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的田饶给鲁哀公打工多年,却得不到重用。
有一天,田饶忍无可忍,向鲁哀公摊牌了,说:“您看过鸡吗?鸡有五德,头上戴冠,文也;鸡脚有力,武也;敌人在前敢于打斗,勇也;看到食物相互招呼,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可您每天拿它煮汤喝,这是为什么?因为它养在鸡圈里,离得近啊!”
于是,田饶向鲁哀公辞职,说我不当“鸡”了,要像天鹅一样飞走了,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之后,田饶跳槽去燕国,当上宰相。
在这个故事中,田饶称赞鸡为“五德之禽”,却不愿活得跟鸡一样,只因每个人对鸡司空见惯,即便每天都离不开它,也不会重视它。
然而,作为人类饲养最普遍的家禽,鸡在中国历史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身兼文、武、勇、仁、信的“德禽”,与先民相伴,一同淌过历史的河流,走过漫长的岁月。
01
家鸡的祖先,是一种被统称为“原鸡”的野生动物。
直到今日,中国的广西、云南、海南等地,以及南亚、东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缅甸、越南等国的森林中,还生活着好几种尚未进化的原鸡。这些原始形态的鸡头上多长着肉冠和肉垂,羽毛艳丽,后肢强健,趾端有钝爪,翼短,可在草地上作短距离的低飞。
人类祖先对原鸡进行驯化和饲养,逐渐将其培养成了家鸡。而说起鸡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更是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观。
据英国学者艾丽丝·罗伯茨所述,家鸡可能是以亚洲为起源地,踏上了“征服”世界的道路。
公元前2000年,鸡已经从印度河流域传到了伊朗,然后沿着中东沿海岸线到达希腊,再越过爱琴海到达意大利。另一条路线是,鸡从中国出发北上,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入欧洲。无论是哪条路,当鸡来到地中海地区时,迈锡尼人、米诺斯人和腓尼基人经营的海上贸易路线,将这些家禽带到欧洲各地的城镇中。
另外,根据基因研究,在大洋洲、美洲的鸡中,也可以发现人类及其家禽远渡重洋迁徙的踪迹。这表明,早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太平洋岛民就与美洲有过接触,甚至将家禽传入美洲。
另一方面也说明,鸡这种家禽易于饲养,繁殖能力极强,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是人类必不可少的蛋白质与脂肪来源。
现在,世界上有人繁衍生息的地方,几乎都可以看见鸡的身影,很多人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鸡。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是最早驯养家鸡的文明之一。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北武山磁山遗址、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都出土有大量的鸡骨。
其中,磁山遗址中的鸡骨主要是跗蹠骨,即鸟类腿以下到趾之间的部分,这类骨骼可以较好地保留下来。专家发现,从这些鸡骨中可以看到先民有意识挑选的痕迹,可见其很可能属于驯养的早期家鸡,而其年代约在公元前5400年,距今已有7000多年。
