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野生动物相关话题一度冲上热搜，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堪称史上最严“禁野令”。

诚然，禁食野生动物出于公共利益，关乎公共安全，此为大势所趋，我们当然要坚决拥护。不过，还有一个小众群体——特种动物养殖从业者，他们的现状和未来同样应该被看见，毕竟任何一个人工繁育动物品种，都是几十万人的衣食所在。“禁野令”引发的各种讨论，给特种动物养殖行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焦虑和恐慌。 一时间，如何正确理解、落实“禁野令”，引导相关行业有序发展，再次成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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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动物养殖群体有多大？

对于特种动物养殖群体，目前国内还没有较为统一的数据，相对完整的数据包括中国工程院2017年发布的《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以及国家林业局编纂的《中国林业统计年鉴》。《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调查估算，2016年，全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的专兼职从业者有1409多万人，创造产值5206多亿元。其中，毛皮动物产业从业者约760万人，毛皮产业产值估算3894.83亿元；药用动物产业的从业者约21.08万人，创造产值50.27亿元；食用动物产业的从业者约626.34万人，创造产值1250.54亿元；观赏、宠物类产业的从业者约1.37万人，创造产值6.52亿元；实验灵长类动物产业直接从业者约2000人，创造产值4亿元。而《中国林业统计年鉴》则披露，2017年全国所有陆生野生动物繁育与利用业的林产总值为560.4亿元。同年我国进出口野生动物贸易额达到42.32亿元。

据报道，近年来在脱贫攻坚政策的支持下，很多贫困地区的群众逐渐建起了特种动物养殖场。山东是养殖大省，狐狸、貉等毛皮动物养殖存栏量大，东北是鹿的养殖重点地区。以贵州为例，目前有近1900家特种动物养殖企业或养殖户，仅基础设施就已经投入近10亿元。这其中，有三分之二是2016年以后才开始的，截至目前大部分还未产生明显规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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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野生动物的边界，呼吁出台“白名单”

一直以来，关于“野生动物”概念与范畴,普通百姓与法律人士、动物保护专家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中间模糊的界限很难自行把握,也容易造成误伤。驯养繁殖因为一部分人存在以野捕代替养殖的非法行为饱受诟病， 究其原因还是执法不力，违法成本太低。因此要从制度上降低执法的难度，提高违法的成本。

另一方面，突如其来的疫情，让部分特种动物养殖行业进入了停滞期。直到3月4日，农业农村部明确，中华鳖、乌龟等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物种和农业农村部公告的水产新品种两栖爬行类动物，按照水生物种管理。焦灼不安的龟鳖养殖户才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涉及其他品种的养殖户，仍在进退两难中焦急地等待更加明确的政策落地。

界限的模糊，既成为不法分子的可乘之机，也让特种动物养殖户无所适从。 因此，基于环境保护、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综合考虑，更需要尽快出台细则，厘清可食用野生动物的范畴，令特种动物养殖产业有章可循。

正如北京大学吕植教授所说，对于繁育技术成熟、健康风险可控、拥有大规模可持续繁育种群且无需从野外捕获野生个体的动物种群，建议建立《特种繁育动物名录》，即白名单，允许繁育子二代以上的动物商业利用，进入市场。为了与野生动物区别，可以将这些动物定义为“特种繁育动物”，按照家禽家畜的标准，由农业部门进行管理。白名单以外的其他所有野生动物，则规定不可以商业化繁育，只能用于科研、保护等小规模繁育，以防被不法分子利用洗白。同时白名单上合法养殖户的利益应该受到保护。

此番农业农村部紧急解禁甲鱼等产业，正是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治理态度和法治思维。 因此，在充分了解物种人工繁育亲本来源、技术成熟程度、繁育规模、从业人口等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论证，厘清“禁野令”的边界，提高民众的认知度，加强政策落实的可操作性，其意义尤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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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扶持，有序退出引导转产

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对于部分养殖户来说，在不久前，他所从事的行业还是电视上宣传的农民脱贫致富的好方法，本以为可以敲开脱贫致富的大门，可不曾想转眼间就进了禁食黑名单。面对公共安全，如果必须以他们的一时之痛换来和谐发展，那么禁令之下，各类野生动物养殖户如何转变经营、如何止损并平稳转型，也是我们应该关注并思考的问题。毕竟面对疫情，在全社会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情况下，如果让一部分群体再次承担更大的代价，的确有失公允。

在《决定》中，除了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之外，同时也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为本决定的实施提供相应保障。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指导、帮助受影响的农户调整、转变生产经营活动，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补偿。

因此，在落实“禁野令”的同时，也要对相关产业的后续处理方式予以明确，从而建立科学有序的退出机制，引导养殖户有序退出，而不应一关了之。 此外，也要慎重考虑兼顾一些个体养殖户的经济利益,比如应探索建立部分野生动物养殖的退出和转型机制,出台再就业政策，设法减轻部分养殖户的损失，让他们免去后顾之忧。这既有利于“禁野令”的全面落实,也能实现社会经济效益和民众接受度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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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检疫瓶颈，完善标准体系建设

目前，农业农村部只颁布了生猪、家禽、反刍动物、马属动物、犬、猫、兔、蜜蜂等10种陆生动物以及鱼类、贝类、甲类3种水生物种的《产地检疫规程》，并没有出台专门适用于野生动物产业全链条的检疫标准，如果检疫也只能“借用”上述家禽家畜检疫标准的方式，并不能做到对公共卫生风险的精准防范。因此就目前来看，制定野生动物检疫标准尚存在一定难度。北京大学吕植教授表示，没有形成标准的原因很多，包括研究不够没有足够的依据，而要为检疫标准做系统性的研究成本太高，野生动物养殖涉及到至少100多个物种，成本就更高，所以短期内绝大多数野生物种很难做到合格检疫。但是，检疫是一条红线，任何时候都不能逾越。在批准白名单时，相关物种具备检疫标准应该是一个前置条件。 因此，后续如果要推动部分特种动物的“家畜化”，实现合理化饲养，首先需要填补检疫实践中的空白，做出科学的评估和细致的考量，为其提供一套完备成熟的检疫程序。同时，严格执行国家防疫防控的有关规定，从严控制养殖卫生环境，加强重大动物疫病的培训和监测防控，防范疫病风险。

一场疫情，改变了养殖业的结构，也改变无数养殖户的命运。 我们今天谈“禁野”，是为了推动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探讨科学合理的“禁野”，则是为了防止“误伤”，让更多的人走向共识的道路，又稳又好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世间的期待有千万种，最美好的那种是，每个人都能来日可期。

战疫情，畜牧业在行动主题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