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畜牧业的现代化伴随着世界工业革命兴起和升级迭代而发展，经历了“起步—破坏—升级迭代—成熟”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逐渐形成了草地畜牧业的“澳新模式”，工厂化畜牧业的“北美大农场模式”和“欧洲中小农场模式”，代表着当今世界畜牧业的最高水平。我国畜牧业从传统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也恰如我国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一样，发展速度“惊人”，但毕竟起步晚(较之我国工业更晚)、基础差、经验少，与当今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很大差距。总体来说，我国的现代畜牧业目前还处在大而不强的迭代升级阶段，任重而道远。

新的历史时期，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时代赋予“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和“乡村振兴”之“产业兴旺”等历史使命，对畜牧业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国务院就此颁发了《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31号)。故，探索符合现代畜牧业发展规律，以及符合我国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社会经济特征的现代畜牧业发展道路即现代畜牧业的“中国模式”，十分必要。

一、我国现代畜牧业的发展环境

随着社会和行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为我国畜牧业的现代化发展和迭代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法规政策不断完善、科技力量不断增强、社会认同度和参与度越来越高、资本来源越来越充足，推动了我国畜牧业水平和养殖规模不断攀升，猪、蛋鸡、羊、兔等养殖规模长期稳居世界第一，高者如猪甚至高达50%以上。但按照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内涵要求，对比当今世界先进水平，不难发现我国畜牧业在产业链发展、社会化服务、科技水平、法制建设等诸多方面还有很多不足，我国畜牧业的现代化发展还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可用自然资源受限。我国可用自然资源中，草地近4亿公顷，占国土面积41.7%;可耕地1.3亿公顷即19.5亿亩(其中基本农田18亿亩)，占13.5%，人均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林地面积1.6亿公顷左右，占16.6%，人均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由此可见，可用于我国畜牧业发展的最大资源是草地，但其中有1/3退化、沙化;可用耕地至多只有1.5亿亩可以利用;而林地几乎没有能利用的余地。因此，留给我国畜牧业发展的自然资源(以下简称“畜用资源”)十分有限。

2.环境保护与公共安全压力巨大。正因为畜用资源十分有限，我国养殖密度过大，特别是生猪养殖的密度十分惊人，又以整个南方地区为甚，以至于可以用“全世界一半的猪养在中国一半的土地上”来概括现状，环境保护的压力不言而喻，由此引发的动物疫情也令人堪忧。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畜牧产业还没有真正实现布局的区域化，畜产品特别是活畜禽流通十分频繁，由此引发的动物疫情、食品安全等问题相当突出。因此，环境和公共安全面临着压力巨大。

3.优质种质资源制约。我国地大物博，畜牧业的种质资源原本十分丰富，但因保护不力、开发利用不足、育种滞后等原因，导致一些优质种质资源流失或消失，符合现代畜牧业集约化生产要求的自有种源严重缺乏，行业迭代升级面临着缺“芯”少种的局面。我国养殖业，特别是猪、牛、蛋鸡等长期以来都依赖引种发展，不仅浪费国家大量的外汇，而且导致我国动物疫情频发、多发。

4.动物性食品消费变化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对动物性食品的消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是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二是对品类的需求不断多样化。

品质方面，时有发生的动物性食品安全事故，致使人民对我国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的消费信心不足，即使在动物性食品安全质量显著改善的今天，人们对饲料养殖的动物性食品仍心存不少疑虑。

品类方面，随着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人民群众的膳食结构、消费习惯也不断变化，尤其是90、00代逐渐成为重要的消费者后，猪肉、鲜销肉品的消费比重不断下降，牛羊等其他畜禽动物性食品、加工成型的动物性食品的比重不断上升，对我国现有的畜种结构提出新的挑战，也对高品质的动物性食品加工业提出了要求。

5.资本与科技融合不足。大资本进入我国现代畜牧业，促进了行业的升级迭代，但也出现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盲目争取国家扶持资金等投机现象甚至违规违法行为，妨碍了行业持续、健康发展。近10多年来及最近大起大落的“猪周期”现象，背后的诸多因素中，资本对行业的重大影响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行情看涨，资本蜂拥而上，忽视养殖的基本规律和技术要求;行情下跌时，资金紧缩，养殖必需的物资条件有时又得不到充分保证，科技的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资本与科技很难有机融合。

6.国家博弈的冲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复兴、西方现代文明衰落等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不遗余力地阻碍我国发展成为一种“新常态”，这也对我国畜牧业的现代化发展带来冲击。这些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贸易保护、科技壁垒，乃至破坏等激烈方式阻碍我国畜牧业的现代化进程。当下畜牧生产原料上涨、养殖成本飙升就是例证。

二、我国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必须立足自身，坚持“融合性发展、集约化生产、市场化经营和现代化管理”的发展思路。

1.融合性发展。农牧业要健康持续、健康发展，归根到底要实现良性的“三物循环”，脱离良性的微生物环境和健康的种植业发展，现代畜牧业也无良性发展的根基，生态循环的种养结合等绿色生态模式才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必须融合各种关联要素。2005年，国家正式出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为产业的融合性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也促进了行业近些年来的高效发展，应当进一步深化和优化，推动行业又好又快地走向融合性、生态化发展道路。

2.集约化生产。受畜用资源制约，我国畜牧业发展只能走“环境绿色友好、资源利用高效”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必须走有条件(约束条件)的集中(规模化)发展路子。这就要求按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和环境保护要求合理布局畜种结构和养殖规模，杜绝盲目发展。

