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过时了吗？

如今的枫源村为民服务中心一侧，赫然写着上述“五个坚持”。村道旁，立着一块醒目的标牌——“三上三下民主治村”八个大字。

目标、内涵、方法，一应俱全，成为了枫源村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法宝。

“不管矛盾怎么变，都有应对之策。”骆根土自信地说。前两年，村民们早出晚归去工厂，土地没人种了，村里实行了“三上三下”民主决策，把决策权交给群众。

“一上一下”为收集议题，村两委会从群众中收集议题，并通过上门下访征求意见；“二上二下”为酝酿方案，通过召开民主恳谈会，对方案进行深入和完善；“三上三下”为审议决策，方案提交党员会议审议，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组织实施。

“三上三下”的内容被印成了册子，村民人手一本。“遇到大事，我们就按着这个议程来处理。不仅解决了难题，也能避免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骆根土说。

村里经过民主决策后定下来，通过引进项目实行土地流转，“现在我们引进了3个项目，将打造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农家乐、生态旅游等，总共投资了8000多万元。”

骆根土谈到，新时代“枫桥经验”所倡导的群众路线，始终在枫源村得到实践。而今，该村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便捷办理相关事务，更多感受到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和以前出村办事大有不同，“百呼百应百帮”、越警管家自助服务机、交通违法自助办理机、法律咨询机、银行借款机，几十平方米的枫源村为民服务中心内，村民只要一张身份证，代办员办理，网格员通知，让数据跑腿，不出村就能办好上百种事项。

和以前靠情面、威望说理大有不同，与枫源村签约的两位法律顾问，每月10日到村里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解决民众工作生活上的疑难杂症。

“快捷便利的服务，也是矛盾的一种解决之道。”骆根土说，随着村民生活逐渐富足，打架斗殴、邻里争地等早已不是枫源村矛盾纠纷的焦点，村民渴望享受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

在枫源村，还活跃着一群社会组织。乡风文明理事会、红枫义警协会、乡贤参事议事会、580志愿服务会、邻里纠纷调解会……“他们从群众中来，为群众服务。”骆根土举例，乡风文明理事会为推动乡村移风易俗做了很大贡献，“以前喜宴几千元一桌，现在规定1000元以内，村民们都很支持。”

骆根土说，现在农村最大矛盾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骆根土给我们讲了一件事。由大竺、大悟、泰山三个自然村合并的枫源村，在中心区域大悟建设了篮球场、公园等设施，并引进一个旅游项目。村里满以为这是发展民生的好事，谁知意外引发了几个自然村之间的矛盾。

大竺、泰山的几位村民找到村委会，抱怨村里“不公平”：“都是一个村的，待遇为啥不一样？”

一番沟通后，骆根土发现，他们无非是想让自己所在的自然村发展得好一点，和中心自然村的差距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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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源村入口。王刚/摄

骆根土边安抚边解释：村集体要发展，重点肯定要突出，如果平均用力、资源分散，怎么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过村里今后一定会注意均衡发展的。

紧接着，枫源村调整规划，把投资3000万元的养老休闲度假区项目，放到环境清幽的泰山自然村；把民宿、农家乐等配套建设，向风景优美的大竺自然村倾斜。

今天的枫源村，水清岸绿、洋房林立。春时，油菜花田金灿灿，秋风起时，红枫似火。

枫溪之源，原来的三个自然村融合一体，基础设施、经济发展越发均衡，村与村之间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诸暨市“枫桥经验”研究会会长陈善平表示，“枫桥经验”的实践，已经实现了从“管人”到“服务人”的飞跃。

记者手记：几代媒体人的枫桥行

诸暨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潘超英说，“媒体人在‘枫桥经验’的发展历程中功不可没。”

新华社浙江分社原记者丁雪萍

1964年，在全国推广后的“枫桥经验”经历了一段低谷期。转折在1978年，枫桥开展“四类分子”摘帽工作，突破了当时每年摘帽不超过3%的比例限制，实事求是开展摘帽工作。

那一年，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丁雪萍赴诸暨采写报道，期间她了解到枫桥区“对改造好的‘四类分子’落实政策，为他们摘帽”的做法，觉得这在全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就此，她走访了相关部门和许多当事人，作了深入的采访调查，写了一篇关于诸暨县枫桥区给改造好的“四类分子”摘帽的新华社内参。该内参受到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并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对诸暨枫桥的做法调查核实。核实后中央下发了关于落实“四类分子”摘帽的文件，为全国摘帽工作提供了经验。

“关于‘枫桥经验’的报道已是40年多前的事了。”丁雪萍回忆：“当时，为了配合中央文件的下发，新华社派国内一位编辑到杭州，和我一起奔赴诸暨县进一步深入调研，采写‘枫桥经验’的公开报道。由我执笔撰写的《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的长篇通讯报道后，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当时我每天收到大量国内外的读者来信，便写了统一的回信，向读者致谢。”

丁雪萍记得，来信的大多数是党的“摘帽”政策使他们重获新生的。不少人在信中说，今后可以挺起胸膛做人，抬起头来做事，努力工作，报效祖国。“当时，我阅读着这些来信，内心也十分激动，同时深感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肩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反映民情民意，为党和政府制定正确路线、政策提供依据，作好参谋，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重要责任。”

新华社原记者皮德义

20世纪90年代初，“枫桥经验”三十而立却进入了迷惘时期。全国各地已摘除了“四类分子”的帽子，那么，以教育和改造“四类分子”而闻名的“枫桥经验”还有用吗？此时，中国正步入市场经济时代，“枫桥经验”能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和发展，人们疑虑重重。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枫桥经验”何去何从？

