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府区奇村镇畜牧养殖业

陈世琦

忻府区奇村镇地图

奇村镇历史悠久，地域广袤，地理条件较为优越。山区村庄多有草坡，植被丰富、丘陵平川村庄，多有云中河水系滋养，水草茂盛，发展畜牧养殖得天独厚。勤劳朴实的奇村镇人民群众，在镇党委和政府的带领下“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六畜兴旺，历经农业集体化进程、生产责任制改革，畜牧养殖总量、养殖规模、养殖方法不断发展优化。1989年，进入市场经济调节的历史时期，镇域畜牧养殖呈现“两升两降”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镇域粮食播种面积继续增加，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家畜家禽养殖数量和结构随行就市，商品化养殖的特性更加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镇域畜牧养殖进入规模化、标准化养殖的新时代。2008年，镇域人均纯年纯收入达到2340元，畜牧养殖业的贡献率提高明显。2015年，镇域进入脱贫攻坚战阶段，特别注重农业供给侧改革，转型发展镇域畜牧养殖事业，成为指导扶贫工作的重要抓手。准确应用市场要素，摆脱养殖增产不增收局面，为镇域脱贫攻坚做贡献。2018年，镇域全面实现脱贫摘帽，闻名遐迩的忻府区“西北乡”奇村镇，始终走在畜牧养殖致富的前列。

一、耕畜饲养

镇域各村饲养的耕畜牛、驴、马、骡，一直是农耕生产的必要资源和重要帮手。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加快农业生产发展，鼓励农民恢复耕畜饲养，忻县政府贷款150万元，引进内蒙、新疆、青海、河北等地优质种畜155头，支持耕畜繁殖改良。1952年，镇域耕畜发展为2321头，比1949年的2206头增长9.5%。进入集体化生产时期，镇域各生产队选派专职饲养员饲养耕畜，饲料充足、圈舍条件良好。1972年，镇域饲养耕畜2888头，比1949年增长30%。进入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生产队不复存在，镇域耕畜下放到个人使用、饲养。1986年，镇域耕畜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的3378头，比1949年增长77%。

1、养牛本地的变种黄牛，性格温顺耐粗饲、易驯服。牛作为耕畜，适应性强，劳役持久，无论牛犋拉犁、单牛驾耧、拉车，温顺识途，样样能行。牛草料以谷草、玉米秸秆为主，精饲料以玉米、高粱、黑豆为主。山区农家多养牛，农忙劳作，农闲放牧，人称“老黄牛”。1974年，镇域引进短角牛、夏洛来牛。1975年，镇域引进安格斯牛和三河牛，改良本地黄牛。1979年，镇域引进海褔特牛，开始肉用黄牛改良。1988年，耕畜牛渐次退出使役和饲养，肉用牛批量饲养开始进入国内国际市场。目前，奇村贾春初负责的“晋北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引进瑞典西蒙特尔种牛，采用玉米全株青贮饲料饲养取得成功，肉牛饲养存栏600头，年出栏达到300头，成为山西省养殖示范企业。2022年，在忻府区和奇村镇政府的支持下，晋北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开始进行新的发展建设。镇域刘家庄刘午祥等5户养牛专业户，共养殖肉牛311头。嘉禾村张银如等两户养牛专业户共养殖肉牛60头。蔚野村养牛专业户杜省心养殖肉牛60多头。在圈养专业户的带动下，镇域山区村民纷纷利用荒山草坡的优势开展肉牛散养，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2022年，后河堡村7户养殖专业户，共养牛160多头。