鸡是最常见的家禽。图源:摄图网
02
有了养鸡的历史,自然就衍生出关于鸡的文字。
在商代后期都城遗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鸡”的象形字很像一只公鸡的形状。后来演变为形声字,以“奚”为声旁,即“雞”。
在这个字里,“奚”上面是一只爪,下面像是被绳索捆绑着,表示鸡的腿、爪被绳子绑着进行饲养或贩卖,怕它飞跑,也体现了鸡被驯化的历史。
甲骨文中的“鸡”。图源:网络
西周时,为了养鸡,专门设有“鸡人”一职以掌“鸡事”,也就是负责掌管祭祀所用的鸡和报晓事宜。此外,还有以“鸡”为标志的职官,如《周礼·春官》中有载,“工商执鸡”。
负责管理手工业者和商贾的官员,跟鸡有什么关系呢?古人认为,“欲其趋时而动,故执鸡”,这是说,为朝廷服务的工艺制造和商业贸易必须守时,而鸡能“应时而鸣”,是守时的动物,便以“工商执鸡”来指代负责工商事务的官员。
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大规模的养鸡场。
《吴地记》记载,吴王夫差曾筑城以养鸡,“吴县……东二里有豆园,吴王养马处,又有鸡坡”。《越绝书》则说,越王勾践也建了个大养鸡场,叫“鸡山”(“鸡山,勾践以畜鸡”)。为了伐吴,勾践用鸡山上养的鸡供给一批骁勇善战的死士。
夫差与勾践这对冤家都热衷于养鸡,可见,鸡在战争年代是重要的战略资源,而吴越两国能够先后争霸,也离不开积聚粮食、充实仓廪的政策。
秦汉时,养鸡之风更盛。
古人养鸡,有所谓“鸡栖于树”的说法,也就是采用“树栖”的放养法。
汉代大儒刘向写过一位被称为“祝鸡翁”的养鸡大师。祝鸡翁一家祖孙几代住在洛阳北邙山下,以养鸡为业,靠卖肉鸡和鸡蛋致富。祝鸡翁养鸡千余只,每一只都取名字,并在树上为其筑巢,他们家的鸡“暮栖树上,昼放散之,欲引呼名,即种别而至”。
祝鸡翁养的鸡很奇特,而他本人也很传奇,靠养鸡赚得千万钱后,祝鸡翁又举家迁徙到吴地,二次创业,开了个“养鱼池”,堪称汉代农业大亨。
事实上,汉代已经有了用来圈养鸡的鸡舍,考古中也经常有汉代鸡舍模型出土,但栖于树上是鸡的天性,汉代人在养鸡过程中不断观察鸡的生长习性,才采用“树栖”法。后来,晋代的陶渊明在诗中写道,“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便是描绘当时农民养鸡的画面。
远在大汉帝国边缘地区的岭南一带也盛产鸡,还有“以鸡代租”的记载。汉文帝时,赵佗治下的南越国不以货币交纳租税,只收取适量的实物租。
出土于南越国宫署御苑遗址的一批木简中,有“野雄鸡六”“野雄鸡七,其六雌一雄”等记载。考古学家麦英豪认为,这里的“野雄”是地名,应该是出产良种鸡的地方,由于鸡的繁殖力极强,每户年纳六七只鸡,也称得上“政简刑清”了。现在,广东餐饮文化还有“无鸡不成宴”一说,看来广东人嗜鸡的传统也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
[宋]王凝《子母鸡图》。图源:网络
03
位于河南洛阳吉利区,黄河北岸的三座距今约1700年的西晋时期墓葬中,曾经出土14枚涂有红色颜料的鸡蛋,这种现象具有深层次的象征意义。
在中国文化中,红色鸡蛋被视为祥瑞之物,可辟邪禳灾,也寓意喜庆。直到今日,作为南迁中原汉人后代的客家人、潮汕人等,每逢喜事还有赠送亲友红色鸡蛋的习俗。这种惯例源自古中原礼俗,也体现魏晋时期养鸡业的发展。
魏晋时期,养鸡人发明了栈鸡饲养技术,平时把鸡关在笼子里喂养,让鸡少运动,使母鸡早熟产蛋多。同时,更多人像汉代的祝鸡翁一样,将养鸡业由半自给半交换型转向商品出售。
《晋书》记载,有个大臣叫郗诜,由于学识渊博被举荐为议郎,深得皇帝的赏识,有“蟾宫折桂”的美誉。
但郗诜乃一介寒士,家中贫困,其母重病在床。郗诜事母至孝,果断辞官还乡,照料母亲,并在之后处理母亲的丧事。
