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西亚、中亚、东南亚、南亚、非洲国家也自己独特的媒体产业。因此，加强沿线国家的媒体合作可以让每个国家取长补短，继续发展自己的优势媒体产业、特色媒体产业，并在促进就业的同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增加本国的文化产业收入。

二、“一带一路”上媒体合作的基础

（一）相关宣言、协议、备忘录等为各国媒体合作提供基本保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早或迟的都签订了相关宣言、协议、备忘录等，为国家之间的媒体合作提供了基本保障。就中国而言，与沿线大多数国家都签订了一些联合宣言、协议、计划、备忘录等，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媒体合作。比如，2014年5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联合宣言》。该宣言提到“双方同意继续加强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旅游、卫生、体育对口部门的交流互访和互利合作，推动开展丝绸之路广播影视交流合作项目。中方邀请哈方派团或选送影片参加‘丝绸之路国家电影节’。”另外，中国与俄罗斯之间也签订了相关协议。早在2012年6月5-6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部门间、企业间重要合作文件，其中涵盖了媒体合作领域。[9]此后，中俄双方积极开展电影、电视、纪录片、新媒体方面的合作。为了加强双方在新媒体方面的合作，中国与俄罗斯还在2015年6月签订了中国网络电视台与俄罗斯SPBTV新媒体合作协议。这也是迄今为止中俄两国主流媒体在新媒体领域开展的最大规模的合作。中国也与东盟国家签订了媒体合作的备忘录。早在2008年10月，中国－东盟新闻部长会议上，双方就签订了《中国与东盟新闻媒体合作谅解备忘录》，对双方的新闻合作作出了规划，分别在发展人力资源、媒体交流和联合制作节目、中国－东盟信息和媒体网络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了具体的安排，为中国与东盟国家进一步加强信息和媒体领域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0]总而言之，国家之间签订的相关宣言、协议、备忘录等为双方开展深入的媒体合作提供了基本保障。

（二）经贸旅游往来密切、人流量增大等为媒体合作提供广大空间

通过“一带一路”沿线亚欧大陆桥、中欧班列等国际铁路，国际航线，公路及口岸等交通枢纽，沿线国家经贸、旅游往来已相当成熟。在经贸方面，有数据显示，1990—2013年期间，全球贸易、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速为7.8%和9.7%，而“一带一路”相关65个国家同期的年均增速则分别达到13.1%和16.5%。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4，过去10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19%，较同期外贸年均增速高4个百分点。[11]在旅游方面，沿线国家之间民众旅游往来也日渐密切。比如，进入2015年，随着交通枢纽的畅通，社会局势的好转，沿线国家民众旅游增长量就更加明显，1月至7月，外国游客前往印尼人数总计达54.7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69%，其中中国游客增长率居首达20%。[12]无论是64个国家之间还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日渐密切的经济旅游贸易往来，都会带来巨大的人流量。这些人在异国他乡，既需要了解所在国的政治经贸旅游信息也需要了解自己国家的相关信息。这就将形成媒体合作的广大空间。

（三）现有成功媒体合作案例为各国媒体合作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已经有比较成功的媒体合作案例。比如卡塔尔卫视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和包括中国新华社在内的外国新闻社建立新闻资源共享的合作关系；孟加拉新闻社则早就通过微波和高架电缆与印度报业托拉斯交换新闻，加强合作；而澳大利亚新闻集团STAR TV则早已在印度共开办了7个频道：新闻频道、娱乐信息频道、英语电影频道、印地语电影频道、音乐频道、电视剧频道以及国家地理频道。[13]此外，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广播电视领域方面合作成功案例也比较多，比如，自从21世纪初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后，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普遍开设了中国普通话频道、栏目和节目。通过双边合作，中国电视节目开始批量地走进东南亚。2004年，云南电视台、广西电视台分别设立了《东盟瞭望》《连线东盟》等电视栏目，2010年，广西设立了专门面向东盟的国际频道。[14]至今，广西电台已建成包括影视剧、图书译制、音频节目生产、双语杂志发行、旅游产品开发在内的东南亚多媒体译制传播中心，将与东南亚各国展开合作，开辟“中国剧场”栏目，通过市场化运作，扩大规模，形成对外传播产业。[15]由此可见，由于云南、广西与周边国家山水相接、文化同源、交通便捷，媒体合作也就相对频繁（部分项目如下表）。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媒体之间成功的合作经验，会促进媒体合作进一步多样化的拓展，为各国媒体合作带来新机遇。

表2:云南、广西近年与周边国家的媒体合作部分情况

（四）大数据、云技术、算法等工具为各国媒体合作提供技术支撑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更新，大数据、云技术、算法等词汇逐渐被熟知，而这些技术或工具本身也在逐渐被各行各业所运用。于媒体工作而言，“大数据”的数据量巨大 (Volume)、数据类型繁多(Variety)、价值密度低(Value)和处理速度快 (Velocity)等特性，“云技术”的概然性（probability）、弥漫性（Diffuseness）、同时性（Simultaneousness）等特性以及“算法”的有穷性（Finiteness）、确切性（Definiteness）、可行性（Effectiveness）等特性，一方面能够帮助媒体合作双方更加精准地找到在不同国度市场上更受欢迎的话题、不同人群的偏好及各种人群的文化消费需求，同时能够帮助合作双方根据市场的需求找到可以创新媒体合作的方式、内容，可以借鉴的经验以及可以生产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帮助合作双方分析可能存在的政策风险、技术风险，从而帮助合作双方更加准确及时地去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正是数据、云技术、算法等工具或技术作为媒体合作的技术支撑才能使媒体合作可以跨时间、跨空间开展多层次的合作。

