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分享基于作者成书的思路，仅仅个人角度的理解、看法做出摘要以及认为比较出彩的部分列出，并在此分享给大家！本篇从第一部分继续，将持续更新！

第一部分 中国的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

引言

二战期间或战后发生解殖民运动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般都致力于参照其原来“宗主国”（后来被称为“发达国家”）的模式实现工业化；但在他们中间，仅有少数得益于战后形成的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地缘战略重构的政治因素，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道路都随着其原宗主国或明或暗、或优或劣的引导而跌入“发展陷阱”。

中国在纳入金融资本的全球竞争之前的那个一般性的工业化过程：原始积累、产业扩张、结构调整，在经济指标上则表现为新中国60多年平均达到8%以上的高增长速度。但在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世界体系当中，新中国的工业化初期，其原始积累始于外资，旋即中辍，继而在外部资本趋零的条件下维持工业化的过程可调举步维艰——一方面要在国内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和外部地缘环境紧张的“双重紧张”约束下，内向地实现资本的集聚和积累；另一方面又要在反对冷战封锁和后冷战控制中外向地谋求与外界的资本、技术乃至市场合作的机会。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是在几乎不具备工业化内外部条件的情况下进入工业化的。还面对两个非常窘迫的基本制度方面的矛盾：其一是农民高度分散。与因工业化原始积累必须成规模地占有农业剩余的国家之间，势必存在过高的交易费用而无法交易！其二是资本绝对稀缺。只有按照国外资本的制度要求改造本国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才能运转外资经济。而这，对于通过百年浴血奋斗才重新获得主权的中国人而言，无疑要支付更大的制度成本。

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在这两个相对于制度而言绕不开的基本矛盾制约下，由经济和政治的内在互动导致的危机，不仅势必发生，而且频度要高得多。

中国人历经百年内乱外侮，深知必须沿着西方列强的工业化之路建设本国工业才能维护主权独立，同时也深知自身条件严重不足，遂在1947年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和在1950年颁布相当于宪法的《共同纲领》的时候，都明确了渐进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方针。其内涵，无外乎是在城市促进私人工商业，和在农村发展中农经济、保留富农经济，以此构建城乡轻纺产品与农产品的市场交换，逐步为构建大工业形成资本积累奠定基础。当年毛泽东不仅刻意强调反对“民粹主义”或农民社会主义.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理论”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国际体系和地缘文化。自人类迈入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文明阶段”后，几乎所有民族都渐次被核心国家整合到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中来，形成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通过不平等的交换，半边缘和边缘区域的剩余不均等地往核心区域输送，这一过程中核心国家地位不断强化，边缘国家地位不断弱化。当今这种结构已经恶化为“双输”博奔：像中国这样的边续国家和半边线国家（亦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不成比例地以各种方式向核心国家作双重输送——既输送实物产品，形成对西方的贸易顺差来推动其货币增发，又反过来以不断累积的贸易盈余购买西方政府增发的国债，输送其贸易盈余回到西方资本市场来促使金融资本愈益泡沫化。

纵观60年的中国当代史，已经有4次对外引资和连带发生的8次与国家工业化不同阶段特征有关的城市经济危机——改革前后各有3次属于债务转化赤字型的危机，纳入全球化以来则有2次输入型危机。其与西方特色工业化长期向外转嫁成本之最显著、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在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发生的是内向型的制度成本转嫁：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则集中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也就得以维持；凡是不能向农村直接转嫁代价的危机就不得不在城市“硬着陆”，遂导致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第一章 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后发国家如果真要以发达国家作为“赶超”目标和样板，就不得不考虑是否具有以同样条件“复制”其发展历程的可能；如果没有复制条件，则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没有普遍意义。第二，核心国家应对全球危机仍将延续既往有效地向其他国家转嫁制度成本的制度路径。这是一般后发国家堕入发展陷阱的成因。

从外资外债视角解析“中国经验”

我们将当代中国半个多世纪先后进行的四次“对外开放”——从国家负债大规模引进前苏联的成套设备及其政府管理体制，到直接引入外商以合资独资形式直接投资——的复杂背景及内在原因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对外开放对中国从来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它被中国政府在资本短缺时期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是加剧国家对外负债导致其后数年国内经济困境的始作俑者。而且，正是这种内在矛盾迫使决策层不得不进行内外经济政治政策的调整和变革。