按照士人的礼节,郗诜应该用车马拉着母亲的灵柩到一处风水宝地安葬,但郗诜家贫,既无车马,也没钱为母亲修墓地。于是,郗诜先将母亲假葬于堂屋之后,并在墙上凿一个门洞,每天早晚哭拜。
孝顺的郗诜想尽方法要为母亲风光大葬,在守丧期间,他养鸡、种蒜,干起了农产品生意,三年间用卖鸡和蒜的钱买了八匹马,终于可以用马车拉着母亲的棺材,到山里下葬。经过此事,郗诜声名远扬,更加得到朝廷重视,复出后出任雍州刺史,为官公正清廉,深得百姓拥戴。
从郗诜养鸡致富的经历,也可看出魏晋时期养鸡业的繁荣。
南北朝时,贾思勰对历代养鸡方法进行总结,记载于其传世名著《齐民要术》中。
在《齐民要术·养鸡篇》中,贾思勰的一些观点如今看来也有一定科学依据。
比如选择孵小鸡的种蛋,贾思勰认为,“取桑落时生者良”,桑落即桑树果实成熟时,即每年春末夏初的时间,此时母鸡正值产蛋高峰期,孵化的小鸡成活率较高。
贾思勰说,选择产蛋的母鸡也很重要。他说,如果母鸡“形小、浅毛、脚细短”,就会恋窝,爱孵蛋,但是产蛋量少;假如母鸡“形大,毛羽悦泽,脚粗长”,就会四处游荡,随处产卵,但是鸡蛋容易遗失。
《农政全书》中还记载了一种当时较新奇的“养虫喂鸡”之法:
二月,先耕一亩作田,秫粥洒之,刈生茅覆上,自生白虫。 便买黄雌鸡十只,雄一只,于地上作屋,方广丈五,于屋下悬箦,令鸡宿上。 夏月盛昼,鸡当还屋下息。并于园中筑作小屋,覆鸡得养子,乌不得就。
这是说,在二月的时候,先耕一亩田,上面泼洒秫米、稀饭,割取新鲜的茅草覆盖地面,如此自然会生出白虫。接着买十只黄母鸡,一只公鸡,它们可以虫为食。再盖一间小屋,在屋顶下悬搭棚架,让鸡栖宿在上面。夏季天气炎热,即便是在白天,鸡也会回到屋下来休息,母鸡会在小屋里面孵小鸡,而乌鸦之类的鸟无法来侵扰。这样养出来的鸡更加肥美。
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农学家,贾思勰也是一个知名“吃货”,在《齐民要术》中写了好几种南北朝时期的鸡肉及鸡蛋美食。
比如“炒鸡子法”,也就是炒鸡蛋,做法与现在如出一辙,“(鸡蛋)打破铜铛中,搅令黄白相杂。细擘葱白,下盐米、浑豉,麻油炒之,甚香矣。”
还有鸡羹(鸡碎肉汤)煮法:“鸡一头,解骨肉相离,切肉,琢骨,煮使熟。漉去骨,以葱头二升,枣三十枚合煮。”
以及蒸鸡制法:“肥鸡一头,净治;猪肉一斤、香豉一升、盐五合、葱白半虎口、苏叶一寸围、豉汁三升。安甑中,蒸令极熟。”
贾思勰吃鸡特别爱下大葱,可能因为他是标准的山东大汉,青州益都人氏,这个地方现在叫寿光,以盛产蔬菜闻名。
《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炒鸡蛋”。图源:网络
04
《新唐书》记载了一件有关鸡的趣闻。
贞观年间,大臣马周经常出差,巡视州县,纠劾不法官员。马周为人谨慎,却有个嗜好,就是吃鸡,无论走到何处都会要求厨子给他准备些鸡肉。
当时,唐太宗李世民下达禁令,要求京官外出时避免铺张浪费、搜刮扰民,因而不许吃肉。
有个小吏听说马周到哪儿都要吃鸡,便认为他违反了唐太宗的命令,上书弹劾他。不曾想,唐太宗十分看重马周,特意为他开脱,便回复那个告状的小吏,说我禁止京官外出吃肉,是怕地方州县因此花费太大,但并未禁止他们吃鸡啊!小吏小题大做,没有占到便宜。
这里与其说唐太宗“双标”,倒不如说是因为鸡的繁殖比猪、羊等牲畜更容易,所以唐太宗不将其归入大肆铺张的“吃肉”之列。
唐代,上到宫廷,下到民间,都爱养鸡。唐玄宗在位时,宫中设有养鸡的“鸡坊”,养有各类鸡一千多只;中晚唐时期,宰相李德裕被贬崖州,看到当地“居人多养鸡,往往飞入官舍”。
[元]赵雍《明皇观鸡图》。图源:网络
除了养鸡、吃鸡,唐代还风行斗鸡的游戏,甚至到了狂热的程度,几乎可以与骑射比武相比。初唐诗人王勃在长安做博士时,就是因为替沛王写了一篇贬低英王李显(即后来的唐中宗)斗鸡的文章,惹怒唐高宗,遭到罢黜。
