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计学会布置的题目有点儿难度，虽然本人已到“不惑”之年，但工作时间却还不长，能拿得出手总结的成绩有限。实际上自己困惑颇多，就借此机会为自己过去这些年的学术经历做个小结，梳理一下思路，争取得到各位同仁的解惑之举。

一、走上会计学术之路

遥想二十年前进入北大的时候，北大还没有会计专业。作为一个高中读文科班的学生，在北大众多的文科学系里选择，最终慕厉以 宁教授选择了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入学后发现经济管理系的保送生基本都选择了这个专业。二十年后再聚首时我们还感慨，管理国民经济这个事儿恐怕真不是能科班学习的。所以我们大部分都做了财务或者会计工作。

北大经济管理系还有一个财务学专业，开设会计类课程。我得以师从王立彦教授学习会计，是我最早对会计的接触。二十年后，还得以继续受王老师提点，十分有幸。1995年从已是光华管理学院的经济管理系毕业，学院领导安排去香港科技大学跟随李志文教授读会计学硕士，是我正式转入会计行业开始。香港科大其时的会计学教育已经完全和国际接轨，并逐渐影响着大陆的一些院校和学者。我有机会接触到李志文、韩季瀛、陈建文、张国昌、黄德尊（T.J.）、Mark DeFond等会计学者，开始对会计学学术研究有了感觉。所以1997年硕士毕业后就到U.C. Berkeley攻读会计学博士学位。

U.C. Berkeley的学术研究应该算世界一流，会计系其时也属于权威人士比较集中的地方，包括Stephen Penman, Baruch Lev, Brett Trueman, Stefan Reichelstein等。可惜我就读前后这些人都走了。我的导师Brett Trueman教授在我毕业后去了UCLA。最近几年Richard Sloan和Patricia Dechow加盟后又开始振兴。

伯克利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是个做学术研究的绝好地方。学校特色也很突出。过去这些年我和很多在其他学校学习的学者交流，总结伯克利的教育方式和别的学校最大的区别在于老师不管学生。导师既不会要求学生每月交个总结，也不会督促学生写文章，更不会主动找个想法来和学生一起做。但是导师做到两点：一是大门随时敞开，学生可以敲门就进去谈谈；二是不管学生想到什么都支持鼓励。一个会计系澳大利亚的同学多年如一日研究小企业的战略等等问题，导师也不管他做的是不是会计的事儿。这个同学毕业进了沃顿商学院任教。伯克利这种教育方式当然有它的问题，但是可以激发学生的自主创新的潜力。学生能锻炼着自己想问题，判断问题重要不重要，值不值得做，有没有人感兴趣，而不是受现有学术范式或者流行题目的限制。我个人从这种教育中受益良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02年底回国任教后，光华聘请了Charles Lee教授担任会计系的共同系主任，指导我们学科的发展。和Charles的接触与合作是我迄今取得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来源。我在伯克利的学习打下了基础，和Charles的合作使我找到了研究的方向。

任教8年，我学术成果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光华管理学院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国内会计学术界同仁的支持和帮助。光华会计学科在陆正飞、王立彦教授的领导下，吸引了一批年青学者，相互支持、共同进步，过去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也受益其中。国内会计学术界资深学者们大力提倡学术研究、创办学术杂志、组织学术会议、作育中青年人才，打造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中青年学者们做研究十分努力，相互探讨、批评、合作，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正是因为会计学术界水涨了，我们这些船才高了。

二、我的研究之路

我的研究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财务会计与资本市场研究，二是投资者保护与证券市场监管研究。

在财务会计与资本市场研究上，我虽然做了些基本的财务会计问题研究，但是成果不多，我的重点还是在结合行为金融学的基于会计信息的证券投资研究。这个研究方向的确定得益于和Charles Lee教授的合作，他使我认识到在纷繁复杂的金融工具、投资策略中，会计信息还是最根本的价值判断指标，而我们会计学者是各种学科中对会计信息了解最透彻、最全面的，因此我们对这个领域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Charles我们2005年发表在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上的文章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切入，研究了投资者对盈余信息错误反应的问题。陆正飞、张然教授我们的《会计信息与证券投资实证研究：重点文献导读》一书系统地总结了行为金融学研究的脉络。当前我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在这个框架中展开。

