骄傲，有当时城市最高级的顶层旋转餐厅，接待过许多国家领导人。当年恐怕没有人会料到，几十年后，这里会成为一座日本料理聚集的地方。而现名华都园大厦的臭臭楼A，当年曾拥有西武之名（西武是日本著名大财团），估计也是风光过的。除了楼体破、脏之外，由于附近还充斥大量烤鱼、水煮鱼、川辣火锅之类喜闻乐见的平民食品，自然加重了臭臭楼的味道（大神保佑，臭臭楼边上还没有开黄记煌）。

此处臭归臭，却丝毫不妨碍日本大叔和他们的中国“女朋友”前来就餐。臭臭楼里的诸多店铺，无论是吃拉面的红叶苑、吃鳗鱼饭的酒田、专门吃日式烤串的吉鸟还是吃“放题”（即自助任点的意思）的神户屋等等，都像模像样的。虽然比不得上海北京的一些馆子（那里外国人更多，更地道），但以深圳来说，也很不错了。最重要的是，在多次的反日风潮中，臭臭楼从来都安然无事—也许是因为那些愤怒的人们，从来不知道臭臭楼的存在吧。

躲在臭臭楼里的这些日本料理店，最大的特色是由中国女性担任店长或者老板。从我对她们的了解来看，这些女老板大部分出身于社会中下层，一般是在和日本人打交道的工作过程中熟悉了日本料理，随后将其作为一项谋生的本领，或者干脆是从某个或者某几个日本大叔那里得到了“赞助”，开了一家日料店。对于后者，我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相反我觉得，无论是否有婚姻的关系，老板娘们通过开一家日料店改变了命运，获得了用自己的劳动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还算是一种幸运吧。

在灯红酒绿的深圳罗湖，深夜的街上，除了醉鬼和出来“夜蒲”的玩家之外，往往还有许多站街女，也有很多北上“松骨”的港人，这幅光怪陆离、黑白混杂的景象，其实颇有日本新宿（《深夜食堂》的背景地）的感觉。

相比于深圳惯常的喧嚣，臭臭楼是罗湖难得的安静之地。由于经济重心的转移，如今的罗湖有点落伍了，但是正如每座城市的美食往往聚集在老城区一样，罗湖拥有深圳得天独厚的美食资源，包括日料。在新兴的富裕阶层涌向一座又一座豪奢的购物中心时，这座以科技创新和金融等“高大上”产业闻名的城市精英们不会留意到，象征着过去城市荣光的建筑，已经悄然成为日本“大排档”和日本大叔的聚集地。每晚，一向以爱干净著称的日本人，非常自得其乐地在臭烘烘的环境里，享受着牛肠火锅和自己的“女朋友”们。

夜深了，闻着“臭味”，到臭臭楼里的居酒屋喝上一杯麒麟或者清酒，吃上几根鸡肉串，看日本大叔们喝得醉醺醺的，被女性“友人们”搀扶着离开—有时候，干脆就只有几个大叔一起摇摇晃晃地结伴回去。我想到了一部经典日本老电影的名字—《男人之苦》（大陆译名《寅次郎的故事》）。

今天扶着大叔们回家的女性“友人”们，会不会也在未来的某天，成为臭臭楼某家日料的老板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