2、养驴本地毛驴，按毛色分为黑毛驴、灰毛驴和画眉驴等。性格温顺的毛驴作为耕畜，可与牛、骡配套使役，也可犋驴使役或配套达稍拉大车。驴草料以谷草为主，适当配合玉米秸秆，精饲料玉米、高粱、黑豆皆可。丘陵农家多养驴，农忙耕作，农闲驮运，人称“灰毛驴驴车”。20世纪60年代开始，镇域渐次引进广灵驴、关中驴，改良本地毛驴，在镇域耕畜驴的繁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耕畜驴最终退出使役。随着人们膳食结构的变化，肉用驴的商品性市场需求扩大，效益持续看好。镇域井沟村以及周边乡村，开始饲养肉用驴，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养骡马按照驴马交配方式的不同，生成的骡子可分为驴骡和马骡。驴骡一般个头小，性格似驴较为温顺，易驯服。马骡一般个头大，性格极具马，较为暴躁，不易驯服。养骡和马的成本较高，饲草饲料有讲究，尤其踢打、噌咬、惊吓还必须时刻留意。骡和马作为耕畜使役效率很高，但必须专人使用为宜，因此，骡马一般用于驾车使役。很长时期以来，“老把式”驾驭三套骡马大车，为奇村供销社运输货物，曾为人们羡慕不已。如今，机动车虽然取代骡马车运输，骡和马的耐力仍然在山地驮运、边防巡逻以及民族赛事、礼仪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镇域耕畜大多改为驾车运输使役，1989年，镇域耕畜饲养下降为3251头。进入新世纪以来，镇域粮食播种面积继续增加，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2008年，镇域耕畜饲养下降为1117头。2010年以后，俗称的牲灵、牲口等耕畜，基本不见踪影。随着时代的进步，顺应人们膳食结构变化的趋势，牛、驴繁殖逐渐改为肉用养殖。集约化肉用牛驴养殖，逐步成为镇域村民快速致富的重要渠道。

二、畜禽养殖

畜禽养殖与农业种植相伴相生，历来是农业种植肥料的重要来源和村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渠道。镇域村民勤劳朴素，割草喂牛喂羊、家庭养猪养鸡，成为农家生活的重要组成。畜禽产品可自产自用，又可换购短缺物品，互通有无，其乐融融。随着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畜禽养殖的社会化分工更加细化。镇域猪、羊、鸡、禽养殖，逐渐由家庭个体圈养，发展成为规模化、标准化的专业生产。商品化的属性，使畜禽养殖的经济效益更上一层楼。

1、生猪养殖猪作为农民家庭圈养的家畜之一，养殖历史悠久。农民出售自家圈养的成品猪或繁殖的仔猪，增加家庭收入。拉土垫圈沤肥，更是农业种植的可靠肥源。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饲料单一、圈养条件差、种猪品质退化等原因，镇域农民养猪数量有限。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镇域养猪仅为2233只。1953年，进入初级社时期，镇域养猪发展为2643只，家庭养猪的收入仍然有限。1955年，主要依靠农业收入的镇域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仅40元。

20世纪60年代的人民公社时期，在计划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国家鼓励农民多种粮，多养猪保障城市供应。集体为养猪户拉土垫圈，支持社员养猪积肥，争取粮食生产更大丰收，常言“圈干肚饱，猪能喂好”。为解决社员养猪的饲料不足，生产队在提留分配中，专门为养猪户每只肉猪提供饲料留粮60斤、每只母猪饲料留粮120斤，每只仔猪饲料留粮5斤。在农民口粮尚不能满足的年代，人口较多、院落较大的家庭，想方设法建猪舍、有计划购买仔猪，养猪数量迅速增加。1965年镇域养猪5172只、1970年镇域养猪6240只，约为1949年的3倍之多。那时，大家心知肚明地领回猪饲料留粮，只想先补充解决人的温饱，舍不得投入养猪。因此，仅凭粮食糠皮、餐余泔水，空闲时间挽猪草，勉强饲养成120斤的成品猪，饲养周期一般需要12个月。冬日来临气温降低，养猪消耗增加，猪饲料难以为继，因此每到腊月之前必须出栏。在计划经济时期，生猪属于国家二类统购物资，社员饲养的成品猪不可自由宰杀，必须送售奇村镇食品站或分销点按等级收购，毛重每斤收购价在0.5元左右。售猪后的社员能够得到一定数量的返还肉票和奖励布票，凭票买肉或布类等生活用品，完成“零钱攒整钱”的养猪过程。1969年，主要依靠农业收入的镇域农民，人均年纯收入72元。

