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研究生，2300工资，让我怎么努力呀”

“学农的人出来只能去卖农药吗”

我看到两个现象，一好一坏。

坏消息是：中国人口总数，虽然一半都是农业户籍人口，但真正扎根土地的只有3亿多，而且多数都是中老年人。

好消息是：原来还是有一些年轻人投身了农业。

比如，在陕西平利县，一个叫王秀梅的年轻人，就在2019年带着51户绞股蓝种植户，成立了合作社。

平利县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为了更好地起步，王秀梅找拼多多拿了52万的启动金，用来购买种子和货车，从0开设网店。

据当地政府统计，种地一年收入只有几千块，而外出打工一年能挣一两万。

村里一位社员因母亲生病，无法外出打工。他就加入了王秀梅成立的合作社，没想到，只用半年就赚了3万多元。

帮农民卖货的新农人是稀缺的：他们和陈焕生一样是农民，可他们不是盼着进城，而是好容易走出大山，还要赶着返乡，回报养育自己的河流和土地。

这样的人终究是少数。

中国的立足之本是农业，但城里人对农民的忽视、不解和嘲讽，似乎越来越多。

有人把“你是农民”当骂人词汇，他们忘了自己往上数三代，也是农民。

工作不顺心，我们会习惯性抱怨：不如回家种地。

言谈间，回家是最后的退路，种地是一件很简单、低级的事。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世道变坏，不是从嘲笑文艺青年开始的，而是从人们不敢自称农民开始的。

还记得六年前走红的庞麦郎吗？

那个烫着泡面头，踩着滑板鞋的农村青年，原名庞明涛，35岁，陕西汉中人。

他对外却有另一个身份：约瑟翰·庞麦郎，90后，台湾艺人。

2014年，记者跑到他老家，见到他父母。

两位老人一脸疑惑：我们一家子都是地地道道的陕西农民。

然而，当有媒体求证庞麦郎时，让却冲着镜头大吼：

谁说他是我父母？这纯粹是个笑话。

今年5月，有记者好奇过气网红怎么样了。

但不惑之年的庞麦郎，还是不愿意谈及出身。

经纪人让庞麦郎“真实点”，终于逼得他爆发：

“如果我说我是农民，还会有人找我做演出吗？”

尽管庞麦郎从不承认自己农民的身份，但媒体人还是能轻而易举地从他身上，找到农民的痕迹：

他喜欢梵高的画，尤其是《四个吃饭的农民》《吃土豆的人》《农民家庭速写》。

他在家里只看国际频道，去打洗脚水的功夫，母亲会飞速切换到农业频道，瞥见儿子回来了再赶紧调回去。

庞麦郎不愿承认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六年前，我认为这是他的不幸，怪他太虚荣。

现在，我却觉得，这其实是所有中国人的悲哀：大家默认，农民就是土味代表，价值太低。

17年前，西安电视台拍摄了一期“昔日北大生，今日卖肉郎”的节目。

包括央视在内的权威媒体，都跑去陆步轩的肉铺采访，核心主题是：天之骄子怎么也不该“沦落”到卖猪肉。

陆步轩的父亲流泪：“他是这个村唯一的北大学生，可现在只能靠卖肉过活，我心里难过啊！”

陆步轩中学时的老师痛心疾首：“无论如何这都是人才浪费啊！你们一定要为他呼吁呼吁！”

