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啊，自打我在网上冲浪以来，总是能看到有人说清代人口增长是因为以番薯为代表的美洲作物的功劳，也总是能看到有人来反驳，每次看到这样的争论，我都希望能写一篇文章全面讲讲美洲作物的来龙去脉，今天我就来详细的全面的来讲一讲这个问题，如果以后你还看见有谁说清代人口增长是靠番薯玉米土豆，那么你可以把这个文章@给他看。
这个视频主要讲番薯玉米土豆花生这四种美洲作物在在中国对于人口增长的帮助，时间跨度从明代万历时期一直到新中国
中国对于番薯最早的记载大概是在明代的嘉靖年间1563年的《大理府志》由印度缅甸传入中国西南地区，万历二年的《云南通志》均有记载，万历时期也由西班牙人传入福建，《闽小记》《闽杂记》等有记载。徐光启在1625年编辑《农政全书》时，就对番薯大加夸赞称其有“十三胜”并且派人去闽南取种引种至上海，我国最早记录甘薯并且有具体描述的是明末祁彪佳-巜寓山注·幽圃》“又从海外得红薯异种每一本可植二三亩每亩可得薯一二车以代粒足裹百人腹。”。在明末清初初来乍到的番薯体现出来了不错的救慌价值：
明代福建发生饥荒，巡抚金学曾便大力推广种植甘薯，载：万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泉州一带发生饥荒“ 他谷皆贵惟薯独稔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由是名曰朱薯”-龚咏樵《亦园胜牍》引苏琰《朱蓣疏》
。吴方震《 岭南杂记 》：“番薯有数种，江浙间亦甚多而贱，皆从海舶来者。形如山药而短，皮有红白二种，香甘可代饭。十月间遍畦开花，如小锦葵，粤中处处种之，康熙38年（1699年）粤中米价踊贵，赖此以活，有切碎晒干为粮者，有制为粉如孩粉藕粉者。”清代地方志有记载番薯的也有数十本，雍正时期便有记载：台湾故宫博物院《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一辑雍正六年九月十一日两广总督孔毓殉《奏报粮价收成折》“潮州民间原多种番薯以代瓜粮”’。
除了食用，番薯也可另做它途，比如说代替昂贵的粮食来酿酒，乾隆八年福建地区运粮消耗严重：“其烧酒造麴二项。除以番薯大麦等项杂粮制造、俱免查禁外。凡有囤收米谷、私烧及造麴者。无论丰收之年。概行严禁。犯者与私烧一体治罪。”除了上述提到的酿酒，番薯亦可成为饲料，
乾隆皇帝及其大臣也多次推广番薯，如乾隆十年1745年，陈宏谋抚陕期间劝导民众种植，“购觅薯种，并雇有善种之人到陕”《培远堂偶存稿》：“甘薯…俗名番薯，又名红薯 … … 其种来自海外，闽广最多，浙江之宁波，绍兴，江南之崇明，河南之汝宁，汝州，江西之广信，赣州，南安皆有之，近来江北亦皆试种”并且下令：“正杂各官，有闽，广，江，浙，蜀，豫之人，正可从家乡觅带薯种，在城身先试种，如署中有能知种法者，竟可散之民间，教人种植，费力无多。一年生薯，其藤无数，一处得薯，到处传种，不儿年而遍一邑矣。”乾隆50年河南歉收，乾隆也令人往河南等地种植番薯缓解灾情，截留漕粮20万石备用，以平粮价，清高宗实录：“谕军机大臣等、闽省地方。向产番薯一种。可充粮食。民间种者甚多。因思豫省近年。屡经被旱。虽现在已普得甘霖。自可赶种晚秋。但恐该处土脉久燥。雨泽一少。即与栽种无益。”此后也传谕下旨各地种植，乾隆51年：“至甘薯一项。广为栽种。以济民食。上年已令豫省栽种。颇着成效。此亦备荒之一法。”乾隆年间番薯在“阂粤沿海栽植甚广，农民咸藉以为半岁粮”。后来在朝鲜甚至出现有：“万历番茄始入闽，如今天下少饥人”之诗句。晚清民国之记载暂且不表
接下来再讲一讲更重要的玉米，关于玉米的记载是年万历元年田艺蘅《留青日札》：“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
