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全面禁食之列，已有超1400万人从业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产业正面临大范围被取缔的可能：全国各地林草系统已检查人工繁育场所153000多处，收缴野生动物39000多只。

与此同时，近年来，一些贫困地区把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当作脱贫产业，一些养殖户、从业者更是贫困地区的贫困户。对此，有人发出疑问，那些曾经的合法养殖户、尤其是把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作为唯一收入来源的贫困户，能否找到新饭碗，顺利脱贫？

央视《致富经》曾报道湖南省禾田村何少平夫妇，靠养殖竹鼠带领当地30多户残疾人和留守老人脱贫。图片来源：农村致富网

养殖户的脱贫变数

这些天，贵州省野生动物和森林植物管理站站长冉景丞走进一户户养殖户家中，看到他们心神不宁的眼神，心情十分复杂。

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产业，曾在带动部分区域农民增收致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冉景丞所在的贵州省，就有人工繁育陆生野生动物养殖户1871家，近1200家属于家庭养殖，靠产业尝到了甜头，不少农户已经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还有610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到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产业中，寄希望因此脱贫。

这些年，国家为了鼓励产业发展，也出台了包括减免税费、简化程序、金融优惠等政策，还专门出台了加快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比如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便提出加快野生动物驯养观赏等产业。

与其他脱贫项目相比，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收益高、见效快。冉景丞走访的几位凤冈县贫困户，就向一家梅花鹿养殖场借了四头梅花鹿，“一头梅花鹿一年可以取两次鹿茸，能增加一万块左右的收入，而种粮食年收入可能只有几百块。”这样一来，人均年收入4000元的脱贫标准不到一年就实现了。

对老百姓而言，一方面，产业所需的劳动力强度低，在冉景丞走访调研的20家养殖户中，除了响应国家号召返乡创业的青年，有1/3是50-60岁的老人。另一方面，成本低、效益高。养殖过竹鼠的冉景丞说，“一些农村的生产废料就可以做饲料，再加上一只竹鼠卖两三百块，养殖效益是养鸡的一倍以上。”

“禁野”令后，所有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户的存栏动物，“不能吃、不能卖，不能杀、不能放”，有的养殖户为了降低养殖成本，饲料少给一些，有不抗饿的，比如蛇，饿了就会狂躁，狂躁了就互相残杀；有抗饿的，比如蛙，半斤的减重到二两。

冉景丞解释，养殖户们陷入越投入越亏损，饿死动物又不忍心，放生易造成生态灾难的多难困境，“其中一些贫困户，近两年才开始搞养殖，一边背着贷款，一边效益还没起来。”

“他们给我打电话，比我年龄大的60多岁的人打着电话，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冉景丞动情地说，“他们好不容易胆子大一点去贷款，就像马上要脱贫奔小康了，刚刚看到希望，结果这一下子，本来没有贷款还好，现在还要还贷款，雪上加霜，他能不哭吗？”

一想到养殖户们的情形，冉景丞就十分焦急，“能不能先从扶贫资金或者农林业发展资金中拿出一笔钱来救急？”

养殖户能否找到新饭碗？

事实上，最高立法机构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指出，“可能会给部分饲养动物的农户带来一些经济损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指导、帮助受影响的农户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补偿。”

不过目前来看，一些地方对相关养殖户的补偿还没有动静，也没有具体的转型方案落地。

“疫情期间，林业部门的人给我们送来消毒液，还给我们发放口罩。”从业五六年、投资上百万的竹鼠养殖户刘乐（化名），现在存栏的竹鼠还有1000多只，月投入两三万，他表示，“补偿这方面还在等消息。”

除了盼望政府尽快出台补助政策，有的养殖户也在积极寻思新出路。问及今后怎么打算，刘乐说林业部门人员也来问过，他自己的想法是，等“禁野”的白名单出来，还是搞养殖。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马勇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建议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投向生态友好型产业。他表示，“产业的发展肯定会带来就业、经济利益的正向贡献，但要综合评估这些所得利益与社会代价的比例关系，就如同产业发展污染环境可以为经济发展贡献GDP，但修复恢复被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可能需要几倍甚至几十上百倍的经济投入，这样看其贡献就是负向的。”

因此，他建议转型家畜家禽养殖，科研、药用等养殖，还可以鼓励发展生态农业经济、无公害农产品、生态旅游等。在转型家畜家禽养殖方面，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周晋峰建议，由于养殖户们具有一定的动物养殖经验，可以推动养殖户向我国传统畜牧养殖地方品种的恢复性养殖转变。

他指出，国家农业部和全国畜牧总站曾历时6年做了调查，最后得出一项结论，即一个总体趋势就是有一些地方品种正在消失。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2016年农业部印发《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十三五”规划》的通知中列出我国地方畜禽遗传资源濒危品种

“比如现在国内养殖的猪，大多为美国白猪，而我国很多本土猪种有将近90种，但这些种质资源在迅速减少，养殖品种越来越单一，那么因品种单一所产生的抗病性下降，就会导致一旦发生重大疫情，整个种群都会面临重大风险。”周晋峰说，2018年爆发的非洲猪瘟疫情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结合这些现实情况，周晋峰认为，这种转型不仅可以有效解决前者转型困境，还有利于我国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快速恢复，增强重大疫情抗风险能力，且对于丰富百姓“菜篮子”、保障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在农村，有的把野生动物养殖、销售作为特色产业来发展，这种情况是有的，但也不是支柱产业。”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给出了一颗“定心丸”——如果通过多种形式给予养殖户帮助并做一些替代产业，总的来讲，不会对脱贫攻坚产生太大的影响，特别是不会对完成任务产生大的影响。

国务院扶贫办：野生动物限养禁养不会对脱贫攻坚产生太大影响。图片来源：国新网

周晋峰也认为，虽然这些养殖产业确实会面临阵痛，转型也将是周期较长、困难较多、压力较大的过程，“但这个产业不仅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而且对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带来很大威胁，并不是可持续的绿色产业。通过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的转型，有助于实现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形成生态环保与脱贫协调发展。”

打算3月底前调研完1000家养殖户的冉景丞还是忍不住担心，年轻的人可以养鸡、养猪及养殖“白名单”的其它物种，也可以外出打工，但那些为数不少的老人怎么办呢？

（邓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