三、“一带一路”上媒体合作的挑战

（一）意识形态、语言、文化等差异可能阻碍媒体合作进程

与美国所提倡的TPP、TTIP战略沿线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文化取向及意识形态取向高度一致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世界文明的冲突区，不仅在宗教方面有着各种冲突，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极为明显。仅东南亚就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区域之一。意识形态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沿线国家之间，沿线国家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差异也非常明显，甚至出现了排斥现象。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不仅容易让双方在政治上合作难度加大，对各国的媒体也会持有非客观的看法。另外，与经贸旅游合作不同，媒体合作必定是要长期使用语言、文字去传播，但是沿线各国语言、文字、文化差异也较大。比如在语言方面，仅印度官方语言16种，常用语言多达400多种。在文化方面，沿线各国各种宗教文化、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差异也较大。总而言之，这些差异对媒体合作的公关人才、管理人才、后期技术人才等都有较高的要求，对媒体合作就会形成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媒体合作进程。

（二）部分国家经济欠发达、社会不稳定使媒体合作难落地

从世界银行统计的沿线国家GDP来看，“一带一路”沿线除中东欧国家及部分靠原油市场发展的国家经济之外，还涉及到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国家。以2014年为例，不丹GDP为18.21亿美元，人均GDP为2380.9美元；吉尔吉斯斯坦GDP为74.04亿美元，人均GDP为1114美元；塔吉克斯坦GDP为92.42亿美元，人均GDP为1280美元；柬埔寨GDP为167.08亿美元，人均GDP为1090.1美元；东帝汶GDP为15.52亿美元，人均GDP为1280.4美元。还有老挝、缅甸、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斯里兰卡、摩尔多瓦、乌克兰、阿富汗、巴基斯坦、埃及等众多国家的经济也相对欠发达。经济欠发达就会影响对媒体的投入，致使媒体行业也就会相对落后。另外，包括乌克兰、阿富汗、巴基斯坦、以色列、叙利亚、伊拉克、科威特等国在内的部分“一带一路”国家战争、毒品、三股势力等众多社会问题也较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媒体行业发展的进程，从而影响各国之间的媒体合作真正落地实施。

（三）各国媒体体制、政策、法律等导致媒体合作内容受限

“一带一路”沿线众多国家由于政体、宗教、历史等原因对媒体的管控十分不同，所以媒体的体制也是千差万别。既有完全由政府控制媒体的国家，比如伊朗，1979年颁布的伊朗宪法（Iran Constitution）规定，所有的广播电台只能由政府运营，所以伊朗没有私人电台，IRIB（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Broadcasting）是唯一的广播公司，[16]也有公私并营的媒体，比如斯里兰卡；既有党派控制的媒体也有宗教控制的媒体；既有完全靠政府补贴的媒体也有完全靠市场获得收入的媒体；既有新闻自由尺度较大的媒体，也有世界上新闻自由最差的媒体。在政策方面，有的国家对媒体的政策时而这样时而又那样，变数较多，比如印度，早在1955年，首任总理尼赫鲁就已经决定禁止外国报纸进入印度。这一政策一直也没有任何变化。直到1994年4月27日，国家新闻广播部也还在宣布不允许外国报纸在境内出版。但是面对高速增长的经济、开放的文化市场以及民众对文化生活的新需求。2002年6月，政府又宣布报业可以拥有26%的外资股份。[17]近年印度媒体与娱乐产业发展极快，但对媒体的管理也极为严格，比如娱乐电视频道不允许播出新闻或时事消息，否则将被认定为新闻频道。在法律方面，每个国家也是十分不同。比如越南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新闻法》对媒体创办、权限等进行规范；马来西亚《投资法》还禁止外资进入广播电视等。总而言之，不同国家媒体的体制、政策、法律不同将会影响媒体合作内容。

（四）各国媒体的人才、技术、管理等不同导致合作难深入

正如前文所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涉及大量经济欠发达国家，经济欠发达就难以拨出经费去全力发展媒体，所以媒体的人才并不多、技术、管理也相对落后。比如吉尔吉斯斯坦由于媒体欠发达，媒体记者的工资也较低。这也导致极少人员愿意从事媒体的工作。除了人才缺乏之外，每个国家的媒体工作者成长的国度、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等不同，在合作思维上也会存在极大的差异，也将导致合作难以深入下去。在技术方面，有的国家媒体发展较晚，技术上也比较滞后，比如格鲁吉亚，直到1999年才第一次通过卫星向全国发送节目，还时常中断。[18]近年，该国媒体技术有所发展，但整体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使得媒体技术发展的也较为缓慢。在管理方面，由于每个国家的体制十分不同，对媒体的管理也十分不同，比如伊朗宪法第175篇规定：伊斯兰共和国电视台（Radio and Televis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表达和传播的自由须与伊斯兰教的标准和国家利益相契合。该电视台的领导的任免须由国家元首任命。[19]这只是国家的媒体的管理，每个国家媒体行业的管理、每个媒体内部的管理也有一定的差异。总而言之，沿线国家在人才、技术、管理方面的不同也会影响媒体合作难以深入。

四、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应对全球局势急速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环境，构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需要，也是惠及沿线众多国家的重要战略举措。沿线各国媒体的宣传对“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沿线各国媒体通力合作不仅能够促进本国媒体发展，还能促进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不断进步，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基于此，中国媒体要积极参与其中。这就要中国要制定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合作的具体的、可行的政策；调研各国媒体现状，编制出台《“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行动计划》；深化现有合作基础，强化优势品牌，与各国分期、分批开展合作；推动“去官媒”色彩企业与各国媒体开展多层次、跨领域的合作；制定“丝路媒体合作人才培养计划”，储备业务精能力强的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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