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出国务工或者置业已平常，而海外种地的国人群体，尚未得到更多的关注。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美国、阿根廷，都能够看到中国农民的身影，也能看到中国投资者的资金。而另一种生活方式之变，亦正在悄悄到来。一些都市人去海外买块地，只为闲暇时去种种地、放放牧，体验悠然见南山的惬意人生。

随着中国人走出国门买地置业，国外当地人也多了些“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纠结，反对者认为中国人的到来破坏了当地传统，甚至认为他们是“新殖民者”;欢迎者则组团来到中国大力推介，希望中国人多多投资。

去外国买农地

俄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2014年底到北京打广告——只要能招商引资进远东地区，一切条件都可以谈。在其来京招商之前，已经有大量中国人跨过黑龙江，北上谋生。其中有不少人从事农业生产。据黑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办公室处长侯立宏透露的统计数据，2013年，黑龙江省共有17.7万农民去国外务工。俄罗斯和韩国是黑龙江农民出国打工的主要目的地，去年仅这两个国家就吸引了近14万黑龙江农民。其中黑龙江人在俄罗斯投资开发了700多万亩土地，吸引了很多省内农民外出。

“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土地资源日益稀缺，迫使中国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为13亿人的餐桌配置资源。”这是商人张仁武对中国人赴海外种地的直观看法。与赴俄罗斯谋生的农民不同，张仁武看到的是更大的商机。作为国内较大的苜蓿颗粒供应商，张仁武目睹了近年来国内一波又一波的苜蓿荒。特别是2008年受三聚氰胺事件影响以后，国内奶牛优质蛋白饲料苜蓿草供应一直紧张。张仁武于2011年花1000多万美元，在美国犹他州北部泽森小镇买下了一个13万多亩的农场。比起其在内蒙经营了十几年的农场，犹他州的这个农场要大上好几倍。“虽然我在内蒙古也有几万亩的农地专业种植苜蓿草，但是实践证明在中国搞苜蓿草的种植，从经济效益上来说可行性不大。”

与张仁武类似，某红酒企业的老总张金山，于2012年早春，从一位德国人手中买下了法国波尔多地区面积最大的酒庄之一——大幕爱酒庄。这个酒庄拥有180公顷的葡萄园，外加一座古堡。当时买下来的花费是1000万欧元，而且是永久产权。德国卖家出售古堡时酒窖里存储的葡萄酒价值数百万欧元，这样算来，也是物超所值。

就怕桃园变城市

还有一群中国都市人，他们到海外购买农地，目的与黑龙江农民出外谋生、商人购置产业都不相同。他们买地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投资，更是去寻求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中，既有张仁武、张金山这样的大手笔，也有花销几十万元就能成功者。

上海某广告公司白领裘昱琳就做出了这样的计算，或者说是“算计”：“我觉得去澳大利亚投资小农场，比较划算。我做过调查，在当地相关法规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假如精打细算的话，50万澳元可以买到8公顷—10公顷的土地，这个价格相当于250多万人民币，在上海中环线附近买不到一套两房两厅的次新房。而在澳大利亚，假设购买到近10公顷土地，可耕作面积大约7公顷—9公顷，包括住房和附属设施，比如灌溉管道、积蓄雨水的水坝、储水的水塔等等。如果再投入一些资金，可以买下一套二手的设备，比如拖拉机等等。有的时候这套设备就直接计算在农场的价格之内了。二手产品比新产品便宜得多，这是澳大利亚的普遍现象。哪怕是开过一个月的二手车，价格也要下跌30%左右。如此一来，我就可以在那里安顿下来了。”裘昱琳认为，她大可以在上海的冬日里，去往澳大利亚待上半年，享受南半球的阳光。

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MBA项目主任吴飞，早年和一些人共同在新西兰购置过一片土地，大家在土地上建房自住。这是一种追求田园牧歌般的境界。吴飞后来遇到的状况却大为扫兴——本想享受乡野之趣，却因为自住社区建立后，周边土地升值，迎来开发热潮，乡村变成了城市。既然当地也城市化了，那还不如回到上海。于是，吴飞飞回了上海。

供职于新西兰Fragomen律师事务所，任亚太地区客户关系经理的江鹏波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后，国内曾经出现过三次移民潮。最早是1980年代的‘洋插队’，要么去日本‘留学’、‘扒分’，要么去美国打工;接下来是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以技术移民和做生意为主，技术移民去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为多，做生意的闯东欧;如今，第三波主要是投资移民，并且许多人并不见得是要去国外赚钱，恰恰相反，他们的生意、事业往往在国内，他们出国，主要是为了享受良好的空气、水资源，还有就是为了小孩的教育。”

对中国“农民”设门槛

“2013年中国购买了10亿澳元的农产品。《中澳自贸协定》签署后，意味着更多农产品可以进入中国。最近，有价值7.22亿澳元的牛肉进入中国市场。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进行农场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