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原始社会里，特别在北方，鸡由野生鸡种进化成家禽之一，是否早于南方，这很难肯定。因为古生物学所见的“鸡骨”还不能当作家禽的遗骸。考古学家虽在河北武安县磁山文化遗址发现“家鸡”的跗蹠骨，说是与原鸡的很相似；河南新郑县裴李岗又有鸡骨出土，西安半坡村也发掘出零碎的鸡骨，似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这些文化遗址(距今约六七千年前)已在北方养鸡。但仅就半坡遗址陈列的“鸡骨”而论，只是些肢骨，未见头骨，实在值得怀疑，因鉴定一个禽兽的种，主要应靠颅骨。据说在出土的陶盆内面绘有鸡形，如果是鸡，则鸡的家养似又可信。一说鸡的野生祖先是能飞的，不容易活捉，较难驯养。其实未必尽然，因不能排除把捉到的雏禽加以驯养的可能性，而且例如古埃及已把鹅家养，有金字塔的石刻证明，而野鹅却是能高翔远飞的。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从古代文字去推敲，只能追溯到3000多年前。例如殷墟的甲骨文，已有鸡的象形字。可决不等于说，在有这原始文字以前的时代就没有家禽。甲骨文金文中还有‘彝’字，考古学家都认为，字形如同双手供奉一只鸡，以后此字变成盛酒器皿(酒尊)的古称，古篆文又把“奚”和“佳”二字缀合成一字，根据《说文》解释的佳字；“鸟之短尾总名也，象形。”此说有正确的一面，因古代早就把长尾的雉也包括在内；而奚字则是由爪和矣二字上下相迭构成，表示鸡的腿与爪当初是用绳子系着饲养的，怕它飞跑，照这样解释也是符合实际的。这好似表明，三千多年前的鸡虽已被驯养，但还只能说尚在驯化早期阶段。

一些古文物也留有养鸡的迹象。从汉代古墓出土的陪葬品如陶制的家禽，虽不能真实反映出当时鸡的形态特征，但先秦时代的历史文献记述鸡的事例已很多，而且被列为六畜之一。特别是汉墓出土铜酒壶上的一只铜鸡，长颈长脚，胸突尾长，展翅昂首，呈张口状，形如斗鸡。又如晋墓中的鸡陶俑，形如肉用鸡，其尾翘起，均足以证明汉代以后鸡种在进化。

彩绘木鸡漆架，汉代，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

关于鸡的起源问题，各国都认为，至今见于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的几种野鸡，它们就是鸡的祖先，国内外一些养禽学的书上也照此介绍。其实，在我国亚热带地区，如云南省西双版纳等地，乃至海南岛等地，据悉至少有某种野鸡栖息。中国古代的鸡种是否要远由印度等地的野鸡驯化而来，这一问题在国内已引起重视和辩论，不宜再人云亦云，跟着西人的说法；但也有如此的考古研究，好似中国家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东夷，就更不便苟同其说。

按野生鸡种祖先，各国一般都认为主要有红色野鸡(Gallus bankiva)和其他几种野鸡，而以红色野鸡分布最广，不仅生存于印度和缅甸，而且从克什米尔还分布到北部湾地区及马来亚半岛。实则，这些调查研究不过是19世纪英法帝国殖民者在这些东方殖民地上的发现。所谓薮鸡(Jungle fowl)，是生活在灌木丛及竹林里的野鸡，红色野鸡往往就是指的这种；也有把产于爪哇的邦克瓦鸡(Bankiva)称之为红色野鸡，而且还有把薮鸡当作以上各种野鸡的通称。这种野鸡的形态、啼声、羽色和一般习性都和现代的鸡种相似。它在3—5月间产卵最多，雄野鸡体重只有1000克左右，雌的更小，羽毛红色，有金黄色光泽，也有黑色和银灰色的。而且经过试验证明，能和家鸡杂交。其他几种野鸡与家鸡的相似性较远，分布范围较小，或限于栖息在锡兰和爪哇等岛屿上。因此，达尔文认为，红色野鸡才是所有鸡品种的祖先。这是一元论的见解。反对此说的，则认为它只是斗鸡及其近缘矮鸡(Bantam)的野生祖先，而其他的鸡种是由别种的野鸡进化而来。看来多元论的见解较为有理。美国勘萨斯州立大学养禽学系教授华伦和史密斯就东西方27个品种和变种的鸡头骨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地中海(以来航鸡等为代表)和亚洲原产的鸡种(包括九斤黄等品种)来源不同，二者有明显的特征区别，即地中海类型的鸡在两片额骨之间有明显的缝际脊突；亚洲类型则无此脊突，而是常见有很深的沟于此部。英美两国的品种(主要来源于亚洲的)，在额骨的结构上居于地中海和亚洲型二者之间，大后孔并无明显的区别。因此，他们认为，它们的来源不同。

