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温度》一书是对医学的本质、医学史、叙事医学、精准医学等问题的思考结晶，书中厘清了很多关于医学的误区，呼吁医学应有温度和人文关怀。我读后深受启发和触动。正如作者所言：
医学的本质不在于简单的治病救人或延长寿命，而是帮助人体建立新的平衡，减轻病人的痛苦。在这个本质的要求下，我们应该认识到，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为代表的过度医疗行为并不可取。同时，现代医学目前比较推崇的“技术至上论”，也违背了医学的本质，给医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为了解决目前医学遇到的一些问题，作者提出医学应该增加人文关怀，回归以病人为中心的价值医疗，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说起现代医学，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会觉得它是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那就应该讲究逻辑严谨、客观理性，容不得太多感性因素，所以，医学工作者的职责就应该是冷静地分析疾病，然后对症治疗。然而，这本书告诉我们，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医学不应该只是冰冷的诊断和治疗，而应该有更多的温度和关怀。
虽然现代医学发展得很快，能治愈越来越多的疾病，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在病床上得到解决。比如，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医疗供需越来越不平衡，病人逐渐成了“病”，而不再是“人”，医生在生理上治愈疾病时，常常忽略了对病人心理上的关怀，因而，医生失去了很多患者的信赖。诸如此类的种种现象，都证明医学确实需要重新找回自己的温度。
对医学温度的倡导，可谓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因为包括医生群体在内，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病人，都会有求医问药的一天。医生和病人之间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等，而这本书从医学的宗旨、目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医疗性价比等底层逻辑出发，为我们厘清了一些习以为常的认知误区。
这本书入选2020年度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类十大好书，也是第十六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很多人读后都给予高度的评价。作为一名医生和医学学者，作者韩启德不仅有丰富的从医和医学研究经验，而且深具人文情怀，他常常从“医学的使命”这个角度，来思考医学的发展方向，对医学的现状进行反思。在这本书里，他以“医学的温度”为主题，阐述了对医学现状的种种看法，提醒我们应该认清医学的本质，让医学始终以病人为中心，既追求技术的进步，也重视有温度的人文关怀。
我对本书感受最深的是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医学的本质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说过度治疗不可取？第二，“技术至上论”会给医学带来哪些负面影响？第三，现代医学要如何增加人文关怀？
一、医学的本质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说过度治疗不可取？
这是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医学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医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可能很多人会说，医学的目的不就是治病救人吗？这个回答似乎天经地义，但其实没那么简单。
首先，“病”是什么本身就很难界定。艾滋病是病，新冠肺炎是病，这些都没有争议，但有些生理现象就很难判断，比如老人的骨质疏松是病吗？高血压是病吗？这就不好判断了。骨质疏松可以看作是人类正常的衰老现象，而很多高血压患者，可能终其一生也不会受到高血压或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那对于他们来说，高血压能看作是一种病吗？所以仔细思考就能发现，到底什么是病本身就很难定义，所以也就不能简单地把“治病”当作医学的目的。
那么，医学的目的可以定义为延长生命吗？也不合适。人有生老病死，每个人从出生、成长、衰老到死亡的过程不可逆转，作者认为，医学的任务只能是保护这个正常的过程。衰老本身不是疾病，医学也不可能阻止死亡的到来，在面对生存无望的病人时，如果为了延长短暂的生命，而给病人施加巨大的痛苦，这显然也和医学的本质相违背。
那么，医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在作者看来，人体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系统，生命则是各个部件之间动态平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平衡是相对的，失衡是绝对的。疾病和死亡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生命体验，医学不可能消灭它们，能做的只是帮助人们建立新的平衡，减轻病人的痛苦，而这才是医学的真正目的。