20世纪70年代初，温村乡西大王村社员岳安林，发明秸秆糖化青贮饲料，尝试大型养猪的饲料科学支持。许多生产大队，积极按要求铡制玉米秸秆、塑料布遮盖发酵、水泥窖池贮青，在大队集体养猪场率先试用进行推广。镇域还引进内江、巴克夏、乌克兰大白猪等新品种，改良繁殖。后因无法完全取代普通饲料养殖，再加“猪瘟”传染病等疫病威胁，不少猪场无奈另辟蹊径。那时，奇村、石家庄、南高、蔚野、东柴、嘉禾等生产大队，大力兴办粉坊、醋坊、酒坊、淀粉厂等集体企业，利用生产渣料等副产品开办集体养猪场，初步形成种植、养殖循环利用，找到一条发展集体经济的科学道路。在过年过节之际，在完成国家生猪定购任务支援国家建设之余，集体统一宰杀几口猪，按人口为社员分发数量有限的猪肉。1976年，镇域生猪养殖9827只、1977年养猪10515只，约为1949年的4倍还多。是年，镇域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突破100元，达到105元，养殖生产的收入占比有所增加。

20世纪80年代，镇域实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集体性质的生产队不复存在。镇域开始引进优种猪，个人购买麸皮或配合饲料养猪，养殖周期明显缩短，毛重达到200斤以上，村民看到养猪的新希望。几年后，各村规模不同的专业户逐渐取代个体散养。1979年-1986年，镇域养猪数量连续10年超万，最高达到12330只，约为1949年的5倍还多。2016年，镇域32个行政村，按生猪存栏规模分类，镇域养殖农业经营户有24户，其中10头以下者1户、10—50头者9户、50—100头者9户、100—300头者3户、300头以上者1户。镇域刘家庄刘吉文等4户养猪专业户，共养猪765头，其中蔚野村蔚金褔等两户养猪专业户，共养猪120多头。2016年，按生猪存栏规模分类，镇域养猪农业经营单位有4个，其中100—300头的单位3个、300头以上的单位1个。养殖条件基本达到保温猪舍、隔槽喂料、自动饮水、粪便无害化处理，饲养环境逐渐改善。2016年，镇域生猪饲养存栏3011只。2022年，后河堡村7户养殖专业户，养猪100多只，前景广阔。如今，规模化，标准化养猪已纳入政府“菜篮子”工程计划，在市场经济的指导下，镇域加强生猪疫病防治，密切跟踪市场信息，科学安排生猪养殖，方兴未艾。在生猪养殖基本动态饱和的情况下，既要确保市场供应，稳定肉价保护消费者利益，又要有计划追求养猪效益的最大化，成为不断研究的新课题。

2、羊养殖镇域养羊的品种有山羊、绵羊两种。羊食草好管理，繁殖快成本低，养殖效益高，一直以来被视为农家“踩粪”种地、宰羊卖肉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常言“种地不养羊，孩子没有娘”。山区人家多养山羊，丘陵平川人家多养绵羊，一般以1—2只家庭圈养、随群放牧相结合进行饲养。

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镇域羊存栏10078只，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仅有34元。1958年大跃进时期，镇域引进高加索等优种羊，采用人工授精繁殖，羊存栏迅速达到70083只，比1949年增长600%，镇域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达到43元。进入集体经济时期以来，镇域不少村落，常年雇羊倌组织羊群，春季出门“走山”，远途迁徙追逐水草，直达宁武达达店高原草甸放牧。秋末归乡“溜茬”，白天捡食秋茬，夜晚卧地踩粪，为农田种植积累肥料。那时，镇域后河堡村有15个羊群，养羊达3000多只，全村平均每户养羊都在10只以上。期间，1960年—1962年，由于粮食歉收，国家经济困难，小尾寒羊繁殖改良工作基本停止，镇域羊存栏持续下降至1万只左右。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膳食结构的变化，肉用羊的需求量大增，养羊又有了新的希望。镇域养羊的方式逐渐由人工放养，改进为集约化全价饲养。1996年，镇域羊存栏8017只，比1994年的4652只，增加72.3%。2016年，镇域32个行政村，按羊存栏规模分类，镇域养羊的农业经营户发展到29户，其中养羊10只以下者3户、10—50只者2户、50—100只者7户、100—300只者9户、300只以上者8户。镇域刘家庄韩生堂等7户养羊专业户，共养羊1100多只。蔚野村蔚仁义等8户养羊专业户，共养羊2000多只。2016年，按羊存栏规模分类，镇域养羊的农业经营单位有4个，其中养羊10只以下者1个、100—300只者1个、300只以上者3个。据统计，2016年镇域养羊存栏8412只，充分体现市场经济调节的特征。2022年，后河堡村7户养殖专业户，养羊400多只，前景广阔。