1990年，“枫桥经验”调研组成员得知新华社记者皮德义在温洲采访后即将返京，立刻赶到机场，请皮德义到枫桥看看“枫桥经验”的新情况。

“把‘枫桥经验’传播出去，上报给中央，这是我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的职责。”皮德义2018年接受绍兴媒体采访时候说。

“‘枫桥经验’非常好！劳改回来的人，有人安排帮教；当地群众有了矛盾，有人出来解决；有人违纪违法了，乡村干部和群众一起治病救人。这是在给群众做实实在在的好事。枫桥人做得好，枫桥人的做法，充满智慧。这些智慧，要让他们变成国家的财富，我有责任要让更多人知道枫桥的好做法，把这些好做法推广出去。”皮德义说。

皮德义告诉媒体，当时，基层矛盾很多很突出，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法治社会依法办事，要有人民配合才行。“枫桥经验”的内涵之一就是矛盾不上交，这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加强干部与群众的关系。

1990年5月24日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1319期刊登了皮德义采写的《诸暨市枫桥区坚持依靠群众抓治安效果好》的长篇报道，系统地介绍了枫桥区在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做法和效果。6月13日，新华社《内参选编》第23期也刊登了这篇文章。

很快，浙江省委发了信息通报《绍兴重新总结枫桥经验》，中央政法委接着发表简报《浙江重新总结枫桥经验》，由此，“枫桥经验”在中国重新得到推广。

“对于‘枫桥经验’，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转折点。”诸暨市“枫桥经验”研究会会长陈善平介绍，1993年，浙江省公安厅、诸暨市委联合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30周年”会议，在这之后，形成“逢五年开一次纪念大会”的惯例。

人民日报社浙江分社原副社长袁亚平

枫溪江畔，崭新的“枫桥经验”陈列馆坐落于此。陈列馆二楼的橱窗内，摆放着一本长篇报告文学《枫桥和静》。这本厚重的书籍，以文学的形式展示了“枫桥经验”几十年的发展创新历程。

此书作者，便是人民日报社浙江分社原副社长袁亚平。

“三写诸暨‘枫桥经验’，差点把我弄成江郎才尽了。”2012年时，袁亚平说。

1999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通讯《立足稳定和发展——浙江诸暨“枫桥经验”纪实》，配发评论员文章《“枫桥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2003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通讯《让我们的社会安定和谐——浙江省诸暨市创新“枫桥经验”纪实》，并加编者按。2004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通讯《平安是福和谐为乐——浙江省诸暨市创新“枫桥经验”纪实》，配发评论员文章《“枫桥经验”的启示》。

袁亚平直言，如此高规格的报道，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上也是鲜见的。

他还分享道：“写‘经验’之类的，一般很容易从工作角度去写。而我庆幸自己未入窠臼。现在回顾一下，三写‘枫桥经验’，我寻找了三个角度：一写，揭示发展规律；二写，注重社会和谐；三写，着眼以人为本。从写作的视角看，这三篇是从宏观到微观，越来越缩小了；但从我内心来说，是与写作对象贴得越来越近，越来越亲切了。其实，要把一个地方的‘经验’反映出来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越来越逼近事物的本质。”

中新社浙江分社记者

2021年春天，中新社浙江分社年轻记者编辑一行驱车前往诸暨枫桥，走访枫源村、“枫桥经验”陈列馆、枫桥派出所、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东盛共享社区等地。

在诸暨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一块显示屏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社会组织。讲解人员介绍，目前诸暨有4767家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平均每4个常住人口中有1人参与社会组织。

为残疾人办生日会，教残疾人插花……一支由“95后”年轻人组成的服务团队活跃在城市的角落。“我们希望把朝气活力和暖心服务，带给社会上最需要关爱的人。”年轻社工钱浙露说。

走进诸暨市东盛共享社区管家中心，一块巨大的显示屏上跳动着数字，直观地反映着社区情况。该社区党总支书记王杜方介绍，未来，独居老人家庭如果6小时不用水或电，“社区大脑”便会自动报警。

诸暨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杨叶峰介绍，枫桥派出所有一个衡量警民关系是否和谐的重要标准——“两喊一不叫”，即民警喊得上群众的名字，群众喊得出民警的名字，民警到群众家里去的次数多了，连看家狗都认识民警了，自然不叫唤了。

枫桥派出所管辖区域常住人口8万人，小小的细节，折射出了民警走进千家万户、为民解忧的警民鱼水情。

矛盾不上交是“枫桥经验”不变的初心和本义，依靠群众开展人民调解在矛盾化解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化解矛盾不仅仅是人民调解，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加突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案件调解也基于法治化轨道，比如现在有些案件的调解，在达成协议时会同法院制作裁定书，使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若不履行，则可申请法院直接执行。

回望来时路，“枫桥经验”初稿起草人之一、93岁高龄的董光感慨：“‘枫桥经验’是一种方法论，它注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去枫桥前，年轻的记者都有一个疑问——几十年的“枫桥经验”现在是否过时了？

采访后大家有了答案，“枫桥经验”与时俱进，一直在路上。

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是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浙江正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合作编撰、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通过重要党史亲历者后人重返现场，记录了浙江百年党史的精彩瞬间，从党史现场绘就百年浙江党史的恢弘画卷。

为讲好百年党史故事，中新社记者和党史学者历时一年，走访南湖、分水塘、浙江陆军监狱遗址、四明山、大陈岛、枫桥、余村等浙江重大党史事件发生现场，访问重要党史事件亲历者以及后人和研究者，以媒体人的视角穿越浙江百年党史。

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党委书记、总编辑柴燕菲是本书主编之一。她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媒体人，能在建党百年之际重返党史现场，重温党史瞬间，以媒体人独特的视角穿越百年党史，这是身处这一伟大时代的幸运，同时也倍感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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