投资者保护与证券市场监管研究是回国后我开发的新的研究领域。因为时常关注我国的股票市场，一些问题逐渐引起了我的关注。例如ST政策，连续两年亏损就把上市公司特殊处理，看似保护投资者利益，但是细究起来问题很多。我和王汉生教授反对这个政策，不能一个人连续两次得感冒就把他毙了。相关文章发表在了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和《经济研究》上。我们的这些观点也受到监管机构的关注。2010年深交所特邀我们就退市政策阐述了看法。

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引起我最大兴趣的是大股东占款。看过一些报道后，我意识到LLSV研究的其他国家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我们的大股东占款比还算不上太严重。通过关联交易来侵占不如直接占款更直接、更严重、更不绕弯子。同时，大股东占款问题一直是监管机构打击的行为，但是却屡不奏效。2005年，我和岳衡教授做了些基础工作和初步检验，然后和Charles Lee教授谈了这个题目，我们的文章在屡经挫折后终于在2010年发表在了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

投资者保护与证券市场监管问题在我国当前仍然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虽然2005-06的股权分置改革以及解决大股东占款的措施已经大大改善了我国资本市场上投资者保护的环境，但是我们在监管措施、在执行监管措施上任然有大幅度改善的余地。学者的作用是用具有说服力的逻辑、实证数据来为监管者提供决策基础，这方面的研究余地还很大，也是我继续做的方向。

在以上两个研究领域以外，我近几年逐渐开始关注一个问题，即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结合研究。大体来讲，经济学者研究经济政策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会计、金融学者研究企业行为与企业产出之间的关系。但是，经济政策要首先影响企业行为、影响企业产出才能影响经济产出，而目前国内、国际学术界对从经济政策到经济产出的这个中间环节研究不足。

例如，对于财务报表分析来说，我们的重点在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信息与企业未来业绩的关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等，但是，把财务报表分析放到宏观经济波动的大背景中去，也许更可以提高投资者利用会计信息的效率和效果。

我的学生饶品贵博士的毕业论文在这个研究方向的做了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也很高兴在和学界同仁交流的过程中看到一些同仁也已经在这个方向上做探索。我相信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研究可能会成为我们会计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成长点。

三、研究体会与总结

如果从1995年读硕士开始，我在会计学术界的经历也有15年了。总结起来我有三点较大的体会。

第一，如果能再从硕士读起，我会花更大的精力在经济学、统计学、计量学上，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读会计史、金融史、经济史。有一次和北京工商大学的王斌教授交流时我就提到，我近几年在研究中深感自己在经济、统计、计量上知识薄弱，而且自己的会计基础也很薄弱。读书期间把这些基础打好，将来做研究才能得心应手。

第二，选择研究方向或者题目时问自己两点：一是我自己对这个方向或者题目感兴趣吗？二是自己对这个方向或题目的框架、来龙去脉充分了解了吗？这就像现在我招博士生。候选人首先要有对学术研究的兴趣，但是同时必须对学术道路有充分的了解。光有兴趣但不充分了解未来的道路，这样的兴趣是没有基础的。选择研究方向或者题目同样如此。

第三，我们在做大股东占款文章的过程中，先后被Journal of Finance,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ContemporaryAccounting Research拒绝了。其间，审稿人提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果我们按着改下去也许有机会，但是这些修改不符合我们对问题的理解，或者不符合我们认为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顺序。Charles Lee教授在这些关键时刻指引我们，文章是我们的，应该是按我们的理解来做，由我们来决定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不能文章发了却不像自己的了。要能做到即使文章发表不了，但是我们还会为文章骄傲。当然，Charles的话不是说我们不去管审稿人的意见，而是说当审稿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和作者持有不同观点、而且对错没有定论的情况下，作者如果相信自己的观点要敢于坚持。Charles的这些指引给我留下很深的影响。

总之，我对学术研究的理解是，学术研究是一项长跑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事情重要但不紧急，有些事情紧急但不重要。权衡好重要和紧急的关系，做好长、中、短期规划，然后踏实地执行，是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成绩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