李时珍《本草纲目》万历年版载“玉蜀黍玉高粱种出西土种者亦罕。”有趣的是，在康熙年间传教士张诚的笔记中也有记载，《张诚日记》：“虽然古北口地方并不足道我们却在那儿看到了很好的水果象大紫葡萄和非常好的桃子和梨。他们还在周围的地里播种玉米。简而言之我们感到自己是处于一个很不相同的地方”。清李拔《请种包谷议》也提到了玉米的优势：对土壤要求不严格，“但得薄土即可播种”，能接济青黄不接，“乘青半熟，先采而食”，与水稻、小麦相比，“大米不耐饥，包米能果腹”，并且玉米“种植不难，收获亦易”，与甘薯相比，甘薯“易致腐烂，不堪收贮”，。玉米在康乾时期西北陕南地区有一定的传播，乾隆《凤县志》：乾隆初，川陕总督鄂弥达招募客民开垦山地，“……山地多包谷、荞、芋之属，更番易种。……民间日食皆包谷、麦面，杂以辛辣之品”，乾隆《延长县志·示谕》中记载：“近来南方普种山原，收获倍于别种，始知玉米”，“南方农人种仅二十余年，不忧饥饿且或骤致小富”，因此“劝种玉米以济民食”。
再说土豆，土豆在清代的传播没有玉米番薯那么广泛，方志中有关马铃薯的资料非常少，谷茂等：中国马铃薯栽培史考略，《西北农业大学学报》，确认的方志有65种，而清代马铃薯种，一直要到嘉庆道光年间才有比较多的记载，一直要到同治年间才在全国有一定的种植，在晚清光绪至民国时期对山区人民有着重大的意义，遂不多叙，举光绪八年在《寿阳县志》：“回回山药，相传也出回国，其形圆，其味似薯预，种者颇多”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阳芋，植尤广，边县以为粮。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民国《马邑县志》：“赖此为养命之源”
最后再讲讲可以作为经济作物的花生，苏州学人黄省曾（1490-1540）在他所著 《 种 芋法》 中已经提到：“又有皮黄肉白，甘美可食，茎 叶如扁豆而细，谓之 香芋。又有 引蔓开花，花落即生，名之曰落花生，皆嘉定有之。”，嘉道年间檀萃曾仕云南，所著 《 滇海虞衡志》：“粤海之滨，以种落花生为生涯。彼名地豆，榨油，皆供 给数省。… … 江西颇种之，而吾乡（安徽望江籍）从来未有种之者，由于不知其利 也。… … 弥勒大种落花松，与草麻以榨油，故其民俗渐丰裕，将 来广行全滇，亦大 利益也。”
乾隆 《 云南通志 》，卷二 十 七， “物产” ， “落花生，临安者佳， ”但是在乾隆时期花生究竟还是南方为多，乾隆年间1787年京师人张筵还把花生当做稀罕物，作为待客珍品，也就是说，在18世纪末，在北京，花生依旧是很珍贵的。在之后的晚清至民国时期，利用花生果榨油致富的人家的记载不绝于书。
讲到这，可能大家觉得，番薯玉米不是在清代的传播的挺好的吗，有很大的优势，比如不与传统作物争地，产量高、耐贫瘠，但是我要说的是，首先清代人口的增长额度非常之大，从明朝时期的约两亿涨到四亿半，这么大规模的人口数字，难道都是因为初来乍到的美洲作物吗，事实显然不是，也有许多人说，康乾盛世的兴盛是因为这美洲作物，显然也不是，有清一代，美洲作物对其确实有一定的人口增长，促进粮食商品化，改善民众生活的帮助与积极作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说他养活了清代新增2亿人口那实在是惊人的错误了，接下来我就讲一讲被高估的“美洲作物”
番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产。番薯的通常食用方法是直接食用或者晒干窖藏，以备饥荒，但是我们要算一笔账，番薯的含水量达到63%至84%，但是水稻的含水量到15%左右，清代一亩番薯的产量一般在千斤左右，曾有清代文人陈世龙记载清代番薯亩产达万斤，《金薯传习录》：“薯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这是不实之言，1973年中国平均番薯的亩产也不过1200斤左右，清代康乾时期差了200来年，怎么可能比新中国80年代的番薯亩产还要高十倍？