中国的鸡种不应再认为以印度或东南亚地区的野鸡为其祖先，而是由中国西南地区境内原有的野鸡种先在南方经过驯化而来。事实上，我国动物学界近年来始感觉到过去错误的认识，并承认起源于下述两种野鸡，即云南省西南部和怒江一带的滇南原鸡(Gallus spadiceus)，在广西和海南岛还有一个亚种海南原鸡(Gallus jaboullei)，后者在西方国家却称之为北部湾鸡，这些野鸡鸡种很可能和我国南方古代的鸡种有血缘关系；以后再向北方传播的。据悉，在云南省西双版纳等地近年还发现一种“茶花野鸡”，并视为是我国鸡种的祖先，而且已有驯化的“茶花鸡”(图从略)。这种野鸡目前亦可在南京等市动物园见到，但其鸣声不同于普通鸡种，且啼的尾声短促。因此，这一问题有待我国养禽学家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根据英国柔纳尔在《驯化动物的历史》中的描述：红色薮鸡分布于克什米尔东至北部湾地区，有缅甸鸡、北部湾鸡等名称；在印度，根据出土文物和鸡骨的研究，有的认为在公元前2000年鸡已被驯养，但也有认为那还是一种野鸡；印度鸡由航海运到古埃及，由陆路经波斯传到希腊，而未指出经中国传往西方，只是依据一幅水墨画表明养鸡对人口稠密的中国经济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不仅是中国鸡种的起源问题，连中国的养禽历史在我国更有待于弄清的必要。

对中国鸡种来源问题影响最大的，莫甚于达尔文的见解。他说：如果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1609年出版)是可信赖的话，鸡从西方引进到中国是在公元前1400年。这是一部什么百科全书，却未指明，若是雍正时代编写的《古今图书集成》，但年代不符，也有认为是《本草纲目》，而笔者认为出自明代王圻编撰的《三才图会》。可是这些书中所说的西方，决不是今天的西方国家，因在古代我们的祖先总把自己说成生活在“中央王国”，邻近四方的西方或西南方只不过是今日中国的边疆地区。倘若就此把中国鸡的来源硬套给外国，这是很不科学的论据。可是，在我国学术界对这些考据不足的外国文献仍奉如圭臬，并无异论，或为此开说，直到近年在云南等地发现了鸡的野生祖先后，才有新的认识。

彩绘木鸡，汉代，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

最初被驯养而成的古老鸡种，并非完全只是为了食其肉和蛋，玩赏更是养鸡的目的之一。斗鸡就是古老的鸡种。斗鸡这一活动也是一种原始的娱乐，约如斗蟋蟀那样。公鸡的好斗性和野生时代的习性很相似，这种好斗的特性在其他一些禽类原来也有，长期以来见于中外各国原产的鸡种中，不过，这些鸡最终也是屠宰供肉食的。

凡是家禽，特别是鸡，以其羽毛鲜艳而悦目，再加以公鸡在黎明引人醒觉的啼声，自古就利用它当作司晨的活时钟。鸡鸣而起的农民生活习惯，远古已传袭下来。《尚书·牧誓》说：“古人有言曰：牝鸡司晨。”《牧誓》是周武王伐纣而战于牧野的檄文，当时既说“古人有言”，必然在更早的古代已饲养了司晨报时的鸡，不过在这里只是另有所指，即如果由母鸡来司晨，那就成了反常的现象。《周礼·春官》有“鸡人”一职：“掌共(供)鸡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賜；凡国之大宾客，会同军旅丧纪，亦如之；凡国事为期，则告以时。”这显然指出，在发明原始的计时方法以前，鸡成了报时的工具，同时在封建社会的早期已是一种珍贵的祭品。

