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和策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为毛泽东提出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命题。这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深入理解这一命题的历史依据，把握其核心要义，对新时代新征程正确制定与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关于情况的通报》中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毛泽东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有其现实针对性，即检讨和纠正当时土地改革等各项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同时也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党的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谈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时就指出：“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同上，第58页）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领导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军事斗争上“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同上，第51页）；在土地问题上“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在政权建设上“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同上，第51页）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同上，第51页），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取得巨大的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政策和策略提高到具有决定作用的地位，并与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相联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开展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总结过去和国民党关系的经验时认为，共产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实现抗日领导权的重要条件之一。而所谓的领导权，“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基于此，毛泽东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并强调：“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同上，第769页）正是因为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并认真贯彻执行，才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克服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危机，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刻，毛泽东更是从生死攸关的高度来阐述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1947年9月，随着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各解放区迅速掀起新的土地改革热潮。然而，土改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发生“左”倾错误，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告诫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6页）毛泽东反复向各级党组织解释和强调党的政策和策略，及时纠正各地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错误倾向。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十二月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总结了前一时期解放战争的经验，制定了新形势下党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具体纲领和政策。随后，根据“十二月会议”精神，毛泽东又先后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一系列指示和决定，阐明党在土地改革、统一战线、政权建设、工商业保护等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和策略，并突出强调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

在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漫长过程中，也曾多次发生过因政策和策略失误而导致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甚至失败的情况。北伐战争初期和中期，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上实行了基本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工农运动也进入高潮。但是，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势力日益膨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难以适应复杂的形势，在一系列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犯了妥协退让的原则性错误，自愿放弃对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革命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致使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北伐战争走向失败。1931年，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王明通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他无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又转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反对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其错误路线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农民土地问题上，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王明采取的这一系列错误政策，使党的组织、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极为惨重的损失，党和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纵观中国革命史，每当中国共产党制定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时，党的事业就会顺利发展并取得成功；每当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出现失误时，党的事业就会遭受重大挫折甚至失败。同时，在因政策和策略失误而导致革命事业受挫后，又因中国共产党能够自觉及时地纠正错误，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从而使革命事业脱离险境、转危为安。因此，政策和策略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也是这样。

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深刻内涵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政策和策略重要性的高度概括，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政策和策略思想的精髓。这一重大命题的科学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策和策略是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同一定的政策相联系的，都是在实行某种政策。毛泽东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6页）正确的政策取得成功，错误的政策导致失败。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主要是因为我们党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和策略，从而能够实现党的政治目标。

政策和策略是实现党的总路线和完成党的战略任务的重要保证。党的总路线规定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在一定阶段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和战略任务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和依据。一个革命政党要取得革命的成功，不但要根据自己的政治目标提出自己的总路线和战略任务，还要制定出实现党的总路线和战略任务的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既要依靠正确的总路线、总政策，也要依靠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实现。毛泽东认为：“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在反帝反封建的总目标下，中国共产党若是不能根据社会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及时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党的总路线和战略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就会使党的革命事业遭受挫折。

政策和策略是实现全党思想意志团结统一的基础。保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是党坚强有力的重要条件。而要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高度一致，就需要经常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去教育党员干部，把全党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上去，按政策的界限要求规范全体党员的言论和行动，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些政策和策略。毛泽东批评党内一些不重视政策和策略的错误倾向，指出“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是，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页）。因此，毛泽东要求他们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以及根据这种结果作出的自我检讨一并向党中央作报告。毛泽东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全党的思想与工作统一到党的政策上来，从而使我们党在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真正做到团结一心、步调一致，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党。

政策和策略是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把广大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建立了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减租减息”作为这一时期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调整了阶级关系，实行全民抗战。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土地改革，适时地把“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把封建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使人民解放战争得以胜利进行。由此可见，要使人民群众相信党、拥护党、跟党走，党制定并实施的政策和策略就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让人民群众得到最大的实惠。否则，就必然会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使党失去民心。

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新时代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00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团结一致向前进，之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瞻远瞩、见微知著，既解决现实问题，又解决战略问题，准确判断和把握形势，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任务、政策策略。当前，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国内局势，要求我们更加重视毛泽东“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思想，在新的形势下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正确制定与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项政策出台，不管初衷多么好，都要考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考虑实际执行同政策初衷的差别，考虑同其他政策是不是有叠加效应，不断提高政策水平”；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执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日）我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住这个最大国情，制定任何方面的政策和策略也都要立足于这个最大实际。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发展每个阶段的新特点，按照客观实际制定和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

正确制定与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必须以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为最高标准。毛泽东指出：“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是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因此，“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同上，第1096页）。制定和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就是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党的政策和策略错了，就必然会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政策对老百姓好，才是真正的好。”（习近平：“统一思想一鼓作气顽强作战越战越勇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人民日报》2019年4月18日）因此，在每一项政策制定前，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制定能够代表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和策略；在每一次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不犯错误，把党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正确制定与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必须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是制定和执行政策和策略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善于把方针政策的原则性和对策举措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站稳政治立场、坚守政治底线，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工作方式方法。”（“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人民日报》2022年7月31日）“既不能以灵活性损害原则性、又不能以原则性束缚灵活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07页）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国家里制定和执行各项政策，必须要有很强的原则性。对于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各地区和各部门必须全部遵守、认真执行，但又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加以创造性地和灵活地执行，采取不同的策略，把党和国家的政策更好地落到实处。

正确制定与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必须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大国治理必须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切不可朝令夕改、政策多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同上，第348页）凡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就必须继续坚持，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凡被实践证明是不完全正确甚至错误的政策，就必须改正或者抛弃，不能机械地讲稳定性和连续性。在涉及体制机制问题上，既要保持稳定，不能轻易变动，又要考虑社会的发展进步，在尊重科学的基础上，积极创新、与时俱进。

当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不断提高掌握与运用政策和策略的能力水平，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开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作者：李佑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