3、鸡禽养殖自古以来，镇域村民家家都有散养鸡的习惯，少则三、五只，多则十几只，“公鸡叫鸣，母鸡下蛋”各司其职。为及时补充雏鸡，村民选择匀称完好的鸡蛋，凭借太阳光照射，分辨可能受精的鸡蛋，找来“落窝母鸡”抱养孵化，进行自繁自养。过去的本地鸡，产蛋不多，农村人舍不得吃。一般都要积攒起来，换购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常言“鸡蛋换盐，两不见钱”。1954年，镇域家禽养殖只有8321只。20世纪60年代，人民公社统购统销时期，上级下达鸡蛋派购任务，农村供销社用奖售的办法进行收购，鼓励大家发展家禽养殖。1969年，镇域家禽养殖存栏为19191只，比1954年的增加130%。总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养鸡方法传统、蛋鸡品种落后，禽蛋数量仍供不应求。

20世纪80年代，农村进入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时期。镇域村民学会用“煤油灯加热保温”的孵鸡方法，一次孵出雏鸡几百只，使大家大开眼界。这样一来，不但能够满足自己养鸡的需要，还向社会提供大量的雏鸡，使家庭养鸡逐渐成为禽蛋产业。后来，人们引进年产蛋288只的“二八八”“北京白”“来杭鸡”等新种鸡，尝试使用配方饲料进行“笼养鸡”，获得成功，大家喜出望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禽蛋不仅需求量大增，肉鸡也开始进入百姓的餐桌。在政策的扶持下，镇域规模化、标准化养鸡业开始兴起。1991年，镇域家禽养殖存栏达到41192只，比1969年增加114%。1995年，镇域家禽养殖存栏首超十万，达到160400只，比1991年增加289%。镇域刘家庄养鸡专业户刘成书，养鸡1000只。进入新世纪的2002年，镇域家禽养殖继续大发展，家禽养殖存栏达到449300只，比1995年再增加175%。

2003年—2005年,镇域连续遭遇非典和禽流感疫病的严重冲击损失巨大，家禽养殖几近停顿。截止2006年，镇域家禽养殖存栏下降到368708只，比2002年锐减80000多只。镇政府持续协助镇域大型养殖单位和28家养殖户，排忧解难，共克时艰。由于疫病防控外溢效应后延的影响，直到2016年，镇域家禽养殖存栏仅恢复到34829只，仍低于已有的生产能力。痛定思痛，大家终于明白，进行家禽规模化养殖，必须注重行政手段和技术措施相结合、必须做到普遍防疫与单项净化相结合、必须落实防疫承包与畜禽保险相结合，才能保障家禽养殖发展的深刻道理。

三、其它养殖

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以来，镇域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六畜兴旺。随着粮食种植面积的增加，村集体的养殖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尤其，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以来，在相关政策和市场信息引导下，镇域的其它养殖，经历多样化发展的探索。

1、养鹿鹿属偶蹄目鹿科动物，腿细长、眼凹陷、有颜面腺、多有角，胆小敏感，害怕惊扰，栖息于苔原、林区、荒漠、灌木丛和沼泽地。喜吃树皮、嫩枝和幼苗，会游泳，善奔跑，主要分布我国东北、新疆一带，属典型的草食性动物。鹿茸、鹿肉、鹿皮很珍贵，鹿骨、鹿胎、鹿鞭可入药，属于国家级保护动物。1974年、1978镇域引进吉林梅花鹿和新疆马鹿，在奇村大队和上沙沟大队建鹿场、培训养殖技术，开始人工圈养，并列入县外贸支持出口订购品种之一。上沙沟大队委派郭存玉主要负责、奇村大队委派贾黄林主要负责，养鹿数量分别发展到20多只。1983年，实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由于承包养鹿价位高、技术难度大、饲养条件和环境受限等多种原因而逐渐停养，场地转为其他畜禽养殖使用。

