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中国的教育都饱受“资源分配不均”和“择校难”等问题的诟病。即便是教育资源相对而言更为丰富的上海，也同样受此问题困扰。

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便是：在上海，区与区之间、区内各学校之间，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这也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家长及孩子们的压力——为了能进入好的高中和大学，他们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得“步步为营”，比如购入学区房或斥巨资将孩子送至升学率相对而言更高的民办学校等。

为了避免这一系列蝴蝶效应，教育部可谓煞费苦心。无论是今年起开始实行的“公民同招”，抑或是“民办摇号”政策，都是为了缩小教育差异所做的努力及尝试。

但实际上，在这两项政策落地之前，早在2014年，上海就已经在徐汇、杨浦、闸北、金山4区试行了以公平教育为目标的“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政策，并于2015年正式在全市推进。

截止2020年7月，全市共建成83个学区和154个集团，累计覆盖学校1447所（占比全市75%以上）。

学区化与集团化办学的误区：不是对口划片，也不为垄断市场

所谓“学区化办学”，即为：

按照地理位置相对就近原则，将相同或不同学段的学校结成办学联合体，创新学区组织与管理形式，突破校际壁垒，促进学校纵向衔接、优势互补，构建有利于学区教育品质整体提升、学校办学特色积极培育的生态环境。学区要着重加强在管理创新、课程建设、师资培育、校社联动、特色创建等方面的探索，通过学校之间、学校与社区之间的合作创新，不断生成新的优质教育资源，从而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简而言之，学区化办学就是上海的各个区，根据地理位置，划分成若干个学区，该学区内的所有学校通过合作创新、共享优质资源的方式，共同进步，从而提高整个学区的教育质量。

这样划区的目的是，当每所学校最终的教学成果都提高后，那么整个学区乃至整个区的教学质量也必然实现质的飞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人认为 “学区化办学”等同于 “学区对口划片”，但两者实际上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前者存在的意义在于通过学区内学校们的“抱团”成长，使该学区内的孩子可以“上好学”，后者则是为了保障每个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都“有学可上”，具体而言便是，政府按照幼儿园学生所处小区为其划片公办小学，以及根据小学生所处街道、路段、居委等，为其划定对口公办初中。

厘清了这点，也许就能理解为何一些家长在所处划片并不理想的情况下，依然对孩子的教育表示放心——因为其子女所入读的学校，也许正受着全学区甚至全行政区最优质学校的扶持，享受着极好的教育资源。

另一方面，相较于“学区化办学”，“集团化办学”则面临了更多疑问和争议。

主要有如下三点：

○上海的集团化办学政策与广义上的集团化办学是一回事吗？

○上海的集团化办学政策出台的目的是什么？盈利？

○上海的集团化办学怎样运转？

首先，很多人将上海的“集团化办学”与民办学校集团化办学混为一谈。

一般而言，集团化办学指的是一个核心机构或品牌学校的牵头组织下，依据共同的办学理念和章程组建学校共同体，在学校规划、日常管理、课程建设、教师发展与设施使用等方面实现共享、互通、合作、共生，进而实现共同体内优质教育资源品牌的辐射推广与合成再造。

而上海所正在实施并积极推进的“集团化办学”指的却是：

采取学校自主组合、行政主导组合等多种方式，鼓励优质品牌学校在同一区县内或跨区县组建办学联合体，带动发展相对薄弱学校、农村学校、新建学校，分享先进的办学理念、成功的管理模式、有效的课程教学、优秀的教师团队等，增强自身造血机能，获得更稳健的发展。集团要充分发挥优质品牌学校的辐射作用，充分尊重各成员校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建立集团章程、制订集团规划、创新管理机制、加强师资流动、共享优质课程等，使成员学校逐步成长为新的优质学校，从而增加优质教育资源总量。

简单来说，广义上的集团化办学指的是一个教育集团，旗下拥有多所学校共享资源，这些学校可能处于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甚至不同国家，通过合作的方式帮助彼此成长，进一步扩大集团影响力。

用一个比喻来总结的话便是，集团作为“爸爸”，共有N个子女，这些“兄弟姐妹”在“爸爸”的集中管理下，享受着“爸爸”和彼此所能提供的一切资源，共同进步，把家族做大。截止至顶思四月份数据，全国共有194个民办教育集团。

而上海的集团化办学，更像是毫无“血缘关系”的不同孩子，由于政府的搭线，被捆绑在了一起。那些自身条件比较好的学校，在政府的要求下，对办学成果相对薄弱的学校提供帮助，形成所谓“教育集团”。不过，相较于学区化办学，集团化办学对于学校间的位置距离限制相对较少，有些学校很可能处于某一行政区的南北两头，甚至处于不同行政区。这可能也是政府为何没把这类“搭对子”归类为学区化办学的原因之一。

目前来看，在不同行政区拉帮结对的教育集团仍占少数，仅有静安区的成功教育集团、杨浦区的打虎山路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静安区的一师附小教育集团和南西幼儿园教育集团和其他区域学校有联合及合作关系。