甚至陆步轩受邀到北大讲课，开场第一句就是：“我给北大抹了黑，给母校丢了脸”。

庞麦郎不敢说自己来自农村，陆步轩不敢说自己毕业于北大。

他们怕被人骂土和没出息，其实身为农家子弟，他们失去的不止是面子，还有更多切实利益。

一旦涉及利益分配，就要找软柿子捏。

农民往往就是那个“软柿子”。

山东济宁姑娘苟晶，1997年第一次高考，成绩被班主任的女儿顶替。

第二次高考，最终以班级十几名的成绩读了中专。

她那个班，只有倒数第一是大专，其余全部是本科。顶替苟晶上大学的人，毕业后安稳做了老师，她却辛苦打工了十几年。

两年时间，山东有242个高考替考案例。受害考生几乎全是农村户口。

原因无他：农民信息不通畅，不容易发现被冒名顶替。

即便发现这一行为，农民没关系也没钱，很难收集证据和维权，大概率只能吃哑巴亏。

当农民，不但脸上无光，还处处受欺负。

真相是，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不仅得不到关怀，还往往成为霸凌的对象。

出了车祸，一旦发现是女司机，就立马成了直男癌的狂欢；

农民们靠双手赚钱，只是因为不懂潮牌，就要被借网贷为生的键盘侠们嘲讽。

凭什么？

每个人都戴着有色眼镜，只是当目光不投向你时，你永远意识不到。

华谊千金王文也，前不久也因为“农民论”翻车了。

今年8月，就在农民忙着丰收时，富家女李慧婷嘲讽力max：

现在的女人，试图要帅哥的微信，简直就是妄想天开。

因为帅哥，是我们的啊，哈哈哈哈，这些农民。

王文也附和“笑死我了”，可能真没觉得哪里不妥，她还随手po出了闺蜜群这段对话。

普通女孩爆发了：你可以说杨超越是农民，怎么能说我们是农民？你是说我们又穷，又土，又没文化？农民吃你家大米了？是不是瞧不起农民？谁祖上三代不是农民？

吃瓜群众侦查能力比不输FBI。他们真的扒到了王文也妈妈的微博。

巧了，账号简介正是：一个普通的农妇。

普通女孩试图在嘴仗中，获得一丝安慰和尊严。她们嘲笑富家千金骂人骂到自己祖宗头上。

但她们不知道，“祖上三代不是农民”这句话，背后是中国几代农民的牺牲。

建国初期，中国5亿人口中农业人口占90%，农业税在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占40%。

现在的警察、医生、老师，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民，这话没有一点儿毛病。

几十年前，一大批知识青年为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他们把技术和心血浇灌到农田上，为国家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城市工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又成为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基础。

没有前赴后继来到北上广深搞建设的农民工，你们哪里有机会享受高楼大厦的繁华？

1984年，学者张雨林第一次使用“农民工”这个称谓，但更多城里人喜欢称之为：乡巴佬、打工仔、三无人员。

严肃媒体可能会使用“弱势群体”“社会不稳定因素”等词语。

现在假设你是一个农民，种地和打工两条路，你怎么选？

假如选种地，你就得忍受艰苦和贫穷。

农民的唯一资产是粮食。可直到今天，粮食仍然是以“毛”来计量价格的商品。

今年疫情，陕西某贫困县的桃子，收购价从2块降到8角。

凌晨四点的公路两旁，七旬老汉冒着高温，早饭来不及吃，抱着希望到路边试一试。

“以为早起就能卖掉，其实等3个小时，也无人问询”。

全国每个角落，无时无刻都在上演这一幕。

忍受着歧视到城市打工，或许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挣扎和努力。

湖北襄阳的任乐乐27岁退伍，他刚开始就在深圳做餐饮服务生。

2014年春节回家，任乐乐跟父亲去外地要账。客户用各种理由忽悠他，一分钱也不给。父亲怕得罪客商以后不好打交道，拉着他两手空空地回来了。

看到父母还在为养鸭卖鸭奔波，他萌生了要回家帮助爸妈的念头。

现在，任乐乐的公司光卖皮蛋的月订单就达到了50多万，占襄阳地区电商发件总量的五分之一。

任乐乐想在网上卖鸭蛋。但电商公司成立之初，连续三个月只有一两个订单。

他不服输，专门跑到杭州请教早期电商从业者。

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电商经验，任乐乐只能应聘当搬运工。别人看他勤奋踏实，也就睁眼闭眼，让他偷学电商知识。

很多人到城市来，不是为了抢夺什么城市资源，他们知道，这座城市的繁华不属于他们。

只是因为农村和农业太落后，他们希望来取点经而已。

就在前两天，还有人穿迷彩裤到网红书店被拦下。

“说我是旁边工地民工不让进，说了半天才进”