2、养兔兔属食草性哺乳动物，兔口上下唇较短，上唇中间分裂，属典型的三瓣嘴。兔听觉敏锐、嗅觉敏感、怕惊扰而善跑。兔的饲草主要以野草、蔬菜叶为食，饲料以玉米颗粒等为主，适应本地饲养。镇域养兔的历史较长，杂草茂盛山区村落、蔬菜较多的丘陵平川村落都有肉兔窝养、毛兔笼养的习惯。1982年，忻县外贸出口兔肉产品，并建起兔肉加工的“肉联厂”。为鼓励农民养兔，每出售2只活家兔，奖励小麦2斤。累计出售200只活兔，奖励“凤凰牌”或“永久牌”自行车一辆。1983年，镇域引进优质肉用兔青紫兰、黑优种，引进优质毛用兔安哥拉、利克斯等以及部分獭兔。人们看到养兔能致富的希望，奇村原养鹿场改为养兔场，镇域很快兴起养兔热，为增加村民的家庭收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2010年以来，由于肉类生产多样化发展，养兔的商品性减弱，兔肉出口受限而停养。

3、养蜜蜂蜜蜂属膜翅目，是一种会飞行的群居昆虫，又被称为资源性昆虫。其腰部细，头部与胸部几乎同宽，椭圆形复眼，嚼吸式口器，后足携带花粉回巢酿蜜，腹末有螫针。这种全变态羽化昆虫，在植物开花季节，从春到秋忙碌不停,以花为生完成酿蜜，也为花期的植物传受花粉，助力植物开花结果，一举两得。据调查，世界上76%的粮食作物和84%的植物需要依靠蜜蜂传受花粉。因此，人们把养蜂人的劳动，称之为具有公益性质的“甜蜜事业”。

镇域花蜜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各村都有饲养本土“中华蜂”的习惯，规模一般在三箱五箱，很少有人出门远行“放蜂”饲养。进入集体化生产劳动以来，随着农业种植面积扩大和集体林果园果木栽培的增加，政府号召并允许有养蜂技术的社员扩大养蜂规模，为农业生产服务，为集体增加收入。镇域涌现出奇村杨文民、石家庄段玉林、南高赵和平、卢二万等很多养蜂个体专业户。盛花期，他们分散劳动，在镇域寻找蜜源放养，助力植物开花结果，争取粮食和水果的更大丰收。秋末，他们动用大小车辆，甚至联系淤泥村赵家良等养蜂大户，在集体的协助下申请“火车皮”长途运输，到四川、下江南，风餐露宿，栉风沐雨追逐蜜源，实属不易。目前，随着意大利外来蜂种引进的增加，古老的中华蜜蜂分布区域越来越小，尤其平原、丘陵地区已经达到濒危的程度。蜜蜂作为植物生长的媒介昆虫，在农业种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饲养量减少，将预示着粮食作物、坚果、水果和鲜花产量将随之减少。因此，养蜜蜂应当成为镇域优化产业结构，引导村民勤劳致富，提高镇域经济总量的重要抓手之一。2012年—2013年，镇域寺坪“蜂蜜和花粉”获得农业综合开发无公害认证。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镇域一些村民致富心切，不顾自身条件，片面相信“定购包销”的信息，历经养貂、养蚕、养鸽、养鸭、养鹅、养蚯蚓、养蝎子、养火鸡、养艾虎等养殖实践，大多遭受损失，未能如愿。实践证明，发展畜牧养殖，市场引导很重要，政府指导更必要。不可头脑发热，一混而上，甚至违背规律野蛮生长，更不可片面求特、求新、求异，罔顾饲养环境以及生产和销售信息的对接，导致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再次发生。

四、病疫防治

看槽证

奇村镇地处忻府区西北部，素称“西北乡”重镇。镇域北连原平、宁武，西接静乐、岢岚，辐射周边乡村。自古以来，镇域畜禽养殖量较大，畜禽交易频繁。据历史记载，域内曾经有过牛瘟、猪瘟等疫情的发生，牛、猪死亡甚多。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注重畜禽疫病防治，提出“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方针，组建县、乡（镇）两级兽医站。1953年，镇域相继吸收本地传统兽医医务人员从业。镇域经验丰富的吕补金、刘富牢、孙连生等，应用中草药配方，春秋两季为耕畜“灌药”，逐渐形成预防、治疗、防控相结合的机制。耕畜饲养户还可凭县级畜牧兽医院统一发放的《看槽证》，按合约接受定期的免费巡诊和优惠急诊，并记入耕畜档案。保障镇域耕畜安全，顺利发展农业生产。