这不过是古代文人见到新奇事物的夸张之语而已，今天2022年番薯的亩产才约为7000多斤，同为福建人的黄可润记载着更为可信《畿府见闻录》：“一亩地可获千斤”那么如此推算，1000斤的番薯折四之一，则为250多斤，尚且不如亩产330斤的水稻折去15%的280斤，有人说番薯价格低贱，史书上的记载也不绝于耳，那么价格到底有多贱呢，我们来看两则史材的记载，1900年韩国均《永城土产表》：“每亩收2000斤，每斤售钱三文”1900年杜韵音《武陟土产表》：“每亩约收两千余斤，每斤值钱五六文”1902年，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上田可收薯一千两百斤，瘠田五六百斤……薯百斤值钱六百，薯粉百斤值钱三千，薯粉皮百斤值钱九千”可以看到其价值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低，鲜薯每一斤三文-五六文不等，加工过后价格更贵。番薯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产
同样的，玉米的亩产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高产，传播时间也比番薯要晚，据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亩产约在180斤左右，可见下图，并且玉米对土地养分的消耗并不比传统的大麦小米等少，耐旱不如小麦，耐寒不如荞麦，经济价值不如花生，并且怕涝，以至于在南方分部并不是特别多，在如今中国北方及西北地区有着比较多的分部，在清代玉米南北方种植量相差不多。并且玉米多数种植于山区树林、对自然灾害也有一定的破坏，清代对于种植玉米而导致的水土流失，山体滑坡，阻塞河道，自嘉庆以后，有颇多记载，也有官方禁止种植玉米的记载。
据李昕升（清至民国美洲作物生产指标估计）在清朝时期，玉米在南方比北方更为强势，民国时期玉米在北方的种植远超于南方，1914年南方玉米占全国总面积的40%，1947年约28%，今天南方玉米种植只占全国的25%。在清代南方的番薯种植量也远超北方，南方大概占70%，北方占30%。虽然在明末清初番薯在福建广东表现颇为亮眼，但总体的种植比例并不可观，比如：在清实录的康熙与雍正朝中，并没有一次提及番薯，但是在乾隆朝实录当中确提及了十几次，尤其是在乾隆50年左右，多次下谕全国各地引种番薯。
自清代到民国至新中国以来的传播，番薯的种植量在1973年达到巅峰的1000万公顷（见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也就是1.5亿亩，平均亩产1253.2斤，占世界总面积的73％。而目前我国的总耕地面积18为亿亩，0.75亿亩为番薯，番薯占中国耕地总面积的4.2%，占世界60%的种植面积，占世界总产80%的产量。
但是在清代，不管是玉米和番薯，他们的种植量是不高的。清末两湖番薯种植面积为 180 万亩，以番薯单产 6 石计算，清末两湖年产番薯 1080 万石左右，按每人 4 石计算，大约能养活 270 万人。咸丰元年两湖人口数已达 5400 多万，番薯能够提供约 5%的人口所需的粮食。
乾嘉时期是番薯推向全国的重要时间段，自晚清民国以来才在国内有一定的种植量，是与康乾盛世错开的，在康熙雍正朝很多省份并没有种植番薯，番薯能在乾隆晚年引种于北方，除了政府的劝课农桑以外，另一重要的技术原因在于乾隆年间解决了薯种越冬问题，因为番薯是怕寒的，那么来说一番薯和玉米在清末民国时期的种植量吧。下图是清末人口表，番薯的主要分布地是在中国南方的山区，但是中国山区的人口从来不是人口的主要地方，中国人口的重点永远是在平原，清末福建人口仅1200万，广东人口2900万，这两个最先传入番薯的地区，人口反而不是特别多，广东人口多主要是珠江平原，广东在古代就比较繁华了，粤北地方山区人口并不多。也就是说，山区并不能容纳更多人口。前面有说到过，番薯的基本传播要到道光年间才扩散到全国，这与康乾盛世在时间线上完全不相重，真正发挥功效也要到晚清民国乃至新中国时期，番薯玉米传入虽早，但是大展神威却晚。
