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卖鸟被判刑的“鸟事”屡见不鲜。2016年5月，深圳男子王鹏因卖了两只自己养殖的鹦鹉，以每只500元的价格出售给谢某某。一审被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曾引发热议。后二审改判两年有期徒刑两年。笔者曾为此类“鸟事”打抱不平。媒体曾报道过两个人贩子判例：一个说的是，湖南省慈利县男子邹华建，为得到3000元酬金，将别人家刚出生15天的婴儿抱走，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年，缓刑二年。另一个发生在上海市松江区，某女子因拐骗幼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两个案子虽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之前，但却不能不让人发出这样的感慨:法律对人工繁殖能说简单说几句人话的鹦鹉的保护，居然比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更为重视。

据媒体报道，日前，天津市津南区养殖场主胥家忠因出售41只自养鹦鹉被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该判决同样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胥家忠的养殖场持有营业执照和人工繁育鹦鹉许可证，养殖了2000多只鹦鹉，胥家忠在2019年初分两次将自己养的41只鹦鹉卖给了李延增，结果两人双双获刑——2019年11月20日，河北保定市徐水区法院一审判决，胥家忠因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刑10年；转卖鹦鹉的李延增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获刑10年6个月。刑法第341条：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虽然法院是依据上述法条对胥家忠作出判决的，但笔者还是认为其够冤！

胥家忠的鹦鹉养殖不仅超越审批范围，其甚至还知道出售人工繁育鹦鹉为法律禁止，这都是事实。冤是冤在针对人工驯养繁殖的“鸟案”严刑峻法，不近人间烟火。胥家忠所出售的“人工繁育鹦鹉”，顾名思义，与“野生动物”牛头马嘴。没有人会反对将驯养繁殖的熊猫、老虎以及其他珍禽异兽，因其稀有法律将其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予以同等保护。但把那些驯养繁殖技术已经成熟、且被广泛利用于商业性的相关“伪野生动物”，明知其“伪”，法律上还冠冕堂皇的视其为“真”，本身就是一个大笑话！

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当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鹦鹉因其会学人语，为人们所欣赏和钟爱，被作为宠物饲养。没有人工繁育鹦鹉的年代，老百姓常常到野外去抓。有自养鹦鹉可出售，满足这部分群众的需求，反而会起到保护野生鹦鹉的作用，暂不说利多于弊，就算违法，也只需行政执法调整就足以起到震慑作用，完全没必要入刑。鹦鹉每天都要吃饲料，媒体报道称，胥家忠是因为没钱买饲料，所以才出售那41只鹦鹉的。不管此说法是真是假，但假如那41只鹦鹉是被胥家忠饿死了，肯定毛事也没有。自养鹦鹉饿死事小，出售让鹦鹉有活路，当事人要被判刑，而且判重刑，这样的法律，不仅明显有悖法理，甚至天理不容！

类似的“鸟案”每每见诸网络，都会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说明对相关法律法规有必要作出修改，但却迟迟不见有关部门付诸行动。其实，对野生物种与人工驯养繁殖的物种，分类加以区别对待，就可让“冤案”不再发生。这么简单的事长期不作为，不知道是因为懒政，还是怕动了利益者垄断“鸟市场”的奶酪。文／郑智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