20世纪60年代，镇域确有个别生产队的耕畜死亡的事实，社员们围在饲养处用大锅炖煮，不管青红皂白分食，难免发生畜禽寄生虫传染等现象。1966年，“奇村人民公社兽医站”在奇村人民公社办公大院西南处，原贾先民的宅院成立并正式挂牌服务。之后陈福喜、邓褔根、段计堂等加入兽医站工作。上级部门每年调拨防疫资金，用于疫病普查和防治，深入各村开展畜禽疫病巡诊，形成防疫和饲养人员相结合的群防群治局面。1977年，奇村镇兽医站在上级机关的指示下，下乡指导各村饲养人员加强禽畜管理，每年春秋两次逐村逐户注射畜禽疫苗，开展定期免疫。他们组织防疫人员应用“马传染性贫血病弱毒疫苗”进行接种预防，开展病疫普查，及时控制疫病的发生。1979年以来，镇域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发布《家畜家禽防疫条例》，采取行政手段与技术相结合、防疫承包与畜禽保险相结合、普遍防疫与单项净化相结合，推广猪瘟、鸡新城疫免疫程序，积极开展春季普防，全年补针的措施，联防联控。针对镇域奇村、刘家庄一带村庄发生羊布鲁氏杆菌病，进行强制免疫，同时注重饲养环境整治，取缔不合规饲养，及时扑杀染疫畜禽，同时加强环境和器具消毒，消灭病源。镇域山区茶房村普遍养羊，村民应用“敌百虫”治疗羊疥廯病，取得效果良好。在兽医站的指导下，多管齐下控制猪瘟、牛瘟、气肿疽、羊快疫、鸡新城疫等畜禽传染病，初步控制炭疽、猪丹毒、牛肺病、马鼻疽等疫病的流行。1983年，镇域马传染性贫血病得到有效控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镇域马牛驴骡等使役畜饲养量下降，奶牛、肉驴、肉猪、肉羊、鸡鸭等饲养量增加。兽医站实施以防疫、免疫和诊治相结合的方针开展工作。1985年，兽医站组织防疫人员，开展“家犬办证挂牌”饲养管理，有效控制镇域狂犬病的发生。兽医站组织防疫人员每年春秋各开展一次“猪口蹄疫”防治大调查、大消毒，对调入调出的猪肉严格实行检疫，控制猪口蹄疫病的流行。兽医站组织防疫人员坚持应用“猪肺疫口服弱毒疫苗”，实行连续免疫，使猪肺疫得到控制。在段计堂站长的带领下，兽医站积极开展定点服务、定时跟踪畜禽市场，镇域未发生危害较大的畜禽传染病。

2015年，镇域进入脱贫攻坚战阶段，特别注重畜牧养殖病疫防治技术的指导，顺应市场经济规律，转型发展畜牧养殖事业，成为指导扶贫工作的主要抓手之一。2016年，镇域生猪饲养存栏3011只，肉用牛饲养存栏933只，肉用羊饲养存栏8412只，家禽饲养存栏34829只。2018年，奇村镇全面实现脱贫摘帽，镇党委和政府精准指导农民掌握市场要素，积极提高养殖技术水平，摆脱增产不增收的局面，兽医站工作人员保驾护航的作用，功不可没。

参考《忻府区第三次农业普查》《忻府区六十年（1968--2008年）》、奇村镇档案资料等

【作者简介】陈世琦，中共党员，中学一级教师，忻府区作协会员。1948年忻州城出生，忻中67届高中毕业，随父母返乡故里嘉禾村，有幸接触乡村文化。1978年参加教育工作，2008年忻州一中退休。直译《陈氏族谱》、主编《陈氏族谱续》各一部。热心关注忻州历史文化，喜爱业余写作。依托新媒体“忻州记忆”、“秀容在线”笔耕不辍，期盼文友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