山东嘉祥汉画像石庖厨图

鸡的饲养在古代已相当普遍，如老子《道德经》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这种情况不仅指的春秋时代，所谓邻国也可指原始氏族社会的部落组织和以后的村落。就以春秋时代来说，《孟子·尽心上》说：“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再以江南的吴越为例，《越绝书》卷二指出：“娄门外鸡坡墟，故吴王所蓄鸡，使李保养之，去县二十里。”又说：“鸡山，豕山者，勾践以畜鸡豕，将伐吴，以食死士也。鸡山在锡山南，去县五十里。”以上二说虽是汉代人的追述，但亦可证实，仅在今苏州及无锡之间一些小山区，早已有过大规模的养鸡场，迄今在苏州仍有此古迹。在汉初，《西京杂记》说：“高帝既作新丰，(按：刘邦为其父造的城邑)，……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可见城市里有如近世也在饲养禽畜。渤海太守鼓励农民生产，要求每家养两只母猪，五只母鸡(见《前汉书·龚遂传》)。南阳太守为民兴利，提出民家养猪一只，母鸡四只，以供祭祀(见《前汉书·召信臣传》)。由此不难看出，2000多年前在北方养鸡供肉用和产蛋用已相当普遍。刘向《列仙传》还记载一位著名养鸡家的典型事例：“祝鸡翁，居尸乡北山，养鸡百余年，鸡千余，皆有名字，暮栖树上，昼放之，呼即别种而至，卖鸡及子得千万钱。”这一史例，亦见于《河南府志》，都表明祝鸡翁祖孙几代在经营养鸡业，也可证明两干多年前已采行大群养鸡产蛋的办法．鸡栖树上也是它的天性，而且在陶渊明的《归田园居》诗第一首中，还写下“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巅)。”迄今也可见于某些品种。关于祝鸡翁尚有其他零碎的传说，似乎他是古代养鸡最成功的一人。刘向把祝鸡翁和古代一些医学家等当作仙人，这不能说是迷信的虚构，应视为汉朝盛世对他们的崇敬。

自古我国南北各地都适于养鸡。《尚书·禹贡》只暗示在南方出产禽类(羽毛)。这多少表示在北方约四千年前鸡在经济上尚不重要。《周礼·夏官·职方氏》才概略提到：扬州(东南方)和荆州(正南方)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在北方以豫州(中原地区)、青州(淮北至鲁西)、兖州(山东省大部分)等地宜于养鸡。这些古地理的描述多少是符合实际的：因养禽的环境不同于牧群，鸡既发源于南方，进入北方定居的原始农业社会，鸡的分布不可能普遍。随着农业生产的逐渐发展，此后的两三千年间，也就因地制宜，而且适应环境，必然出现不同的地方鸡种。汉代扬雄《方言》把在当时南北各地鸡的不同称呼举出，亦可见其分布之广。

正如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说：“鸡种甚多，五方所产，大小形色往往亦异。”并列举各处鸡种：“辽阳一种食鸡，一种角鸡，味俱肥美，大胜诸鸡。……蜀中一种鹁鸡，楚中一种伧鸡，并高三四尺；江南一种矮鸡，脚才二寸许也。”李时珍还为一些鸡种作了考证，颇有价值。仅就辽阳鸡而论，似乎与近世关东的大骨鸡很有关系，在明代以前已有之；不能认为大骨鸡只是近代关内或山东省移民带去的鸡种，因自辽金以来在那里早已有了这个鸡种。再说江南矮鸡，是世上鸡种特异的一个类型，西方殖民者最初只知见于爪哇及马来亚一带。日本尚保存这一观赏用品种，本世纪初并向欧美介绍。达尔文把它当作是日本的原产，其实却是由古代中国传人日本的。达尔文却对矮鸡的历史写道：“班塔姆鸡(bantam)是由日本引进到爪哇的班塔姆，说古代日本的百科全书曾提到一种矮鸡，这大概是真正的班塔姆鸡。”这未免是张冠李戴的见解。

矮鸡亦产于北方，北京油鸡就属于这一类型。我国西北亦有优良鸡种，如杨岫《豳风广义》卷三指出：“我秦中一种边鸡，一名斗(鬥)鸡，脚高而大，重有十余斤者，不把屋，不暴园，生卵甚稀，欲供饘者多养之；又有一种柴鸡，形小而身轻，重一、二斤，能飞，善暴园，生卵甚多，欲生卵者多养之。”由此可见，仅在陕西省境，清朝初期已有肉用和卵用两个类型的鸡种。

总之，历来不少地方都出产良种鸡，只是大多不载于历史文献。何况沧海桑田，农村情况的变迁，更和鸡种的发展和分布很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