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穿、住、用、行是我们生活中五件大事，而吃居首位，说到吃，首先就应该想到的是粮食，那你知道这些粮食哪些是我们国家自有的哪些是进口的吗？它们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都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吗？
我们有时候评价一个人的既懒又没学识，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里面的五谷就包括：黍、稷、稻、麦、梁，再加上豆，则合称六谷；清程瑶田做《九谷考》，曰：“稷者，今之高粱。”钱穆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中解释：此处所称之梁，即今之小米，黍即北方之黄米。那么小米和黄米的区别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小米在没有脱壳之前叫做谷子。而黄米在没有脱壳之前叫做糜子。两者就外表来说，小米的颗粒小，糜子的颗粒大。还有，小米的外壳是黄色的，糜子的外壳是红色的。其他的稻、麦、梁大家基本都见过。
那么，为什么说黍和稷是最早由国家推广种植的农作物和粮食作物呢？这个就需要从我们古代国家的疆域开始说起了，夏代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是疆域现在基本上认识为：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偃师、登封、新密、禹州一带。商朝的疆域为：北到辽宁，南到湖北，西到陕西，东到海滨。也就是说夏和商的国土占地区域就是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但是两个朝代的国都都在黄河流域，甲骨文中提及“黍”字最多，商代占卜收成好坏，甲骨文中多有“求黍”“求黍年”等字句，但是未见有“求麦”、“求稻”。因为黍比较粗生粗养，容易种，为商代人之农业主要作物。稻麦为贵品种而难生长，故商代求丰年只求黍。
古代农业的发明者有“后稷”与“神农”，此二人均在中国西部，均是部落领袖，何以不称为“后稻”、“后麦”，也许中国最早的粮食作物就是稷。另外，甲骨文的刻写是需要大量牛的肩胛骨和龟壳的，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只有国家能得到这些物品；其次，当时的文字普及不高，识文断字只是统治阶级的特权，甲骨文的卜辞自然是国家意志的表现，所以说黍稷是最早由国家推广种植的粮食作物是合理的。经过始祖后稷和神农的认可，再加上夏商两代的政府推广，黍稷的种植逐渐占据着国家粮食种植的主要位置。
——由于稷和黍的种植日期是在春季的2-4月，经过大约130天的生长时间后成熟，成熟时间是在6~8月份，“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说的就是小米春天播种，秋天收获。《汉书·食货志》载李悝言：“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一石半。”这是指亩产粟1.5石。所谓“百亩”，是方百步为亩的周亩。战国时1周亩折合今市亩为0.328市亩。班固所说的“石”，应当是汉大石，1石合0.333市石，折成今量，1市亩产粟1.524市石，1市石粟重135市斤，即当时亩产粟205.8市斤。一家“百亩”，合今市亩32.8 亩，则一家总收获的原粮相当于今市斤6750斤。（这只是一个计算式，五口之家劳力最多四口，四口种32亩地，很困难）再加上当时土地开发不足，耕地面积有限，所以当时粮食产量有限，养活人口的数量就有限，遇到旱涝更是颗粒无收，所以，人们就会忍饥挨饿。
所以，战国时魏国宰相李悝给魏文侯上书“尽地力之教”为保证农业的丰收，李悝提出以下主张： 种植谷物时“必杂五种”，以便当某种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还有其他作物可以收获。夏禹时代（约公元前 2205一前2198年），传说有1350万人，西周成王时代（约公元前1115-前1079），传说有1371万人，只和现在的济南和泰安的人口相当。所以急需一种新的粮食作物来“救场”——麦。
商周时期，麦（大麦小麦先后）已经从西亚传入中国，后来随着新品种冬小麦出现，占据了从当年的秋季到第二年的夏季的播种时间，和黍稷的播种时间形成了“接力”，收获时间自然也形成了“接力”，这样自然就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开始推广种植：先秦时期，《礼记·月令》所载：“季春之月……天子乃为麦祈实。”汉成帝(前33—前7年在位)时，氾胜之为议郎，知农事，后官至黄门侍郎。他曾以轻车使者的名义，在三辅(今陕西平原)指导农业生产，并使该地区获得丰收。
例如，麦子在成熟的时候，枯黄很快，容易落粒，一经风雨，就成灾损，于是就有“收麦如救火”的说法。于是在北方出现了一些针对种麦特殊需要的技术措施。这些措施在汉代《氾胜之书》等农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小麦虽然在种植面积上得到了普及，但是在使用方法上并没有多大的进步，依旧和黍稷的食用方法一致，都要一粒一粒吃，叫麦饭，而不是当代流行的面食。更为严峻的一个问题是，在许多中医师眼中，小麦是有毒的，这些观点严重阻碍了小麦的推广。
虽然小麦的亩产量远远高于小米等粮食作物：《后汉书·仲长统传》提到“通肥饶之率，计稼墙之入，亩收三石。”即小麦的亩产量为3石，但是小麦的普及仍然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水平，食用方法的变革将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假如我们根据既有历史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年代，发现，石磨这个工具，将在小麦的普及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唐朝时实行民族开放政策，河西走廊丝绸之路沟通东西，在首都长安的西市上各地外商云集，在带来了新奇的商品的同时，也将其饮食文化带到了唐朝，“胡食”风靡全国，再加上石磨的进一步普及，“烧饼”就是在那时风靡全国的，白居易有诗云：“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于饥谗杨大使，尝香得似辅兴无。因为口感好，再加上小麦的进一步推广，最终小麦取得了与粟平起平坐的主粮作物的地位。唐朝时，小麦产量继续提高，三百斤的很多，唐天宝十四年(755年) 为5291万人。