理解了这一点之后，第二点质疑——“政府提出的集团化办学和广义上的集团化办学一样，都是为了盈利吗？”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前文所述，政府所提出的集团化办学，是将出身完全不同的学校归在一起后，通过集团化办学的组织形式，形成资源共享、抱团发展、集成创新的办学新格局。先有学校，后有集团，且这一所谓的“集团”并非是通过法人注册公司、公审后所成立的盈利集团，而更像是“办学联合体”，甚至不能被称之为“企业”。实际上，当我们去观察上海市现有的这154个集团，会发现，其中的大部分集团，是以集团内牵头校的校名命名的，直白而简单。

如浦东新区的“上海市建平教育集团”、“明珠教育集团”和“上海实验学校教育集团”，它们的牵头学校分别为建平中学、明珠小学和上海实验学校。

再看看广义上的集团化办学，为了实现更大程度上的资本飞跃，很多教育集团会走上上市和收购的道路。

以枫叶教育集团为例，2014年11月于香港上市后，该集团开始不断并购，营收也接连上涨。至2017年，其营收突破10亿人民币。今年6月份，枫叶宣布拟以6.8亿新币（约合人民币约34.6亿元）收购加拿大国籍学校CIS，目标成为全球K-12教育领域最大的国际学校办学团体之一。

但显然，上海的集团化办学并没有任何盈利上的压力甚至战略规划。作为教育局实现教育公平化的手段之一，集团化办学的目的绝不会是一苗独大。

更何况，2018年年中《民促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出台，根据送审稿内容，集团化办学者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加盟连锁、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且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对于广义上的集团化办学尚且存在限制资本对民办教育的渗透的担忧，政府牵头的集团化办学对这一点自然是心知肚明的。

而这也就牵扯到下一个问题：既然不是为了盈利，上海的集团化办学又是如何运转的？

据顶思统计，现有的154个集团中，90%以上为公办学校牵头，且大部分为公办校带公办校+民办校，而剩余的10%则是民办校带公办校，这后一种方式往往被称作“托管”。

托管校运营的成功案例在上海屡见不鲜。2013年，教育局委托被划入康健地区的世外中学和世外小学管理新建的康健外国语实验中学和康健外国语实验小学，两所被托管学校借助这一优势，承担国际融合课程的试点，率先探索了公办小学国际化发展的路径。

根据康健外国语实验小学非公开的招生手册可知，世外小学会与该校共享课程、共同教研、分享资源，并派遣若干名教师常驻康外进行指导。

编者注：世外教育是均瑶集团旗下五大支柱板块之一，是以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小学为母体发展起来的著名民办教育集团。世外教育注重教育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发展观，目前省、市级特级校长、教师达十多位，组成了一支具有深厚教育底蕴的校长专家队伍。具有丰富的集团化管理经验，引领学校开展科学的治理与管理，促进校园管理的规范与高效。世外教育在实体办学的同时，积极探索“互联网+”教育，打造国际化的智慧教育模式。世外小学和世外中学属于全市第一梯队学校。

数据显示，在“托管制”下，康外的招生数实现了巨大突破——被托管以前，康健外国语实验中学近200人的招生名额往往只能招到80名学生，被托管后，当年的招生数就突破了120人，且每年日益增加。）

近年来，在政府的牵头下，世外托管的学校数量也在逐渐增长。除了处于同区（徐汇区）的康外，还包括奉贤区的上海世外教育附属临港外国语学校、宝山区顾村实验学校、金山区同凯中学、青浦尚美中学和上海世外教育附属宝山大华实验学校等。

至于为何将“援手”伸到了离自己行政区有一定距离的其它学校，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政府需要世外这类牛校带动欠发展、或亟待发展地区的教育质量。

以上海世外教育附属临港外国语学校为例，去年九月，上海世外集团正式托管该校，而八月，临港自贸区刚刚成立。为了吸引更多人才来到自贸区，该区的教育质量自然也需要落实到位，而变成被托管学校，显然也成了最容易吸引人、也最可能最快达到优质教学成效的方法之一。

此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有些行政区，区内部分学校不仅只属于教育集团，同样也是学区内成员。如闵行区的七宝二中、七宝实验中学、文来中学（初中）和航华二中等，它们既是七宝教育集团的一员，也在七宝镇学区辖内，享有双份资源。

徐汇黄浦教学平均质量高，静安牛校暂且“独自美丽”

回到学区化集团化办学这一大政策，从14年实施至今，6年来，哪个行政区发挥得最好呢？答案应该是徐汇和黄浦区。

徐汇作为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学区化集团化办学”项目先行试点区，于2014 年就启动了学区化办学试点工作，在《徐汇区推进学区化办学工作实施方案》的指导下，慢慢形成了“3— 2— 2”学区化办学路线图。