进一步分析，第一次对外开放使中国通过国家举债的方式得以大规模引进苏联的重型工业设备，以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方式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初步工业化国家的跨越，同时也相应形成了中央政府高度集权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尽管一直试图以继续革命的名义对依照斯大林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复制的政府体制及其相应的高等教育作调整，但最终未果。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和华国锋先后主持的第二次对外开放延续了国家负债方式，使中国得以通过更大规模引进欧、美、日等国的设备，对先前形成的“重”偏斜的工业结构作出重大调整，进而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并必然发生对1950年代第一次引进外资时奠基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进行相应调整。但由于国家负债规模数倍于1950年代引资规模而形成了累积外债和相关的外汇赤字，以及本币连续贬值所连带发生的通货膨胀，都一直延续着并且愈益严峻起来。因此，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试图与接续而至的邓小平主导的、差不多伴随了改革开放（对外开放促推对内改革）之全程的八十年代的第三次和九十年代中后期纳入全球化的第四次对外开放在形式上有所区别，但领导人对出口创汇重要性的强调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惯性，仍然使得60年里的这四次对外开放在内涵上具有连贯性——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问题的提出：基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国际比较

1）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路径；对内剥夺＋对外负债，工业化不仅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和技术投入的经济过程，更是一个首先需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剥夺过程。因此，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不能像其西方宗主国那样搞殖民化掠夺、向外转嫁矛盾，就只能从“三农”领域或资源环境提取剩余。只要发展中国家在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就都会促使农村资源要素大幅度净流出，导致本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和“三农”问题的产生。

孔祥智的研究指出，除了农业自身的贡献外，农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尤其表现为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资本积累，为非农产业提供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为城镇化提供土地资源。新中国成立后，农民仅通过这三种方式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就至少达到17.3万亿元。

除此之外，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处于“亚地缘”战略地位，其发展进程更易受到其经济上的“宗主国”所主导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一般都会因国内资本和技术稀缺而陷入“外资依赖”，这可能是大祸临头的开始——不仅无法如发达国家那样向外转嫁资本原始积累的制度成本，更严重的是，一旦国际地缘格局变化下其外部投资援助中断，国内不仅往往会爆发经济危机，更有可能蔓延成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甚至发生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亦即陷入各种“发展陷阱”。

2）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在于外资和外援中辍后国内的工业化进程没有中断中国的近代工业化进程，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至21世纪的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都深受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1949年之后当代中国发生的两轮工业化，都因处于二战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传统产业转移的国际大潮之中（朝鲜战争、苏美争霸），而获得了空前机遇。

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任何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追求工业化的后发国家都不得不采行事实上的“亲资本”政策。长期以来，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利益代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远大于乡村。即使个别时候中央政府的乡村政策取向是积极的，也会在各种部门利用改革机遇已经公开、半公开地代表产业资本集团利益的制度变迁的客观约束下，很难落实。

中国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997—1998年以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六次经济危机，其主因与一般后发工业化国家相同，都是内生性的资本短缺，但中国处理危机的方式却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大不相同。究其原因，一方面具有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部门资本集团因追求收益最大化而以危机方式向全社会转嫁代价的特征；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对外引资或全面开放所造成的国家负债密不可分。

尽管中共向来强调农业的重要和农村的稳定，但诚如许多政治家所愿意承认的：传统的乡土社会是容易稳定的，而现代的城市社会则不容易稳定——在中国，自民国初年以来，内生于工业文明的经济危机总是率先爆发于资本积聚的同时带动风险集中的城市，危机发生时对城市乃至工业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冲击有多大，取决于城市多大程度上能将危机成本向农村和农民转嫁，

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社会结构的弹性很大，社会结构变动具有很大的空间，在基层动作中也存在很大的灵活性”。虽然很多人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功于1978年以来提高地方财政权力的“分权化”改革，但分权本身并不能解释问题的全部；苏东国家的社会民众恰恰是在一次次的“分权—集权”循环之中丧失了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从而从根本上造成了对其国家能力的破坏，最终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方式从改革走向了转型。实际上，中国的分权改革本身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不利局面，之所以没有对中国造成像苏东那么大的破坏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对地方经济的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破坏作用。

危机化解视角对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的思考

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主要在于以金融资本为主要收益的在全球范围内攫取资源和剩余的美国，不可能主动改变现有的获利方式。本轮危机及以后的全球化中，核心国家仍会通过各种方式对外转嫁制度代价，从而最大化其制度收益。

“三农”对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经济社会系统运行压力的承载和调节功能。其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和外部宏观环境都发生着根本性变化：一方面，长期鼓励农村人力资源存量高的青年优质劳动力近 20年向非农领域大规模净流出，使劳动力资本化收益被内外资和发达地区政府占有，这种制度安排的代价甩给了中西部，致使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女性化的趋势严重。同期，维持农户理性——人力资源的自我资本化以保留收益用于维持风险内部化机制的主要条件正在衰减趋零。另一方面，尽管中央层面在资本过剩的条件下已经有条件向“亲民生”的政策积极转变，而地方政府却由于仍然面临资本短缺压力，而不得不在“发展主义”导向下延续着“高负债推进高增长”的反科学发展模式。

