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种”推广变奏曲

玉米地劳作老照片

“抓三分之一”与“科学种田”

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对“科学种田”其实是很强调的。不过无论是化肥、农机还是推广良种，当时都用政治动员的方式去推行。具体的做法就是我前面讲的“抓典型”、“以点带面”。而点与面之间的重要环节就是“抓三分之一”。而所谓“三分之一”，通常都是一个行政层级（省地县社）中经济比较发达、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这就造成一种两极化的状况：在“三分之一”地区，不仅各级领导的“点”很多，而且“点”外社队也时有领导来往巡视，加之“三分之一工作队”和各类下派干部普遍存在。这里的农民除了有“得风气之先”的好处外，也常常苦于那些不切实际、自以为是的折腾。

而在其余“三分之二”的地方，往往就是“科学种田”的死角。这些穷乡僻壤受到“瞎指挥”的折腾相对比较少，但却同时也是科技信息达不到的化外之区。我的朋友，后来成为wg末期广西知青标兵的陈念昆先生，在插队的头几年就生活在那样一个远离公路的、不属于“三分之一”的偏僻小山村。他后来以科学种田出名，我曾向他请教都搞了些什么先进科技，他坦率答道：

“实际上，所谓的科学种田是相对我们东力（板桃公社东力大队）的落后山区而言，他们从祖上到现在都是刀耕火种的，种田不放肥，疏疏8X8、IOX8的种植，放的是长流水，田间基本上不作什么护理。加上没有主人意识的‘主人公’，懒颓过日子，所以产量低。我们也仅仅是按书本上所说来做，不懂的就多问一点，多看一点，多想一点而已。若是对平原地区，对农业先进发达的地区，我们哪敢大言不愧的说科学种田。农业推扩站，农学院，杂交水稻的培植才是科学范畴的事情。”

他插队的那个山村虽然较少有上面讲的瞎折腾之苦，但也是穷的可怕。用念昆兄的话说：“我也有点不明白，掌握大权的贫下中农们、社员同志们几年前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产量这么低，粮食这么少？……这一年，什么能吃的我们都吃了，糠饼、野菜、野芭蕉心，芭蕉头，真的饿惨了，饿怕了。”

化肥、良种、农机等等这些概念，在这里就不是“三分之一工作队”，而是陈念昆这些知青给农民带去的了。

陈念昆是另一个故事，这里且按下不表。但有一点，由知青，尤其是陈念昆这样的知青来传播科学种田，与领工资的“三分之一工作队”（包括一些有农技背景的工作队干部）推广的科学种田不一样之处，在于前者也和农民一样挣工分，和本村农民一样承担“科学种田”的后果，特别是陈念昆这样曾被逼入人生绝境、失去上调希望的知青更是如此。虽然念昆兄自谦说他的“科学种田”不能与专业农技干部相比，但是像“脱粒机增产，农民吃霉谷”那样的“新技术”，他们是不会去做的（这里丝毫没有抱怨农技干部的意思，他们的专业、好心和努力人所共知。体制的弊病不能怪他们）。曾有公社领导到那里去，要求他们大种双季稻，陈念昆认为当地山高水冷只能种单季，把公社的旨意给顶了回去。

而我没他这个能耐。但在田林9年，这两种地方我也都待过：1969-1974年，我在远离县城200里、与隆林交界深山中的平塘公社插队，那里的偏僻蛮荒，有过于陈念昆插队的板桃。我在那里也从没见过什么工作队。而到1974-1978年，由于“李庆霖事件”的影响，全县知青重新布点，平塘的知青全部调到滇黔桂公路边的潞城公社。潞城是1949年前的旧田西县（已废）治所，1974年时虽然已降为公社，也还是田林县的冲要之地，是县里“抓三分之一”的重点地区了。前文说的什么碳铵、氨水、手拖、机插、机脱……等等，我都是在那里经历的。

村干部及知青查看稻种

禁止“劣种”：糯玉米的遭遇

不过，在深山中的平塘，人们虽然很少碰到工作队来推广什么东西，但体制并不会对穷山僻壤就放任自流。比如说种子吧，在潞城我经常碰到上面推广某某良种，在平塘就很少，但却见识过被上面禁止的不少“劣种”。

比如说，当时深山里种庄稼兽害严重，野猪、猴子常出来糟蹋玉米，当地有一种祖上传下来的品种，那玉米棒长得歪瓜裂枣其貌不扬，其籽粒有黑色、蓝色或紫色的，据说可使猴子见了以为是霉变的，就不会去吃，以此避免兽害。但是上面不让种这种玉米，说它低产，种了影响产量。而禁了以后当时其实对兽害也没有什么办法，农民只好看着庄稼被糟蹋，有的深山旱地就因此弃种。不过随着生态的改变，现在野兽难觅，早已没有这个问题了。

还有糯玉米也是如此，现在人们都知道玉米是美洲新大陆作物，却鲜有人知道糯玉米并非美洲原产，而是玉米传入中国后，在广西、云南一带自然变异和人工选育成的。西方的糯玉米也是清末（1908年）长老会传教士从这里传过去的，所以现在又叫“中国玉米”（Chinese Maize，拉丁学名Zea mays L. sinensis Kulesh也是“蜡质玉米中国种”之意）。田林正处于桂滇糯玉米原生带，地方志记载1940-1950年代曾经盛产糯玉米，品种有白糯、花糯、黄糯、黑糯和平雄糯等，产量曾占当时玉米总产的很大份额。

糯玉米今天以味美价高著称，本应算是这里的名优特产。但插队那时，我们只在农民的自留地里见识过它，生产队的大田是禁种的，理由一是产量低，二是太好吃了——如下所述，好吃是那时评价粮食品种的一大“缺点”。

今天的年轻人或许难以置信：当时肯定一种“良种”值得推广，往往要夸它“直链淀粉成分高”、“出饭率高”、“顶饱”。这些说法换成俗语就是“难吃，能抑制食欲”，类似文言的“粗粝”。如果粗粝而又高产，那就绝对是要大力推广、乃至强制推广的良种了。

相反，“低产”当然是一个品种需要淘汰的主要理由。但是如果没有特殊生态原因——比如高寒干旱地区低产难吃但耐寒耐旱的品种就有存在价值，而如果生态并不如此，一种粮食既比别种低产，又比别种难吃，那不用上面提倡，农民自己就会淘汰它，不会让它存留到近代。所以当时与“农民保守思想”作斗争、需要动员淘汰的“传统落后品种”，基本都是好吃而产量较低的。用当时特定的语言说，那就是“支链淀粉成分高”、“太黏软”、“出饭率低”、“不顶饱”，换成俗语就是“好吃可口，会增加食欲”，文言所谓的“膏粱”也就是这个意思——“膏粱子弟”就是吃惯黏软美食的富贵子弟，而“膏粱锦绣”就是“鲜衣美食”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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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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