3.市场化经营和现代化管理。集约化生产经营，企业是主导。行业的高效、健康运行，必须借鉴和运用现代化企业管理的相关制度，坚持市场为导向，以市场需求引导行业发展，特别是要用现代食品观引领动物性食品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发展方向，以此规避行业的市场风险。

三、现代畜牧业“中国模式”的初步构思

遵照现代畜牧业布局区域化、养殖集约化、品种优良化、经营产业化、服务社会化等核心要求，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现代畜牧业“中国模式”的基本框架做如下初步构思。

1.食品导向优化畜种结构和养殖模式。政府或行业主导建立健全动物性食品消费大数据，密切追踪人们膳食结构的变化，变“养什么吃什么”为“吃什么养什么”，健全大宗畜产品预警机制，设立如猪、鸡等容易产能过剩畜种的养殖规模红线，不断优化我国的畜种结构，最终形成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畜种结构模式。就当下人们膳食结构变化的基本态势而言，我国畜种结构应从“猪主导”向“猪牛主导”转变。

安全和营养是食品的关键要素，风味是人们对食品的更高要求，或者说是我国人民对食品的独特要求，由此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三要素”。目前所使用的外来品种和现代养殖技术能充分保证动物性食品的安全和营养，但很难保证其风味。而我国特有的畜禽地方品种和诸如放养等传统养殖技术恰恰能弥补现代化养殖的不足，应当加以重视和引导。我们应当在畜禽品种、饲养技术、养殖方式等方面探索和逐步形成符合我国食品观的养殖模式和技术标准。

2.做实约束条件，坚守绿色发展。无论是代表当今世界先进畜牧业的“澳新模式”的草地畜牧业(以下简称草)，还是“欧美模式”的工厂化畜牧业(以下简称工)，可用土(草)地、环境保护、技术、资本都是现代畜牧业必须全面做实的约束条件。

可用土(草)地是前置约束条件，环境保护是持续发展的核心约束条件。因此，我国畜牧业发展必须坚持“宜草则草，宜工则工”的原则不动摇，坚定杜绝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短视行为。根据我国可用土(草)地分布情况，我国应当形成“南猪北牛”的良性发展局面，各地也应当按此原则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资本和技术虽然相对容易导入，但资本只有和技术高度融合才能保证畜牧业健康发展，才能避免资本的炒作和投机行为。其二者不可分割，当建立健全如养殖规模与关键专业人才比之类的约束机制。

3.实行产业链区域性监管，确保公共安全。畜牧产业链的生产、加工、流通、中介等各个环节都关系到食品安全、人畜共患病等公共安全问题，需健全安全防范制度和监管机制。产业链的这些环节中，流通环节监管难度最大，也是目前问题最多的环节(ASF流行期间尤为突出)，其根源就在于其流动性，因此要控制或杜绝其安全隐患，就必须控制各环节的流通量和流通距离，特别是活畜禽的流通，产业链布局区域化和实行区域性监管自治势在必行。畜牧产业链的区域划分应根据同一畜种的养殖规模和地域范围划分，可以突破现有行政区域范围建立联动机制，以满足监管区域内产业链良性闭环运行条件即可行。中南六省、西南六省先后建立的ASF联防机制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应当深化和完善。

国办发【2020】31号文件中明确规定了各类动物性食品的自给率，界定了动物性食品供给的“国家安全”地位，其“供给安全”也就归属为公共安全范畴。在产业链区域性监管过程中，要兼顾各类公共安全，避免忽视“供给安全”。因此，应当建立如ASF之类重大疫情的公共安全应急管控机制，并明确规定：在保证食品安全、动物疫情和人畜共患病科学管控的情况下，允许合格畜产品一定区域范围内流通或就近收储，以此规避因无法合理合规流通而造成的生产锐减或中断、供给严重短缺等重大风险。

4.重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体系。田间到餐桌，关联社会需求、养殖环境、畜种结构、养殖规模等决策性环节，关联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运行性环节，需要在畜产品安全保证、技术支撑、信息收集运用、法制保障等方面构建政府决策、行业联动互助、企业生产经营、社会服务与监督等完善的社会组织和运行机制。过往和现有的很多民间社会组织，如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牵头的协会，常常因为社会责任不明确、利益分配得不到充分保证、监管约束乏力等原因，很难履行上传下达、指导带动、互助共进等职责，需要重新构建。根据我国国情，应当建立起“官方机构—半官方机构—企业主导的行业协会—一线互助组织”之类的社会组织体系，尤其是要加强承上启下的半官方机构建设，明确界定各类社会组织的社会职责、效益分配制度、联动机制、问责制度等，真正做到信息上下畅通、产业链联动互动、效益共荣共享等。

5.锻造现代畜牧业的“中国芯”。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由政府牵头挂帅，集中企业和社会各方力量，全力推动符合现代养殖和动物性食品要求的“中国系”优良畜禽品种的选育工作，力争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突破1～2个品种，并在全国推广应用，逐步锻造我国畜牧业的核心竞争力。《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的执行，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6.完善法制建设。紧紧围绕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产业链等各个环节，包括动物福利，加快法律法规制度完善，丰富执法手段，加大执法力度，建立健全行业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确保行业健康、高效、持续发展。

中华文明的基本底色是农耕文明，我国农牧业的发展与进步一直与中华文明不断丰富相伴而行，其现代化也从中摄取了智慧源泉和创新动能，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世界未来的现代化畜牧业应当也必然有中国创造，即“中国模式”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