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一5876(2007)06一0072一10中国近现代文化娱乐业内容提要近现代大众文化娱乐的崛起，使得文化传播、公共批评从特权阶层中解放出来，中国近现代都市在国家“公权”之外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近现代大众文化娱乐的成长对于近现代都市公共空间的形成、新的公共交往结构的产生和定型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从近现代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与近现代都市公共空间成长之间的关系入手，立足于汉口的实证研究，从一个侧面来检视近现代中国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文化娱乐公共领域汉口20世纪90年代以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近十年来，西方汉学家如斯克帕MaryRankin、斯特恩德(DavidStrand)等人将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应用于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研究，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重视。马敏、朱英、邓正来、景跃进、许纪霖、萧功秦等人，应用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来考察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和特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中外学界对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应用于中国经验的“普适性”问题还存在着不少争论，但无庸置疑的是，在这一研究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可以为解析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多元化的思维视角，有助于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

近现代以来，由于一系列的特殊条件和际遇，如位于中国中心腹地、南北交汇的地理位置、江汉平原中心城市、楚文化的地域文化传统、租界所提供的特殊二元文化市场格局、西方文化和制度的示范性作用以及新型知识分子和艺术人才的凝聚，汉口成为了近现代中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近现代汉口文化娱乐业的状况，与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息息相关。本文以汉口为中心，试图集中讨论近现代文化娱乐业的崛起与中国近现代公共领域发育之间的关系。一、近现代大众文化娱乐业的崛起与私人领域的拓展1861年汉口开埠以后，城市的迅速发展以及市民对现代娱乐方式的巨大参与热情，文艺研究2007产生了对现代休闲娱乐的强烈需求。近现代新式的公共文化场所如公园、球场、茶社、电影院、剧场、博物馆、美术馆、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服务设施，在这种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的刺激下，迅速兴盛起来。清末民初，汉口“茶寮酒楼梨园等，动辄成立”。1899年，在大智门外如寿里出现了汉口市的第一家茶园—丹桂茶园，并开始在茶园内演出京剧。从18991911年的十二年间，汉口共开设有丹桂茶园、天一茶园、满春茶园等巧家。1920年的八年间，汉口出现了各类新式戏院和舞台巧座，后来成为汉口娱乐业象征的汉口民众乐园(当时名叫“新市1919年建立。

新式剧场的兴盛，一方面固然与晚清民初政府实行新政、奖励工商和大力发展经济的政策相关，另一方面汉口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也为大众娱乐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现代以来，尽管历经1926-1927年的北伐战争、1937-1938武汉保卫战，1938-1945年的沦陷时期，但政局的动荡和时局的变化似乎仍没有挡住汉口娱乐业发展的脚步。除了1938年武汉处于“抗日救亡”的狂潮中、1946年武汉光复这两年使得当时的商界和文化娱乐界人士无暇他顾外，至1945年，汉口还是建立了新式剧12家。1947年后，国内战争开始进人高潮，百业萧条，汉口也还是建立了剧场9据统计，从1899年到1949年的五十年间，汉口共建立各类茶园、舞台、戏院94量众多的文化娱乐场所的出现，形成了近现代汉口比较完善的文化设施体系，为汉日大众文化娱乐业的兴盛提供了基础条件。汉口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文化娱乐设施的完善，促进了近现代汉口娱乐业的兴盛。在近现代汉口的舞台上，名角荟萃，好戏连台，“营业极为发达”。例如，1919年阴历五月初一，“新市场”正式开张营业，一时间武汉三镇男女老少齐集，“趋趋跄跄，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创汉口空绝之奇观，备吾人娱乐之妙境，武阳夏(武昌、汉阳、汉口)三镇士女，连袂而来，诚盛极也”。