近年来宏观环境的新变化

1）为了应对1993年财政、金融和外汇三大赤字危机而于1994年紧急推出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地方间财权和事权的更不对称而形成了中央财政盈余及地方的财政赤字同步年年攀升的局面。另一方面，应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而开始实施的到2002年最终完成的银行商业化改革，也使得中央政府进入了以经营垄断性金融收益为主的“白领政府”阶段。客观上下决心改变半个世纪以来的“亲资本”政策导向，开始实施“亲民生”政策的客观背景。

在此之前，实事求是地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还在“蓝领政府”阶段。在资本要素极度稀缺的压力下，在仿照西方的在地化产业资本建构的现代上层建筑的高负债特征下，几乎都势所必然地、内在地具有“亲资本”的政策导向。只有在资本不再属于稀缺要素和国家债务压力下降成为客观具备的外部条件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才可能真正贯彻“亲民生”政策。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则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

同期，由于农民现金开支的刚性不能随收入增长速度下降而减少，遂发生了在农民生存依赖的资源减少的压力下以追求现金收入为目标的、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为主体的外出打工潮。

2）"发展主义”导向下的地方政府过于依赖资源环境，难以真正“以人为本”。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实质政策导向，只会是愈发单一“亲资本”的“发展主义”，恰与中央政府倡导的“亲民生”政策相对立。

在宏观经济转入高涨后，以往危机发生时势必向“三农”领域转移成本的政策机制持续发生作用，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新世纪以来各地的地方政府在资本短缺的压力下，近乎疯狂地违规违法从农民手中征占土地以从银行套现，并不计破坏生态环境的代价去招商引资，以追求GDP。资源的加速流出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得这些地区的农村在资本化的过程中只是成为外部产业资本和地方政府掠夺性地获取收益的来源，而没有成为真正能吸纳沿海过剩资本的“资产池”。

农村社会经济条件的新变化

1）后税费时代“草根”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弱化。在2004-2006年中央政府完全取消了本归地方政府占有的农业税之后的“后税费时代”，征地、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便取代农业税费征收中的官民矛盾成为农村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新世纪以来的这一轮由地方政府和因内在的流动性获利动机而必然具有投机性的金融资本二者联合推动的征地高潮，已经是改革以来的第三次圈地“高潮”。农村发生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农业人口的老龄化和女性化极大弱化了“三农”作为“人口池”和劳动力蓄水池的危机承载能力和社会调节功能。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在“新增人口，禁止分地”的“土地规模经济猜想”被法制化的压力下趋向于城镇化定居。 无论是这些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妇女，还是劳动力价值在遭受了“多阶剥夺”后回到乡村的“残值偏低”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人力资源存量相对于追求资源资本化收益的外部产业资本而言，已经很难满足后者的获利需求，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残值偏低”而必然难以“被资本化”。

2）“草尖”离农倾向使农村内部化处理外部风险的功能弱化

1989年以来农业占GDP的比重和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同步下降。在1993—1994年危机爆发、政府应对之策的城市利益倾向使乡镇企业发展受阻、随波逐流地纳入私有化大潮之后，小农家庭追求综合收益目标之下的劳动力组合投资特征愈发明显转向外部预期，派生出这种“小农家庭追求短期现金收入以防止简单再生产链条断裂”的流动打工者。他们在基本属性上还是小有产者家庭剩余劳动力，而不是经典理论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其所以在平时能够忍受无工资、无福利的待遇，并且自觉压低在打工地的消费，是为了在年底一次性得到一笔相对于农业劳动而言高得多的现金收入。这个因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按家庭人口数量为基数承包到户”的特殊体制为“无风险”财产基础的农民流动打工者的群体特征，才是中国与其他同样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人口大国相比，能够在长达20年里维持低价劳动力的所谓“比较优势”的真实内因。

据此认为，一旦土地不再均分，农民不再有无偿获得村内土地财产及其无风险收益的预期，农村社区长期存在的“村社理性”中最主要的、能够靠内部化来降低外部风险的机制，就被极大削弱了，从而促使农民流动打工者行为取向发生实质性改变。加上政府推行的“发展主义”的制式教育体系也在思想上激进地驱使他们彻底离农。他们自身已经不再满足于上一代进城那种仅仅为了获取现金来维持小农家庭简单再生产的最基本需求，更何况，其必须面对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现金需求已远超出了小农家庭“在地化”务农所能支付的范围。促使中国农民打工者群体定居城市的意愿更加明确，这与政府大力推进城市化的政策高度一致！而且在两代人打工之后，他们在基本属性上已经不再是农村那种风险厌恶型的小有产者家庭派生的剩余劳动力，而是历史性地演变为经典理论意义上的城市工人阶级，并从此开始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结构性矛盾及其变迁的主导地位。传统“三农”领域作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的功能日渐衰败，即将不复存在。