粮食的增产意味着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古代又以人口的多少来作为衡量统治绩效的主要标准。但是，在自然条件不好的年月，粮食的减产就会造成人们的饥饿，如果统治阶级处理不当，就会由饥荒造成人民暴动，继而造成政局不稳。在蒲坚主编的《中国历代土地资源法制研究》中指出，基本上在每一个皇朝末期都会出现土地兼并的现象，如：唐末，大批耕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中，全国半数以上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沦为逃户。统治者又巧立名目，对农民“竭泽而渔”。人们吃盐、喝茶、住房都要交税，甚至庄稼尚未成熟，先要交“青苗钱”。
另一方面，由于小麦属于旱地作物，需要经常浇灌才能保证收成。浇灌之后，水汽蒸发，水中盐碱沉积，多年使用后就会发生土壤板结，影响小麦产量，在土地兼并、军阀混战的多重压力下，政局摇晃，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于安徽大泽乡：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爆发于山东莒县：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爆发于河南洛阳；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爆发于河套地区；隋末的农民起义爆发于山东、河北、河南：唐末的黄巢起义爆发于山东：元朝末年的红巾起义爆发于安徽：明末的农民起义爆发于陕西北部。 农民起义的爆发地几乎全部集中在安徽、河南、山东、陕西等地。而这些地区恰好是处于黄河中下游流域，是中国小麦种植历史最悠久的地区。 中国的小麦种植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地区。在这些地区种植的其他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高粱等也都属于麦类，都是旱地种植作物。这些作物都是大量消耗土地肥力的作物，不宜在同一块地上连续种植，通常种一季就得休耕一两年。
稻的栽培历史可追溯到约公元前12000～16000年前的中国湖南。在1993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世界最早的古栽培稻。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但是秦汉时期楚越之地，地广人稀、生产力水平低、存在大批未开发的土地，于是新迁来的人民逐渐开垦土地，同时他们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分享给当地居民，并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南迁的人们也开始吃上了大米，水稻是一种喜爱水热性气候、需要大量水资源的作物，非常适合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种植。
这种作物产量非常高，农民撒下去的种子通常可以收获20倍左右的稻谷。这与小麦4倍于种子的产量相比显然是非常可观的。再加上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一年可以种植两季甚至三季，这意味着同样面积的土地，可以种植的水稻要比小麦多出好几倍。这对于因为粮食危机不断陷入动乱的古代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福音于是人口开始大量增长。更重要的是，种植水稻的土地不需要休耕，只需要每年适当补充养料就可以持续不断地耕种，比起种一季就得休耕一两年的小麦来说，大大缓解了人地之间的矛盾。再加上水稻常年浸泡在几十厘米深的水中生长，避免了麦田反复灌溉使水分大量蒸发造成的盐碱化问题。地力衰老的周期大大延长，无形中也延长了农业生产衰落的周期。
“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不仅没有给当地的经济打来压力，新迁居民也没有和当地人民产生争斗，南方经济反而迎来了第二次飞跃，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愈加明显。这时候的水稻产量已经达到亩产138公斤。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但是在北宋初年传入中国福建地区的“占城稻”似乎在早早地做好了准备：根据中国古书记载，“占城稻”有很多特点：一是“耐旱”；二是适应性强，“不择地而生”；三是生长期短，自种至收仅五十余日。这个时期水稻亩产225公斤。占城稻的加入了中国老百姓的食谱以后，勤劳的人们已将江浙一带发展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早从明代后期开始，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加上明朝后期中国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的频发，大量农民就开始涌入山区开发土地，这些在山区搭棚居住的农民又被称为“棚民”。在向南方各省交界的山区开垦运动中，由于传统的水稻、小麦、粟、黍、高粱、荞麦等作物对水源、土壤和气候要求相对较高，这就使得从美洲引入的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等农作物开始大显身手。“棚民”开山种地，种植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等，生存有了保障，当时计生工作尚未起步，人口随即进一步增加。清朝入关后，早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官方能控制的人口仅有 1920万人，雍正时期取消人头税实行摊丁入亩后，中国人口开始激增：乾隆六年（1741年），清朝人口达到了 1.43亿人；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清朝人口达到了 2.96亿人。到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清朝人口更是大爆炸，达到了 4.12亿人。不能不说玉米、番薯和马铃薯高产的巨大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