文化娱乐业的商业化进程，为汉口社会“私人领域”的成长提供了社会条件。晚清以前，戏剧、曲艺等大众娱乐形式在农村多为酬神许愿的庙台戏和草台戏，是一种间断性的节庆演出。在城市则多为在王府、官邸、豪门望族的私室中或会馆中演出的堂会戏，它们更多地是一种身份、地位的标志，大众化和商业色彩较弱，算不上是大众商业化的娱乐产品。清末民初，近现代都市戏院茶园业的兴起，吸引众多的民间艺人和戏班来演唱卖艺，百戏杂技，“终岁笙歌”，茶园酒肆逐渐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游艺和演出中心，大众娱乐业于此进人到一个商业化运作的时代。近现代新式文娱活动中心和文化娱乐行业的出现，为私人领域的成长提供了一种基于市场交易上的“合法性”，市场的交易法则为“私权”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屏障。近现代都市商品经济的发展，确立了市场交换原则，政府“公”权力开始受到市场规律的遏制。商品市场上的行为“受到了公平交易这一意识形态的保护，因而公正应当能够彻底战胜权力’，。文化娱乐市场的交易公开化，迫使“公权”从文化娱乐市场上退缩，把文化娱乐的选择权还给个人。个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传统社会强加给他的许多伦理性限制，甚至按照个人的兴趣爱好、习惯来选择文化娱乐消费。

这一重大变化使得文化娱乐业的私人性日益显现出来，娱乐休闲成为人们的私人生活方式。娱乐生活私人化的意义在于，文化娱乐不再是生活的“奢侈品”，而是生活的基本方式，文化娱乐空间的扩大和文化娱乐内容的多元化表明近现代都市中私人领域的形成。近现代“私人领域”的发展进程，是人们观察公共领域发育状况的参照物。在国家公中国近现代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与公共领域的生成—以汉口为中心的研究权覆盖整个社会生活的特殊时期，既不存在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私权”，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私人领域的出现是公共领域存在的前提。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由资产阶级的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领域。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出现以“公权”与“私权”的分离为基础前提。得到“公权”保护的“私人领域”的出现，被认为是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就近现代汉口的情况看，“私人领域”的成长过程，主要表现为一种“民间私权”与“国家公权”博弈的过程。近现代大众文化娱乐业的市场化和商业化促进了国家公权与私人领域的分离，迫使国家行政权力从文化领域内收缩其势力范围，从而为近现代都市公共领域的成长让渡出基本的发展空间。

清末民初，国家对于文化娱乐业的管理，一般以禁止为主。如1917年元月5日汉口《大中华日报》报道:春节期间，黄破、孝感及黄州等地“藉酬神”演唱花鼓戏，“省长署为维持风化起见，训令各该知事，责成警佐协同团绅查禁”。1919月，湖北督军兼湖北省省长王占元伤令武汉市教育、警察两厅，对“近日武汉坊间所售及戏园所演各剧本”进行调查，详细抄录，规定今后非经过教育部审批，不准上演新剧。1923月，汉口警察厅厅长周际云通知洋务公所并转法国领事 馆，要求法租界禁演花鼓戏。1924 年春节， 湖北省长公署训令各县知事，“如有演唱上 项淫戏(花鼓淫戏) ，及玩灯赛会等事，务须 严加禁止”。1925 月，据《江声日刊》报道:法领事为应付汉口市政府禁演花鼓戏 的函件，派法捕房勒令共和、天声、春仙三家 戏园停业。1928 月28日，湖北省省长 公署训令各县知事，农历新年期间，禁止玩灯 赛会，演唱花鼓戏。 但是，民初政府对文化娱乐的控制受到文化娱乐业日益商业化的抗拒。一种以市场 和利益为指归的文化经济行为试图脱离政府 的控制范围，努力开创自己的发展空间，体现 为一种“私权”对“公权”的反动，以及“公 权”在大众文化娱乐领域的“退守”和“让 渡”。