我就好奇了，即便是农民工咋了，农民工就不能进书店吗”。

这让人想起东莞打工17年的吴桂春。

今年因疫情工厂停工，无奈之下他计划返乡。

临行前，他特地找图书馆要了份读者留言表：

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

如果农民假装自己是城里人，问题就能消失吗？

并不能，或者说，没有根本解决。

要是可以靠土地生存，谁愿意背井离乡，冒着生命危险挣钱？

要是家里也能读书，谁愿意顶着白眼和嘲笑，跟书店保安大战三百回合？

民以食为天。2019年，中国鸡蛋总产量约为2812万吨。猪肉消费量3200万吨，水果消费量2.64亿吨。

假如一个人活到75岁，一生要吃掉1.6吨鸡蛋、1.8吨猪肉和15吨水果。

三样食物重量加总，相当于成年人体重的200多倍。

中国城乡人口变化，图源：正解局

这些粮食要靠3亿农业生产者提供。换句话说，中国一个农民要养活五个城里人。

种地收益不如打工，农民就会不断减少，粮食压力会越来越大。

但出路并不是强制农民回村，而是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让青年农民带着新技术返乡。

就像袁隆平说的：

“现代农业不是过去的农业。现代农业是个高科技的农业，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而是机械化、电气化、智能化的农业。希望我们广大的知识青年，投身于农业研究。”

农业生产、流通的效率提升了，才能带动更多农民脱贫，农民才能过得更有尊严。

因此，如果一个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这不是逃避，而是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

要面对歧视、偏见，还要面对一个落后太多的产业和环境。

24岁的何爽，被人称“四川石榴姐”，而在此之前，她是空姐，是家人眼中标准的“白领”。

但何爽还是不顾家人反对回到大山，探索农产品电商。

原本，合作社五家分110亩石榴，还常常销售不出去。

现在这些货源全供拼多多还不够，她还要找其它种植户拿货，帮助200多户石榴种植户找到买家。

同村50岁的邹文华不懂电商，只知道“金沙江一阵风，就能打掉一半果子”。

今年他卖了一半石榴给何爽，单价不高却也能挣钱。

他明白，要是往年发生疫情，果子会全部烂在地里。

去年开始，何爽连续两年捐助了会理贫困小学。

城里并不缺一个纺织女工、一个空姐、一个服务员，但农村却缺少这样带头的新农人。

这些故事，嘲笑农民的“白富美”是无法理解的。

城里绝大部分人，对农民不是尊重，不是同情，也没有太多反感。

他们只是忘了脚下的土地，很多时候，农业、农村、农民，都不在他们的视野内。

而遗忘，往往是最可怕的东西。

1995年，生于西北农村的张佺，组建了野孩子乐队。他们曾沿着黄河徒步一个月，倾听并创作农民的歌声。今年，他们受邀参加《乐队的夏天》，却在国风组的选歌中犯了难。

节目组给出的歌包，充满了年轻人的趣味。《凉凉》《下山》《芒种》……除了热门神曲，就是武侠剧主题曲。

张佺皱了皱眉头：这不是我们心中的国风。

最后，他们以退赛为代价，表演了歌包之外的《竹枝词》。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才是他们心中的国风。

而在野孩子发声之前，没人觉得今天的国风歌曲有任何问题。

提到国风，大家自动对标江湖武林、才子佳人。但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古代，几乎毫无悬念：你就是一个农民。劳动人民的歌，才是中国文化的底层，才是真正的国风。

中国还有一半农民，但为他们所作的歌，已经快消失了。

完全不关心、不了解农村，才会让年轻人产生一种错觉：即便我在城里一无是处、被虐成渣渣，家里也有自留地给我种，我也能靠简单出卖体力，实现温饱、奔小康。

他们不知道，农民生存并不容易，不是谁都能种出粮食，也不是谁都能卖出粮食。

他们更不知道，当你选择走回大山走回农村时，其实是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

中国电商发展了快20年，直到最近几年拼多多的出现，大家才发现原来农产品根本没有互联网化。

当一些像何爽一样的年轻人，顺着移动互联网返回了家乡，这些农产品才拥有了被选择的机会。

我们都被土地养大，如今我们纷纷走进了钢筋水泥，但永远也不该遗忘，“祖上三代，谁还不是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