中国斗鸡历史悠久。先秦时,斗鸡专家纪渻子为齐王(一说周宣王)训练斗鸡,每过10天,王就派人询问,但纪渻子都说不能斗。等到第40天,纪渻子对使者说,现在算是养到家了,别的鸡鸣叫,它不为所动,像是一只木鸡,别的鸡一看到他,准会逃跑,斗都不敢斗。这只鸡果然每斗必胜,“木鸡”也成为一个形容人才的词语,后来才用作贬义词。
盛唐天子唐玄宗也有一个出色的养鸡人。长安人贾昌13岁就熟悉斗鸡的饲养、疾病和训练方法,被唐玄宗提拔为“鸡坊”的头目。贾昌管辖500多人,为唐玄宗养鸡,平日里按时供水,适时喂料,训练出的斗鸡格外勇猛,民间称贾昌为“神鸡童”。
唐代斗鸡成风,唐玄宗宁愿宠幸斗鸡小儿,也不愿开张圣听,如此一来,难免上行下效,败坏风气。当时民间有句讽刺的歌谣:“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热衷于斗鸡的唐玄宗老来昏聩,最终果然葬送了自己开创的盛世。
05
从宋代发明人工孵化的技术,到明代南方地区采用的“桶孵法”(利用炒热的稻谷作为热源进行孵化),经过历代发展,到明清时期,古代养鸡业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
如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载的养鸡法,与贾思勰的方法相似,在圈养的条件下,利用腐生化虫的古老经验,制造富有蛋白质的鸡饲料:
或设一大园,四围筑垣,中筑垣分为两所。凡两园墙下,东西南北各置大鸡栖,以为休息,每一旬,拨粥于园之左地,覆以草,二日尽化为虫,园右亦然,候左尽,即驱之右,如此代易,则鸡自肥而生卵不绝。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则介绍了明代各地出产的名鸡:“鸡种甚多,五方所产,大小形色往往亦异……辽阳一种食鸡,一种角鸡,味俱肥美,大胜诸鸡。南越一种长鸣鸡,昼夜啼叫。南海一种石鸡,潮至即鸣。蜀中一种鶤鸡,楚中一种伧鸡,并高三四尺;江南一种矮鸡,脚才二寸许也。”
明代欣欣向荣的养鸡业,却没有阻止这个王朝倾覆的命运,还在明朝末年煽了一把火。
明末,满洲人皇太极率领后金军攻打大凌河,明朝将领孔有德奉命从登州率三千精兵驰援。
明朝军队行军时,由所经过的地方负责安排筹措粮草,但明末政府财政能力严重匮乏,难以提供足够的粮草,而且孔有德的这支军队多由辽东难民组成,在山东备受歧视。孔有德的军队所到之处,地方官员纷纷下令闭门罢市,拒绝提供粮草。
走到济南以北的吴桥时,孔有德的士兵早已饥饿难耐。有的士兵便自己偷偷派出去找吃的,恰好当地养了很多鸡,有个兵溜到一处田庄里偷了一只鸡吃。
但是,这个田庄的主人是当地望族王象春,此人恃才傲物,当过南京吏部尚书,退休后在山东兼并土地,修了些庄园,生活富足。王象春家仆发现鸡被偷后,就把这个士兵抓起来,押送到军营。孔有德的部下起初不敢得罪当地豪强,只好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但王家的家仆不依不饶,要求从严处置,便对这个士兵处以“穿箭游营”的处罚,也就是用箭将耳朵扎透,游营示众。
此举激怒了孔有德的军队,士兵们发动哗变,当场杀死王家的家仆。此前,孔有德的老上司毛文龙就被自己人杀了,死得不明不白,如今,士兵一路上忍饥挨饿,还受此大辱,已经对朝廷彻底失望,就算孔有德不为他们做主,他们也不会再为明朝效命了。
于是,孔有德决定发动兵变,率众反攻登州,背明投金,舍不得一只鸡的王象春家也遭遇孔有德军的洗劫屠戮。吴桥兵变后,孔有德、耿仲明率领的将士以及其所部的舰队、红夷大炮及匠人等,全都归了后金。这对明朝打击极大,不仅明朝对后金构建的防御体系发生动摇,其引以为豪的“大杀器”也落入后金手中。