如1912 年，汉口的宁波商人郑善生看 到黄孝花鼓戏(楚剧) 受市民欢迎，可以赚 钱，不顾政府三令五申的禁令，顶“风”而上， 将其在租界的东华园浴池楼上改建为演出场 所，取名共和升平楼，邀朱福全、严少卿、江秋 屏等组班人园演出。民国时期，汉口娱乐市 场的不断发育和商人对娱乐业的积极参与， 赋予了楚剧、曲艺等“贱民”具有了“抗命”政 府的勇气。据《江声日刊》载，有一次，汉 士绅联名呈请，要求政府向法领事交涉禁绝花鼓戏，以维“风化”。法捕房派人赴共和、 天声、春仙三戏园，限令于三日内答复。“该 三戏园邀请股东王少卿、曹熙白、郑胖子等十 余人，在春仙戏园会议对付办法。并闻有某 园股东邓某，竟代该戏园划策，主张向反对者 民国时期，汉口的文化娱乐业已经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其所拥有的商业价值使它 在获得广泛支持的同时也拥有对抗权威的勇 气和力量。基于“市场公平交易意识形态” 这种初始的思想动机，剧场主和艺人代表的 “私权”开始与政府“公权”博弈，其目的是要 争取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交易”所要求的 合理“私权”，“公权”对“私权”的无节制人 侵受到越来越坚决的抵抗。民国政府已经难 以像明清的朝廷那样，拥有对文化舞台绝对 的控制力。

如对汉口日益兴盛的楚剧演出， 政府屡次严禁，但却遭到艺人越来越强烈的 抵抗。“当局屡欲禁止，奈业是者，倚租界为 护符，讫未实行”。在资本主义市场中浸润 了“公正公平自由交易意识”的娱乐业，注定 要抗击阻碍其实现商业化和利益化的“公 文艺研究 2007 权”，在这种公权与私权的博弈中，汉口的楚剧、曲艺、杂技等一批大众娱乐形式成为汉口 市民的大众流行文化。私人领域的扩张正是 大众文化娱乐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土壤。 二、大众文化娱乐业的崛起与 近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成长 近现代“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 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各种社会中介组织的 建立。就文化艺术行业而言，艺人行业的出 现以及对现代公共场所的利用，是推进近现 代公共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 人权思想受到社会各界的颂扬，一直被压抑 的汉口艺人群体出现了普遍的自我意识觉 醒，他们要求在新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表达其 团体意志。1927 年的大革命运动以后，汉口 艺人们先后建立了汉剧公会、湖北剧学会、楚 剧进化社、楚剧同学会、汉口评书研究会等新 型行业组织，直接推动了作为近现代城市公 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组织” 的发展。

社会中介组织的成长，推动了近现 代社会“公”领域的扩张。 1927 年大革命运动为演艺行业在民族 革命的旗帜下完成行业力量的整合提供了机 遇，而1927 年的经验又成为 1938 年武汉演 艺界在文艺救亡运动中进行更大范围的思想 和组织整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汉口文化娱 乐行业在促进近现代“公”领域发展过程中 的作用，在1938年武汉文艺救亡运动时达到 了一个高峰。1937 日，武汉文艺界发起成立“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参加武 汉抗敌后援会工作，并组织歌咏队，动员和组 织各种文化团体，开展文化界抗敌宣传工作， 并发表“促全国文化界总动员宣言”。1937 月，武汉戏剧界商讨筹组剧协会，统一组织，增加抗敌宣传力量，推举 11人为筹委负 责进行，武汉剧人及各剧团代表60 余人，在 汉口市党部商讨统一组织问题。1937 日，武汉市的歌女成立救国会。1937年12 月，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筹备成立，这 是对武汉文化界力量的一次大整合。它的成 立，标志着武汉文化界的文化救亡运动由一 种“个体自觉”转向一种“群体自觉”的新阶 1938年后，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 武汉地区的文化救亡运动持续高涨。当时， 国家政权开始对民众组织采取认可和推动的 态度，使集中在武汉的文艺界人士受到鼓舞， 文化团体的组织开始超过武汉地域的范围， 造就了一种全国性的融合和团结。1938 月16日，“武汉木刻人联谊会”在汉成立。5 日，该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筹备会。6 月12 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 协会”在汉口花楼街培心小学成立。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