2014 年，组建“华理”“康健”和“田林—虹梅”3 个学区，正式启动试点工作；

2015 年，组建“徐家汇—枫林”和“天平—湖南”2 个学区，学区化办学覆盖率达到70%；

2016 年，组建“滨江”和“长华”2个学区，成为全市唯一实现学区化办学全覆盖的行政区域。

这七个学区中，华理学区依托大学，重点打造大中衔接、中小衔接的特色课程体系；上师大学区把培养具有“中国心、世界眼”的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有用人才和合格公民作为学区化办学的核心目标，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与国际课程的融合；田林-虹梅学区则以首席负责的课题化推进方式引领学区化办学实践；徐家汇-枫林学区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具有科学素养、艺术修养、人文涵养、文化教养的徐汇人，探索以生命科学和工程科学为主的科学创新特色项目；天平-湖南学区联合学区内的上海图书馆、上海交响乐团等文化单位、街道、学校共同打造“三十分钟半径德育课程”，并将“两球一牌”（篮球、排球、桥牌）作为体教结合项目突破口，尝试在学区形成贯穿中小学的一条龙训练体系……

在学区化全覆盖的基础上，徐汇又先后建立了南模教育集团（2016年）、位育教育集团（2017年）和完中教育集团（2017年）。其中，完中教育集团不仅学校量最多（共七所），学校质量也相对更好：七所学校中，一所为市重点完全中学（华理附中）、四所为区重点中学（徐汇中学、中国中学、第四中学、第五十四中学，均为完全中学）、一所普通完全中学（零陵中学）和一所全市排名约在前五的民办高中：西南位育中学。

徐汇区之外，黄浦区也因教学质量优异受到广泛关注。整体而言，该区的集团化及学区化办学呈现“少而精”的特色。尽管区内只有四个学区，但每个学区的配置几乎都为一所市重点高中+一所区重点高中+若干所普通初中/小学（卢湾学区例外，该学区四所学校中，一所为市重点高中，两所为普通初中，一所为普通小学）。

与学区形成对比的是黄浦区的集团化办学，集团总数虽然只有三个（格致教育集团、向明教育集团及大同教育集团），但其所涵盖的学校数量却超过了学区，不过，就目前而言，各集团内“牛校”都仅有一所（分别为格致中学、向明中学和大同中学）。

理论上而言，静安区作为教育优质区，在集团化、学区化办学方面也应有足够的发言权，但据目前情况来看，静安区区内的牛校们（包括市重点高中市西中学、民立中学、市一中学和育才中学）都还处于“各自美丽”阶段，尚未“抱团取暖”，且各学区、集团内的学校大部分为同一学段学校，即除成功教育集团外，其余所有学区/集团内的学校均为全部初中，或全部小学，或全部幼儿园。

不过，该集团所辖的9所学校中，属于静安区的学校仅有四所，其余五所均在其他区，包括位于崇明区的崇明区堡镇第二小学、长江小学，位于奉贤区的阳光外国语学校及青溪中学和位于浦东的六灶中学。

政府这么做的目的也是昭然若揭——教育资源更优质的区帮助相对薄弱的区，从而达到提升上海市整体教育水平的目的。

展望与反思：求同存异，各校怒刷存在感或许才能“出圈”

实际上，开展集团化办学（政府主导）的城市远不止上海。如北京采取整体并入、集团化办学、名校承办新建校等资源整合模式，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让更多学生享受到义务教育的机会，促进教育公平。

截止2019年12月，全市有各类教育集团158个，学区131个，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小学校纳入学区制管理，覆盖中小学校1400余所。

此外，哈尔滨市、长春市、贵阳市、南昌市等多个城市也陆陆续续地开展着具有各城市特色的集团或学区化办学，如哈尔滨市成立了校长发展共同体，领衔专家与成员校长共同研修成长，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内外循环。

至于到底哪个城市的集团化办学办得最优，我们在此不做评判。但毋庸置疑的是，从政府角度考虑，如果想真正通过集团化及学区化办学的方式达到提升整体区域的教学水平提升，首先要做到的势必是尽可能让更多的学校纳入集团或学区，将“面”铺广。

其次，在保证了量的前提下，加大各学区/集团内的合作力度，如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经常性流动，承担带教任务的教师倾斜，加大专项经费支持，重点用于学区、集团整体办学所需要的课程建设、场地设施、专业资源引入、展示交流等项目支出等。

而若从个体学校发展角度出发，在未来，各个“菜校”如果想得到名校“怜爱”，恐怕需要通过一些手段怒刷“存在感”，比如主动与政府联系寻求搭线，从而达到被划分至集团/学区的目的。

去年1月21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推进本市紧密型学区和集团建设的实施意见》，文件指出，通过两轮（3年一轮）创建，全市力争20%以上的学区、集团成为紧密型学区、集团，且覆盖所有区。

相信这一目标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得到全面实现，也希望各省份可以通过上海的经验，开拓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公平教育发展道路。或许，全民实现教育公平这一日的到来，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