尽管吴桥兵变背后有着复杂的根源,但王象春家的那只鸡无疑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可说是“一只鸡引发的血案”。
清代,出现了养鸡专著《鸡谱》,对古代养鸡业进行全面的总结。书中有对鸡的良种繁育、卵的孵化和雏鸡的饲养方法作介绍,还记载了鸡病的十多种防治方法,包括“疫瘟”、“脚疗”等。
[明]朱瞻基《子母鸡图》。图源:网络
06
随着鸡走入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中国逐渐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鸡文化。
鸡是司晨动物,为知时之鸟,每到拂晓之时啼鸣,到黄昏日落时归巢,承载了古人守信、准时的文化象征。
周武王伐纣,在牧野之战前宣誓,找了个借口说:“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意思是说,公鸡会打鸣,母鸡会下蛋,这是老天安排的天理,所以母鸡替雄鸡打鸣则会败家,如今纣王听信妲己的谗言,祸害朝纲,这是亡国的征兆。
“牝鸡司晨”的典故,有时会被解读为男尊女卑的封建落后思想,但在这段历史中,周武王“牧誓”的主旨是批判纣王沉溺酒色、残暴无道。科学表明,母鸡打鸣也是一种自然现象,一些母鸡卵巢受病害侵袭或雌性激素减弱,就会像公鸡一样打鸣,属于正常的性别反转现象,并不是什么不祥之兆。
前面说到,先秦哲人称鸡为“五德之禽”,而古人也相信这种吉祥的动物可以驱邪去灾、沟通神明,认为鸡血具有驱鬼怪、去灾祸的作用。在民间传说中,鬼怪最害怕听到鸡叫声,因为鸡一啼叫,天就亮了。南朝《荆楚岁时记》记载,那时的人们在过年这一天,会在门上张贴鸡画,“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
古人不仅养鸡、吃鸡、斗鸡,还以鸡作占卜,用鸡的不同部位作卜具,此即“鸡卜”。《史记》记载,早在汉代,南方的越人“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
而今,西南地区的壮、京、侗、彝、瑶、仡佬等少数民族,仍保留了“鸡卜”的古老习俗,用来预测吉凶和买卖求财等。
由此可见,古人总是能从鸡的生活习性中得到人生感悟,形成风俗习惯。
[清]任伯年《群鸡紫绶图》。图源:网络
当古希腊思想家在辩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难题时,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在鸡鸣声中,悟出了一套治国理想:“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当古不列颠人沉溺于斗鸡,禁止食用鸡肉时,中国的智者从生活中汲取灵感,解决了“鸡兔同笼”的数学名题。
在中国人的词典中,有一种得势,叫“鸡犬升天”,有一种小事,叫“鸡毛蒜皮”,有一种勤奋,叫“闻鸡起舞”,有一种无趣,叫“味如鸡肋”,有一种警告,叫“杀鸡儆猴”。
雄鸡一声天下白,鸡与鸡文化伴随着古老的历史记忆,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华书局,2022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谢成侠:《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英)艾丽丝·罗伯茨:《驯化:十个物种造就了今天的世界》,读者出版社,2019
李零:《十二生肖中国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