于是，中国的所谓“比较优势”随之淡化新世纪以来的劳动力成本、资源环境成本，乃至于整个社会成本，三者叠加，联动推高……对此可以认为，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是坚持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推进新农村建设，还是代表产业资本利益坚持传统的不科学的“发展主义”，二者之间正在如拉锯战一样地争取战略主动权。

趋势性问题及建议

之所以历次发生经济危机都是广大农村地区成为国家实现“软着陆”的载体，其中很重要的基本原因就是，农村之能够作为5亿劳动年龄人口的“蓄水池”，在于其池底——农村土地财产关系中的成员权“共有制”——还没有被完全打破。不仅中共的农村基本制度没有改变，2.4亿农民家庭大多数还有“一亩三分地”作为无风险资产，而且300多万个村社也还有机动地、村办企业、多种经营等能够内部化处理严重负外部性成本的回旋余地。失业返乡的农民工除了狭义的农业劳动，还可以参与很多力所能及的家庭和村社内部的工副业和多种经营（资源极度短缺或条件极为恶劣地区除外）。

但在当前，仍然带有传统经济基础特性的“三农”领域，一方面确实面临着因农业人口老龄化、女性化越来越严重而缺乏基本的发展能力的困境，在地方政府客观上“亲资本”的行为下也面临着资源流出严重、生态环境难以持续的困境；另一方面，则因中央政府已经进入资本过剩阶段而客观上具有了采取“亲民生”政策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能否写出“机大于危”的中国经验，政策作何取舍至关重要。客观来看，“三农”对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稳定器作用正在迅速减弱。一是劳动力资本的配置范围已发生重大变化，由家庭内部劳动力对农、工、副多业组合投资的投入方式转变为受“闲暇”的机会成本影响的城乡多元化配置，其受城市经济波动的影响更为显著；二是由于既往改革收益被占有、制度成本积重难返，使得如今“不得不替美国金融危机埋单”的对外妥协＋赎买之策，必然使国内经济社会关系已经高度绷紧的状态趋于恶化。因此，面对危机的巨大压力，最关键的仍然是在“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贯彻中，强调以“更加关注公平”的社会政策和扩大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带动非农就业的农村基建投资，

长期来看，如果国家坚持城乡统筹和区域平衡的战略调整，利用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别显著、吸纳投资空间大的条件，不断增加中西部和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下决心全面改善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那么，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乡村中小企业和城镇化，也必然能够创造比城市大企业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此下去，中国人维护国家长期稳定、调整经济结构的空间仍在。全球性危机即使不断深化，也会在中国被改写为“机大于危”。

同时，对于与1998年那次的大规模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同样的社会问题，应给予比以往更高的关注。

其一，必须贯彻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近年来过度追求GDP导致环境透支遗留的矛盾也正在呈爆发态势，群体性事件更多扩大到生态环境领域。而且，这类事件易于形成国际舆论关注。

其二，必须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政府的国债投入和国家金融部门的投资都需要体现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性，体现扶助弱势群体的普惠制原则。尽可能减少“部门和资本下乡”与农村精英结盟，导致政策性的普惠制的国家投资被“精英俘获”所隐含的社会冲突诱发因素。

其三，只有依托传统村社内部化节约交易成本的机制，才能弱化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带来的农村社会的资源和生态环境冲突。

我们建议将新世纪第二个10年的政策重点放在：

第一，主动放弃过去中国处于资本极度稀缺、数量型粗放增长时期的政策思路，注重中央政府已经进入资本过剩阶段的长期结构调整，特别是要以中央政府掌握的垄断金融为基础，自上而下地组建能够统筹县以下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双轮驱动）的基本建设投资机构，赋予其承担维护乡村稳定、更多地创造就业机会和拉动内需的政策职能。

第二，在国家投资方向从“排斥性”向“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调整的大前提下，最关键的步骤是进一步深化以“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为内涵的农村综合体制改革。在构建国家新农村和城镇化基本建设投资机构的同时，把国家对“三农”的综合投资职能，主要对接到乡村综合性的合作组织载体上。这既能发挥有效投资作用，又能通过农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来惠及大多数的农村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