既然医学的目的是帮助人体建立平衡，减轻病人的痛苦，那么，医学就应该在这条路上一路向前。然而实际情况是，在追求这个目的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过度医疗的现象，其目的虽然是好的，但实际上并不可取，这是为什么呢？
比如，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是对抗疾病的一个好办法，它通过鉴别可能引起疾病的危险因素，在疾病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将潜在的危险因素消灭。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作者用高血压和癌症的例子告诉我们，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很可能导致过度医疗的发生，并不一定能提升社会的整体健康水平。
今天，慢性病是生命的头号杀手。慢性病之所以被称作慢性，是因为它一旦发作就很难彻底治愈。所以，为了应对慢性病，最好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就防止慢性病的发生，具体方法就是“控制危险因素”。
那么，什么是危险因素呢？每种慢性病都有一定的发病概率，如果某种因素能让群体中疾病的发病概率提高，这种因素就叫做危险因素。相应地，如果能控制住这些危险因素，那么，这种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就会降低。比如，高血压就是一种典型的危险因素，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平时并没有症状或不适感，但高血压会显著提高一个人患上心脑血管病的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高血压就是心脑血管病的一种危险因素。
既然知道它是危险因素，我们自然就会去想：为了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我们应该提前控制好高血压这个危险因素。没错，大量的研究表明，控制血压确实可以降低25%到30%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所以从人群的角度来看，针对高血压进行治疗肯定是有效果的。但关键的问题是，这项治疗的成本和收益是否相匹配？
比如，对中国40岁以上的高血压人群来说，他们10年内心脑血管病的发生率最高在15%左右，降低30%的发生率，也就是把15%降低到10.5%。换句话说，如果有100个40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通过服用药物控制血压，在10年内理论上只会有4到5个人，因为控制血压而避免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另外95个人用不用药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而且，现在国际上通用的高血压标准是140/90毫米汞柱，血压比这个标准稍高10%左右，可以称作轻度高血压患者。而2012年一项针对轻度高血压患者的研究发现，他们经过了4到5年的降压药治疗，与不治疗组相比，总死亡率、冠心病发病率和脑卒中发病率，在统计学上都没有显著差别，而服药者中有9%的人，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而不得不中止治疗。
所以通过控制高血压来降低人群中的心脑血管病发病率，效果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如果考虑到降压药的副作用和服药带来的经济负担，这种控制慢性病危险因素的意义，就更值得商榷了。如果不分实际情况，对血压超过标准值的人群一律进行降压治疗，就属于典型的过度治疗，这是不可取的。
同理，对癌症的过度治疗也是如此。从2005年到2009年，我国几种主要癌症的5年生存率，相比于上世纪90年代都有显著提升，这种提升肯定离不开医学技术的进步，但作者同时指出，在超声、CT、核磁共振、特异性肿瘤标记物等先进诊断技术的使用下，很多原来没有症状的、难以发现的、进展很慢的和不会转移的“惰性癌症”被发现，这些“惰性癌症”患者的病情轻微，有的甚至在病人余生都不会引发症状和病痛，更不会致死。正是他们的存在，才整体拉升了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
一项韩国的临床调查研究就很能说明问题。从1993年起，因为在健康人群中普遍开展甲状腺超声检查，韩国甲状腺癌病人的数量迅速增加，到2011年共增长了15倍，然而在这期间，因患甲状腺癌而死亡的人数，却始终保持稳定。也就是说，新增的甲状腺癌病人，患的基本都是病情轻微，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病情表现的惰性甲状腺癌。但代价是，几乎所有被诊断出来的病人，都做了放射性治疗或者甲状腺切除手术，术后病人需要终身服用甲状腺素，其中，约有13%的人出现了各种副作用症状。
还有研究表明，如果对50岁的吸烟人群做肺部CT检查，会有50%的概率发现肺部存在结节，但按照人群10年死亡风险率推算，其中96.4%都不致命；就算是在不吸烟的人群中，CT筛检也有15%的概率发现肺部结节，但其中99.3%都不致命。作者还对比了肝癌、前列腺癌和乳腺癌等多种癌症的临床数据，总结出一个常见规律，那就是采用越先进的诊断技术，做越多的检查，就会发现越多的癌症病人，但全社会因患癌而死亡的总人数，却不会因为检查技术的进步而有明显改变。
所以，不管是对心脑血管病，还是癌症，虽然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在理论上能降低患病的风险，但针对这些疾病很容易出现过度治疗，这既会给患者家庭带来巨大负担，也会造成公共医疗资源的浪费，对社会整体福利产生负面影响。作者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加强研究的基础上，具体病例具体分析，而不应该蜂拥而上地过度治疗。