根据民国的农业数据统计，1914年玉米占全国耕地的4%，番薯占1%。1920年代玉米占6%，番薯占2%。1930年代玉米占6.78%，番薯占4%。见李昕升-《清至民国美洲作物生产指标估计》见张心一-《中国农业概况估计》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吴传钧-《中国粮食地理》。山东市种植番薯比较多的省份（尤以胶东为最），再来几张山东州县番薯种植情况表，莱州府、青州府、登州府，观看上表，从以上结论可以得出：一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番薯玉米仍旧不能撼动水稻的绝对霸主地位，甚至不能与传统的高粱、小麦、小米等作物相比，1933年在部分集中产区有比较多的种植，即使如此也都在5%左右，也就是说，清代至民国老百姓的主要食物仍旧是中国传统作物，民国尚且如此，在康乾时代，估算其种植量不会超过0.5%。有些学者对清代番薯、玉米的作用过分夸大，认为清代人口增长的半数是美洲作物的功劳，并且进行量化：“引种玉米可以解释1776—1910年间人口增长的18%。如果加上番薯、马铃薯，直逼人口增长的30%”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侯杨方是中国人口史民国卷的作者，他曾说过，清代方志对于美洲作物的记载多是记载其有无，连多少都是很少有记载，更别说去推断其种植量，既然要量化，那么就要抓住其背景深入，并且明白这样的局限性，数字来源是否可靠，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无法真正精确的估计清代康乾时期美洲作物的具体种植量，目前也都是以民国、新中国时期的数字倒推的，毕竟清朝没有统计学，你不能要求饱读诗书的文人学子们量化数据。何炳棣曾在芝加哥大学看过四千种清代方志，其中记载美洲作物的也不过数百本，而这其中，大多数有只记载其五花八门的名称，比较有引用价值的也不过百本，他还提到过明清方志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那便是物产志不记载物产，少有详细描述美洲作物的。仅凭只言片语就匆忙进行量化，风险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根本搞不清该物产在当地的面积、产量、比重等，又如何断定其重要性，何炳棣把北宋真宗时期传入占城稻1012年后称为第一次农业革命，把清代传入的美洲作物称为第二次农业革命。我想再提一点，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几乎与我们的文明相始终，即使如此水稻依旧在中国用数千年的宋代才真正站到霸主的地位，那初来乍到的美洲作物又怎么可能撼动其千年的地位呢？清朝200年不可能真正的大量种植，毕竟“老大哥的”水稻都用了1000年，番薯的推广是先山区后平原，这就已经注定了它难以支撑康乾清朝人口增长。何炳棣还曾指出过“粮食生产革命和人口爆炸确 是互 为因果的”李昕升也在其论文中提出过些关点：“即人口压力决定食物生产”，而不是“食物决定人口容量”！！“食物决定人口容量”之观点，其实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其实还有博赛拉普的著名论断：人口增长才是决定农业发展和食物供给的主要因素——人口压力导致人们缩短休耕时间乃至多熟种植的集约化生产，强化生产更多的产品，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在清代农民耕作的实际情况中，我们会发现是比较恰当的，番薯，我在前文说过，它是一种救荒食物，不与传统粮食争地，这表明了，番薯之于水稻等传统作物的辅助地位，成也救慌，败也救慌，以至于本身就不能使用很多的土地来种植番薯，并且进入传统的轮耕模式又比较困难，番薯生长期太长，春薯、夏薯均与冬小麦相冲突，农民熟悉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自晚清民国以来在南方比较湿润温暖的地方推广的，如四川流行油菜与甘薯、玉米与花生、玉米与海椒的间作，在华南地区盛行米、棉花与甘薯的间作，但一个辅助总不能和战士抢风头吧，毕竟中国的农作物非常多，就算是山区百姓也有许多的可种之物，甚至可以种植经济作物如靛蓝、苎麻、甘蔗、罂粟和一些经济林木等来获利，“皆以种麻、种菁、栽烟、烧炭、造纸张、作香菰等务为业”，中国不同地方间作方式丰富，不一定全要选玉米番薯。遍观清代康乾史籍，番薯多是在饥荒时刻作为应急食品由政府或官员推行于发生饥荒的州县，是备荒赈灾所用，需要提前准备优良藤叶，并且转运困难，若已茎块种植则产量不大，陈世元父子也感叹“闽省乘时采择”从福建运输千里到北方，损耗极大，所以并非是因为番薯而增长人口，这样的时间关系应该注意。
其实，中国本土就有类似于番薯的芋类作物
，东汉杨孚《异物志》记：“甘薯似芋，亦有巨魁，剥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专食以当米谷”其实就是今天的毛薯（甜薯），并不是南美的红薯，在之后的历史记载中也不绝于史书，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毛薯决定汉代人口增长的，番薯只是挤占了传统芋类作物的生产空间罢了
有清一代美洲作物基本没有被纳入赋税体系，中国的税收体系是钱粮本位，清朝的税收主要是米豆麦金银铜，在明朝还有布匹之类杂色，番薯是穷人的食物，同样也得不到权贵的青睐，若是地主家的佃农，也不可能大规模的种植番薯，因为权贵们看不上，不计入征税，不能像米卖一样纳税、卖钱，也就不能更好的促进番薯的商品化，只能作为促进小麦水稻商品化的附庸，最后也只能是农民自己食用，这一点不是我强求番薯，而是他不能进入大规模商品化，也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种植的条件与基础，种他没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不能进入清代税收体系，也足以代表番薯的地位的了，说这么多。总结一句话：清朝人口增长，不管是康乾时期还是晚清，传统作物水稻，小麦永远都是绝对的王者，中国人口增长靠水稻而绝不靠什么番薯，玉米，美洲作物。甚至何炳棣都在他的论文中提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尤其是自平定台湾完成一 到陕白莲教起义这一百多年确是一 个鸡犬相 闻的太平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康乐时代”也就是耶稣会士和当时欧洲哲人所盛称的“仁慈的专制”时代
好的，说了这么多总结以上，在清代中后期，这个人口压力倍增的时代，中国农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缓解人口压力，比如进行轮耕开发一岁数收，甚至有二年收十三料之法，各种各样的农田，比较出奇的有冷浸田、盐碱田、砂田、梯田、涂田、湖田、柜田，沙田、架田、葑田，和一些清朝前期的政府行为，说到底美洲作物的传入只是清代人口增长原因的其中之一，他们在康乾时期，可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救灾备荒有十分好的效果，但是，绝对不是其主因，因为我近十年来经常能看到“番薯盛世”或说美洲作物决定清代人口增长这样的言论，实在觉得大谬不已，所以特别做此视频，我关阅了十来篇论文，已经讲得非常详细了，也并没有否定美洲作物的积极作用，如果你觉得这视频做的还行，下次如果再看到有说清代人口增长靠番薯，你可以把这个视频@给他看，其实，关于清代人口和美洲作物这些话题啊完全可以再水十几个视频，这期视频只是反驳番薯盛世一言，下期视频做什么我都想好了，就讲讲营销号们从来没讲过的南瓜，南瓜一样是美洲作物而且在清代的作用不比番薯玉米差，可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就没有人提到他呢，有说番薯的，有说玉米的，甚至还有说更微不足道的土豆的，南瓜心里苦啊，在秦汉中国的农作物不过几十种，在清代却有170多种，这是中国长期引入外国农作物的结果。
本来这一篇文章呢，是我做视频的草稿，不过视频那遥遥无期，就先把文稿上传给朋友们瞧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